2.1 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纵观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形成了两代财政分权理论：以Tiebout(1956)和Oates(1972)为代表的第一代分权理论；以Weingast(1995)、Qian和Weingast(1997)以及Qian和Roland(1998)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分权理论即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Oates，1999，2005；Weingast，2009；刘晓路，2007)。不过，不论是哪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财政分权对政府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和制约因素都始终是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

2.1.1 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

1.理论观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刻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时，主要强调广义资本(包括民间物质资本、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的重要性(Aghion and Howitt，1992，2006；Barro，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Howitt，1999；Lucas，1988；Romer，1990)。与此不同，财政分权理论则更多地从静态视角出发，关注财政分权对政府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Oates(1972)提出了“分权定理(decentralization theorem)”，认为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信息优势，更加了解地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公共服务成本信息，因此由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公共服务提供职能可以更好地满足Samuelson(1954)效率条件(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提高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秉承了Hayek(1948)的思想，暗含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条件：一是即便中央政府可以较好地获取地区居民偏好和公共服务成本信息，由于政治约束也无法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差别化最优提供；二是地方政府愿意并且能够依据地区居民偏好和成本效率条件提供公共服务。显然，第二个条件在现实经济中很难得到满足。Tiebout(1956)以及Brennan和Buchanan(1980)从更加现实的假设出发，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手段，不仅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本地区居民需求，也可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其中，Tiebout(1956)主要强调的是居民跨区流动性引致的“用脚投票”机制，Brennan和Buchanan(1980)则主要关注资本跨区流动性带来的对政府过度征税权力的制约。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Weingast(1995)，Montinola、Qian和Weingast(1995)，Qian和Weingast(1997)，以及 Qian和Roland(1998)等提出的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将现代企业治理理论应用到政府治理中，同样强调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认为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激励和承诺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还特别强调了实验联邦主义(laboratory federalism)的重要性，认为分权化的政府体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实验平台，不仅有助于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制度创新，也有利于规避局部的政策制度实验风险，促进经济增长(Oates，1999；Schnellenbach，2003)。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推进民主化进程，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Iimi，2005；Bodman and Ford，2006)。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分权理论都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好处，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财政分权带来的负面影响。Bardhan和Mookherjee(2000)利用一个投票概率模型指出，财政分权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产生政策偏差，这会抵消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积极影响。Bordignon，Colombo和Galmarini(2008)考察了类似问题，强调当院外活动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时，财政分权将会带来较大的政策扭曲。Cai和Treisman(2005)对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理论忽略了地区禀赋差异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他们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证明了财政分权对不同禀赋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不相同——财政分权会激励禀赋较好地区的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友好型”政策，但也会促使禀赋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掠夺性政策。Albornoz和Cabrales(2013)认为，虽然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而言具有信息优势，但这种信息优势能否转化为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还取决于地区间政治竞争的强度以及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当地区间政治竞争较弱进而地方政府责任感较差时，财政分权将导致更多的地方腐败和效率损失。Wang(2013)则关注财政分权对不同级次政府行为的影响差异。他利用一个多级政府的政治经济模型发现，财政分权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有所不同，这可能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例如，较高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削弱中央政府吸引外资的激励，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则有助于避免地方政府被外资企业这一利益集团所“捕获”)，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Joanis(2014)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分权化改革时往往并不彻底，突出表现在中央政府经常会参与甚至干预地方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等)的提供，此时地方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效率以及它们的行为互动。他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政治代理模型，发现这种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重叠的部分财政分权(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会干扰选民对本地区政府绩效的正确评价，因此无法有效约束(甚至会加剧)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带来较低的地方政府效率。Cai等(2009)则对实验联邦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由于存在信息外部性和政治风险，财政分权会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度创新——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度实验能够得到中央政府很好的政治支持承诺)，财政分权才会鼓励地方政策制度创新。González，Hindeiks和Porteiro(2013)则从政治预算周期(political budget cycle)的角度讨论了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指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政治预算周期倾向于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带来更大的财政政策扭曲和宏观经济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都是从静态视角出发，强调财政分权会改变行政和经济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但并没有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动态之间建立起直接、正式的理论联系。Oates(1993)首次明确指出，既然财政分权从静态视角来看可以带来行政和经济效率的改善，那么就一定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Davoodi和Zou(1998)将这一思想模型化，首次将财政分权纳入到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内，从动态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对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拓展，将政府支出划分为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并同时纳入到生产函数中，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即产出弹性)之比，过高的财政分权水平将会阻碍经济增长。Zhang和Zou(1998)以及Xie，Zou和Davoodi(1999)采取了类似的分析框架，Gong和Zou(2002)则进一步将这一分析框架拓展到多级政府框架，也得到了相似结论。Qiao，Martinez-Vazquez和Xu(2008)同样在一个多级政府框架内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这是以扩大地区财力差异为代价的。^注17 Brueckner(1999)则利用一个代际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OLG)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财政分权会改变年轻和年老两代人的税负水平，进而改变他们的储蓄行为以及整个经济的资本强度，但不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不过，他在后续的一项研究中同样利用OLG模型强调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Brueckner，2006)。

