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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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改造”决策是如何出台的

黄 铸

我从1957年到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调查工商联问题,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利用工商联对私营工商业发挥列宁所说的统计和监督作用,受到李维汉同志的重视。其后我多次协助李维汉同志工作。如跟随他进行工商联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参加起草中央关于工商联问题的指示、工商联组织通则及其说明。我还多次参加李维汉同志对其他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其中1953年到上海等地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调查,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次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是李维汉同志对党的历史的一大贡献。

1953年4—5月间,李维汉同志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等同志,我也是调查组成员之一。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52年6月对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同志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这次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待了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大家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李维汉同志反映给中央。为此,李维汉同志于4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与政府之间等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武汉登记失业和求职的约8万人,估计今后还会不断增加。王任重同志和李雪峰同志都认为,如何使失业工人不出问题,是一个难题。他们指出,劳动就业登记和统一调配,行之过早,范围过宽,限制太死。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原非登记之过,但登记之后,他们就取得合法权利向政府要饭吃。登记的范围过宽,把应属社会救济范围以及一些家庭妇女也登记进来,扩大了失业队伍。再加上统一调配过死,使登记和调配成为谋生的唯一出路,原来可以自己找到出路的,都转向政府要求工作。他们还指出,武汉不适当地把季节工和临时工变成固定工人,一方面胀死小企业,另一方面使这些人在乡下失去分地的机会。应改变这种做法,允许季节工和临时工存在。不过,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国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原料、市场和金融命脉。上海人民银行行长谢寿天、工商局局长蔡北华等同志说,今天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上海机器制造业,只要国家加工订货停止,就要大部垮台;只要我们不配售铜料,就可以扼死37个行业。我们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二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三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四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同志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讨论中,对发展公私合营问题也曾经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个别同志认为发展公私合营不利于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上海调查之后,我们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我们回到北京后,5月27日,李维汉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根据上海调查的成果,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报告还指出:“我们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的过渡形式,又有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的过渡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两种主要的过渡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私有生产的过渡形式。”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公私合营过去“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要年年发展。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同志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不同意见,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同志为全国党的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李维汉同志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同志来帮忙。胡乔木同志对文件的结构提出了系统的意见,指出首先要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即说明:第一,它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和改造。第二,它是人民国家的资本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不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联系,只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因而产生了利用的可能。它又不同于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反革命,不能没收,也没收不了。胡乔木同志还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过去我们腾不出手来,没有多管,但很重要,应多做工作。要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就要把它纳入计划,而这又很复杂,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项工作拿起来。叙述如何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可分高、