由此可见，无论是静态视角还是动态视角，已有理论研究都没有对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结论。事实上，正如Oates(1993)指出的，财政分权从理论上讲对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潜在影响能否转化为对现实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很多重要条件。Rodden，Eskeland和 Litvack(2003)认为，财政分权是否有助于提高政府和经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和财政体制等制度安排。Weingast(2009)也承认，并非所有国家的财政分权化改革都可以实现促进和保护市场发展的作用，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能否成立还取决于一些较为严格的制度条件——是否具有统一的国内共同市场、地方政府是否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以及地方政府是否拥有制度化的政治自主权等。

2.经验证据

正是由于已有的分权理论对于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提升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还存在着较大争议，这促使经济学家们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以期更好地揭示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Oates(1995)进行了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他以40个国家1974—1989年间的数据为基础，以地方政府自有财政收入占一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对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后，大量经验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运用各种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致看法。^注18

一些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基于17个单一制国家与13个联邦制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Yimaz(2000)发现较联邦制国家而言，单一制国家的财政支出分权(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更为突出的促进作用。Thieben(2003a)以21个发达国家1973—1998年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财政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点。Thieben(2003b)基于26个发达国家1981—1995年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Iimi(2005)指出，以往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财政分权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构成了财政分权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Oates，1972；Panizza，1999；Eller，2004)，而且增长回归模型中也往往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这些都导致财政分权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的内生性。以51个国家1997—2001年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Iimi(2005)利用工具变量法较好地校正了这一问题，发现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此外，针对已有研究大量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Akai和Sakata(2002)认为这无法很好地消除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各种制度上的差异造成的影响，因此可能存在较严重的估算偏差问题，主张以单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他们认为美国各州的文化历史差异较小，使用这种异质性较小的数据能够更加准确地捕捉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运用美国50个州20世纪90年代的面板数据构建了4个财政分权指标(包括两个标准的财政收支分权指标以及基于地方自有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重构造的两个收入分权指标)，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Desai，Freinkman和Goldberg(2003)考察了俄罗斯80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借鉴Lin和Liu(2000)的做法，以财政收入留成率(revenue retention rates)即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提留的收入比例，作为财政收入分权的度量指标，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当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较高时，财政收入分权的影响变为负的。类似地，Gemmell，Kneller和Sanz(2013)基于23个OECD国家1972—2005年间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财政收入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分权则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越小，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且这种不利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高素质的地方政府官员有关(Litvak，Ahmad，and Bird，1998；Weingast，2009)。Davoodi和Zou(1998)以1970—1989年间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发达国家这种负效应并不显著。类似地，Enikolopov和Zhuravskaya(2003)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良好的政党制度。他们的研究是以21个发达国家以及70个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1975—2000年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校正了内生性问题。Rodríguez-pose和Ezcurra(2011)以1990—2005年间21个OECD国家为样本，考察了财政支出分权(包括总支出和教育等各类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无论是支出分权还是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过，他们使用的是OLS方法，忽略了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在现实经济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复杂，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水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有关，因此，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事实上，Davoodi和Zou(1998)，Oates(1999)，以及Xie、Zou 和Davoodi(1999)认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这一理论预测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Akai，Nishimura和Sakata(2007)基于美国50个州1992—1997年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形”关系。Xie、Zou和Davoodi(1999)则认为，美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可能恰好处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水平上(即“倒U形”曲线的顶点)，体现为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研究同样是基于美国50个州的面板数据，但样本期为1948—1994年间。Wang(2013)利用121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而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Bird(1993)在一项关于东欧转型国家的实证研究中指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理论预测的复杂；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明确判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影响。Woller和Philipps(1998)运用23个发展中国家1974—1991年间的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Bodman和Ford(2006)基于18个OECD国家1996年的横截面数据以及1982—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5)利用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2—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有助于物价稳定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不过，这些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财政分权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具有稳健、显著的直接抑制作用，但间接影响并不显著，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Feld，Kirchgssner和Schaltegger(2004)以19个OECD国家1973—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结合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改进了财政收入分权的度量指标，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中央与地方收入共享明显不利于经济增长，这凸显出地方政府税收自主权的重要性。Thornton(2006)也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利用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财政收支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水平的度量指标，忽略了地方政府实际拥有的税收自主权，因而可能夸大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他运用19个OECD国家1980—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依据地方政府对税基和税率的控制程度构造了新的财政收入分权指标，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Filippetti和Sacchi(2013)利用20个OECD国家1973—2007年间的数据考察了行政和政治制度安排对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发现税收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行政和政治分权水平——只有当行政和政治分权水平较高时，税收收入分权才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则不利于经济增长。Asatryan和Feld(2014)认为，以往的实证研究没有很好地解决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得到的结论普遍存在偏差。他们以23个OECD国家1975—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贝叶斯模型平均的方法(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pproach)发现，财政分权(利用地方拥有全部或部分税基或税率自主权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以及传统的财政分权指标加以度量)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稳健的影响。不过，他们的研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财政分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由此可见，已有实证研究采取的计量方法、样本以及财政分权度量指标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无法得到一致结论也在情理之中(Esteban-Laleona，Frutos-Madrazo，and Miguel-Bilbao，2011)。特别值得指出的是，Feld，Baskaran和Schnellenbach(2009)进行了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收集了1998年以来正式发表(包括发表于学术期刊和著作中)的学术论文、工作论文、政策报告以及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等26项关于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所谓的元分析(meta analysis)^注19。他们在分析中详细区分了各项研究在样本国家(跨国、单一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等)、样本数据(时序数据、横截面数据、面板数据以及样本期等)、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GDP增长率或其他指标)、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财政收支的比重、是否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是否考虑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自主权以及其他指标)、控制变量、估算方法(OLS、固定效应以及是否校正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等)以及估算结果(回归系数、标准差和显著性)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分析表明，已有实证研究并没有提供关于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证据，不同方法特别是使用不同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得到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他们进一步指出，目前这类研究至少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如何完善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以更好地捕捉和刻画地方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收支自主权；^注20二是如何有效校正财政分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三是如何清晰、明确地揭示出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作用机理以及制约因素。

2.1.2 财政分权的作用机理

就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强调财政分权及其制度安排蕴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目标定位以及行为选择的深刻影响，普遍认同财政竞争机制和公共池机制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影响机制。^注21

1.财政竞争机制

目前，关于财政竞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对于财政竞争是否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经济增长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财政竞争会迫使地方政府采取“避高就低(race to the bottom)”^注22的竞争策略，导致无效率且低水平的政府收支规模以及扭曲的支出结构，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类文献秉承了传统公共经济学的做法，假定政府是“仁慈的”，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注23 Wilson(1986)，Zodrow和Mieszkowski(1986)，Mintz和Tulkens (1986)以及Crombrugghe和Tulkens(1990)基于这一假设构建了标准的财政竞争模型，指出在资本具有良好的跨区流动性的情况下，与合作均衡相比，非合作竞争均衡下各地区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进而导致地方公共服务处于无效率的低水平状态，不利于经济增长。基于类似假设(即资本具有良好的跨区流动性而居民的跨区流动性较差)，Keen和Marchand(1997)以及Borck，Caliendo和Steiner(2007)进一步指出，辖区间财政竞争不仅会导致地方实际有效税率和地方公共服务处于无效率的低水平状态，还会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会更加注重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支出以吸引资本，而忽视与本地区居民福利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性公共服务。这种扭曲的地方政府支出行为虽然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会导致较大的增长扭曲，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基于已有的理论和经验事实，Wagener(2013)认为地方政府在辖区竞争中主要关注的是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绩效表现，而且会模仿其他辖区政府的政策行为。他将这些因素引入到一个标准的财政竞争模型中，发现此时即便只有较少的辖区参与竞争，财政竞争也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损失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追求相对绩效最大化和政策模仿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为了争夺资本而采取的低税负以及“重生产而轻民生”的扭曲性支出行为。不过，上述研究采用的是静态模型，并没有很好地揭示出财政竞争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影响。Kthenburger和Lockwood(2010)在一个随机的Barro(1990)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考察了财政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考虑了地区投资者的异质性(将投资者划分为两类，即风险中性的投资者以及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发现生产率冲击的方差足够大时，财政竞争将导致较高的均衡税率水平，抑制经济增长。

与上述观点不同，Tiebout(1956)认为财政竞争是有益的。他假设居民具有良好的跨区流动性，因此可以依据各地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税负水平选择居住地，这种“用脚投票”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在不提高地区税负水平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吸引更多的居民迁入本地区，因此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Tiebout(1956)认为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够带来效率改善和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财政分权引发的财政竞争可以作为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较高的迁移成本使得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机制在现实经济中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事实上，很多研究指出，这一机制可能只适用于迁移成本很低的美国(Oates，1999)。Brennan和Buchanan(1980)同样强调财政竞争是有益的。但与Tiebout(1956)不同，他们假设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并且认为政府本质上是利维坦式的自利者，追求的是财政收入规模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分权引发的财政竞争有助于约束地方政府的过度征税权力和自利性行为，迫使其采取更加合理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Weingast(1995)、Qian和Weingast(1997)以及Qian和Roland(1998)等同样认为地方政府并非“仁慈的”，而是存在着自身政治和财政利益，在假设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提出了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强调财政分权有助于强化地区间财政竞争和财政激励，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持和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企业投资存在着调整成本，而且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的目的也会对企业迁移和资本流动施加各种限制，因此资本并非是完全流动的。有鉴于此，Lejour和Verbon(1997)构建了一个资本不完全流动的两地区财政竞争模型，不仅考虑了已有财政竞争文献强调的财政外部性，还特别引入了所谓的增长外部性(即一个地区对本地区资本征税不仅会减少本地区的投资，也会对其他地区的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发现财政竞争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取决于这两种外部性的大小对比——若财政外部性更大，财政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若增长外部性更突出，财政竞争将阻碍经济增长。Rauscher(2005)在Brennan和Buchanan(1980)的模型基础上考虑了投资调整成本，发现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Becker和Rauscher(2013)则将Wildasin(2003)提出的资本不完全流动的财政竞争模型与Romer(1986)提出的“干中学”增长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个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考察了税收竞争对资本税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传统观点不同，他们的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性与资本税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特别地，当消费的跨时替代弹性小于1时，资本流动性减弱反而会导致较低的资本税率，因此通过限制资本的跨区流动无法有效校正政府“避高就低”的竞争性行为；税收竞争有助于增强资本的跨区流动性，因此有利于经济增长。

就实证层面而言，大量研究致力于估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反应函数，以识别和检验财政竞争是否存在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策略行为互动模式，探究财政竞争机制在决定地方政府行为中的重要作用。Case，Rosen和Hines(1993)较早考察了这一问题。他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估算了美国州政府的支出政策反应函数，发现美国各州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确实存在着策略互动，从而证实了财政支出竞争的存在性。此后，大量研究利用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Murdoch，Rahmatian，and Thayer，1993；Baicker，2005；Solé-Ollé，2006)。其中，Solé-Ollé(2006)考虑了两类财政支出外部性，即地方公共服务提供带来的收益外部性(benefit spill￣overs)和相邻辖区公共服务拥挤带来的拥挤外部性(crowding spill￣overs)，基于西班牙地方政府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两种外部性均显著存在。还有一些研究特别考察了地方政府在各类支出方面的竞争性行为。例如，Borck，Caliendo和Steiner(2007)以及Ermini和Santolini(2007)分别基于德国县级政府数据和意大利城市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别的支出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竞争行为模式——在公共安全支出和基础设施支出方面更多地表现为策略互补模式，在社会福利支出方面则具有明显的策略替代性。Fiva和Ratts(2006)利用挪威434个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空间计量模型，估算了地方政府在福利标准和实际福利政策方面的反应函数，发现地方政府存在显著的福利竞争性行为，但他们认为这种福利竞争并非一定就是“避高就低”的。与之不同，Dahlberg和Edmark(2008)以瑞典城市数据为基础，在利用一个外生的政策变化构造了工具变量并较好地校正了福利政策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地方福利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避高就低”的竞争特点。

关于税收竞争，早期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地方税收政策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Brueckner and Saavedra，2001；Revelli，2001；Buettner，2003)。例如，Carlsen，Langset和Ratts(2005)使用1996—1998年间挪威的城市数据和企业数据，考察了地区税负水平与企业流动性的关系，发现企业流动性较差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税负水平，这为税收竞争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证据。Edmark和gren(2008)基于1993—2006年间瑞士283个地方政府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瑞士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所得税政策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这主要是税收竞争机制在发挥作用。然而，Lyytikinen(2012)认为，以往的研究没有很好地校正内生性问题，因而有可能高估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程度。他利用工具变量法仔细校正了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论是芬兰的地方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财产税竞争。类似地，Isen(2014)在利用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方法很好地校正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美国俄亥俄州的地方政府(包括县、市和学区政府)在所得税、财产税和销售税方面存在着竞争性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经济中，地方政府并非单独而是会同时使用税收—支出一揽子政策工具来争夺稀缺资源。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行为与税收竞争行为应是同时决定的，并存在着相互影响。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单独考察税收竞争或是财政支出竞争，即便同时考察了这两种竞争也往往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Bénassy-Quéré，Gobalraja和Trannoy(2007)以及 Gomes和Pouget(2008)较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没有给出正式分析。直到Hauptmeier，Mittermaier和Rincke(2011)才首次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就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二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利用德国地方政府数据估算了一个两维的财政政策反应方程(即将营业税税率与基础设施支出视为共同决定的内生变量)，发现地方政府的营业税和基础设施支出竞争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当其他辖区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时，地方政府也会增加本辖区的基础设施支出；但当其他辖区降低营业税税率时，地方政府不仅会降低本辖区的营业税税率，还会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除了检验财政竞争是否存在以外，还有一些研究直接考察了财政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Feld，Baskaran和Dede(2004)以瑞士26个州1980—1998年间的数据为基础考察了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税收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De Rin，Giacomo和Sembenelli(2011)运用17个欧洲国家1997—2004年间的企业数据考察了企业所得税竞争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发现企业有效平均税率降低有利于新企业的创建。依据Schumpeter(1942)以及Aghion和Howitt(2006)提出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增长理论，企业进入会带来质量改善型创新(quality-improving innovation)，促进经济增长。不过，De Rin，Giacomo和Sembenelli(2011)发现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阈值效应——当有效平均税率高于一定水平后，这种促进作用将不复存在。Grassmueck和Shields(2010)采取了比较新颖的做法。他们以美国城市1992—2002年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辖区数量作为财政竞争程度的度量指标(辖区数量越多意味着财政竞争程度越高)，发现财政竞争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他们的研究没有很好地校正城市辖区数量的内生性问题。最近，Hatfield和Kosec(2013)以美国城市1969—2006年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同样利用城市辖区数量度量财政竞争程度，并运用小河流的数量作为辖区数量的工具变量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虽然学术界在刻画财政竞争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迄今为止，由于方法论的制约，还鲜有研究将财政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实证分析框架内，因此并不能很好地澄清财政分权→财政竞争→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这一完整的机制链条是否成立。这也是今后此类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难题。

2.公共池机制

前文指出，Brennan和Buchanan(1980)将辖区间财政竞争视为一种约束地方政府自利性行为的有效机制。然而，这一约束机制在现实经济中往往很难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在一个多级政府框架下，不同级次的政府会通过合谋来规避这一约束——较高级次的政府会掌控大部分财政资源而只赋予较低级次的政府较大的支出自主权，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其财力的不足(Ehdaie，1994；Grossman，1989)。这样的财政分权体制安排会引发公共池问题——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出现纵向财政失衡，更加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务等公共池资源；这会弱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割裂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收益联系，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将本地区公共服务成本通过这些公共池渠道转嫁给其他辖区居民(Weingast，Shepsle，and Johnson，1981；Rodden，Eskeland，and Litvack，2003)。虽然一定程度的纵向财政失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有益的(其为中央政府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但严重的纵向财政失衡会导致较大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突出表现在财政支出的过度扩张以及较低的税收努力)和效率损失(Stein，1999；Rodden，2003；Rodden，Eskeland，and Litvack，2003；Fiva，2006；Jia，Guo，and Zhang，2014)，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便是已有文献所强调的公共池机制。

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池机制能否实际发挥作用以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性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政府组织结构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有关。Stein(1999)，Rodden(2003)以及Rodden、Eskeland和Litvack(2003)指出，如果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规则性和透明性较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主要取决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地方政府可以更容易地将财政成本转嫁给其他辖区，公共池问题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性影响会更为严重。Bordignon，Cerniglia和Revelli(2003)以及Bucovetsky和Smart(2006)进一步指出，即使财政转移支付是按照既定的公式分配资金(如均等化转移支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辖区间财政竞争，削弱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而且，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着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当中央政府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力不足时会释放出较强的“救助信号”；尤其是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中央政府无法真正做到任由地方政府破产而不管，那么将产生严重的中央救助问题^注24，进一步强化公共池效应。事实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烈反对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认为这是政府合谋的典型产物。Weingast(2009)也指出，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到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否则将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注25

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制度环境，政府组织结构同样对公共池问题具有重要影响。Weingast，Kenneth和Christopher(1981)较早研究了政府组织结构对公共池问题的影响，提出了所谓的“1/n法则”——当某一辖区的公共投资来自上级政府的预算拨款时，该项目的收益完全由本辖区居民享有，成本却可以转嫁给其他辖区居民，所以来自该辖区的政府议员在进行预算审议时更倾向于增加这类公共投资项目；因此，辖区政府数量越多，公共池问题及其带来的政府规模扩张越严重。此后，大量文献进一步就民主政治体制对公共池问题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Baron，1991；Persson，Roland，and Tabellini，1997，1998，2000；Alesina and Perotti，1999；Ricciuti，2004；Rodden，2005)。^注26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议会制更容易导致公共池问题以及政府预算规模的膨胀，总统制通过权力的适当集中有利于校正公共池问题及其带来的政府行为扭曲。与上述研究不同，Perotti和Kontopoulos(2002)特别考察了预算执行主体数量的影响，指出影响公共池问题的主体不仅包含立法会成员(即议员)，还包括预算执行单位(即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这些预算执行主体的数量越多，采取的博弈规则越复杂，公共池问题越严重。他们将这一机制称为政府分拆机制。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Perotti和Kontopoulos(2002)强调的政府分拆机制与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的财政竞争机制(也称为政府分拆机制)的理论预测(地方政府数量越多，财政竞争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规模就越小)完全相反。

上述研究较好地刻画了财政分权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带来的公共池问题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公共池资源(即不同级次政府共享税基)带来的影响(Berry，2008)。在一个主要依据地域管理原则构建的多级政府体系下，不同级次的政府拥有相同的税基，这会导致纵向财政外部性(vertical fiscal externalities)和公共池问题。^注27 Knight(2006)称之为“公共税收池问题(common tax pool problem)”。Cassing和Hillman(1982)、Flowers (1988)以及Keen(1998)较早地考察了这种公共池问题及其对地方政府税收政策行为的影响，指出这更容易引发地方政府的过度征税行为。不过，Cassing和Hillman(1982)以及Flowers (1988)的研究是基于Brennan和Buchanan(1980)的分析框架(即认为政府是利维坦式的“怪兽”)，Keen(1998)的研究则是基于标准的财政竞争分析框架(即假设政府是“仁慈”的)。Keen和Kotsogiannis(2002)将标准的财政竞争模型拓展到一个多级政府框架下，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辖区间横向财政外部性和不同级次政府间纵向财政外部性对地方税率水平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当整个经济的总税基对地方税收政策足够敏感时，纵向财政外部性的影响将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引发地方政府的过度征税行为；而当税基的辖区间流动性足够大时，横向财政外部性的影响更为突出，从而导致过低的税率水平。Devereux，Lockwood和Redoano(2007)同样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同时考察了横向和纵向财政外部性，但关注的是这两种财政外部性的存在条件。他们发现，当消费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以及辖区间套利的激励较弱时，横向财政外部性较强，相反，则纵向财政外部性较为突出。总体而言，目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比较少。不过，这类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论及纵向政府级次的影响，但均暗含着适当减少政府级次有助于减少公共池问题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这与Brennan和Buchanan(1980)以及Shadbegian(1999)的观点是一样的。

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公共池问题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的经验检验上。Grossman(1989)、Ehdaie(1994)、Stein(1999)、Jin和Zou(2002)、Rodden(2003)以及Fiva(2006)发现，较高的纵向财政失衡将导致较大的政府支出规模；Eyraud和Lusinyan(2013)发现较高的纵向财政失衡会导致政府原始赤字规模的增加，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收入自主权则有助于减少政府原始赤字规模。上述研究较好地验证了公共池机制的存在性，但这些研究或者是基于单个国家的时序数据或者是基于跨国样本，因此并不能很好地捕捉公共池问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而且忽略了纵向财政外部性和公共税收池问题。Brülhart和Jametti(2006)利用瑞士城市地方政府的税收数据检验了横向和纵向财政外部性的存在性，发现相对于横向财政外部性而言，纵向财政外部性更为突出，意味着公共税收池问题对瑞士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Devereux，Lockwood和Redoano(2007)发现美国州政府的烟草税政策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即呈现出较强的横向财政外部性，州政府的燃油税政策则受联邦政府政策的影响更明显，即存在着突出的纵向财政外部性。Berry(2008)基于美国县级政府的数据，巧妙地利用每个县内辖区重叠的、具有征税权的特定职能政府^注28(如学区政府)的数量与城市数量的比值来度量横向财政外部性和纵向财政外部性——分子刻画了纵向政府分拆程度(捕捉了纵向财政外部性)，分母刻画了横向政府分拆程度(捕捉了横向财政外部性)；发现这一指标越大，县级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越大，这很好地揭示了公共池问题(特别是公共税收池问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的扭曲性影响。

由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在公共池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理论联系，因此目前学术界还普遍缺乏就这一机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注29事实上，只有Jin和Zou(2005)以及Gemmell，Kneller和Sanz(2013)隐含地涉及了这一问题。Jin和Zou(2005)运用中国省份数据发现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不匹配程度越高(即纵向财政失衡越严重)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不过，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引入纵向财政失衡，而是依据财政收支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推断出这一结论。相反，Gemmell，Kneller和Sanz(2013)基于23个OECD国家1972—2005年间的数据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OECD国家普遍是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大于财政收入分权水平，因此这意味着财政收支分权越匹配越有利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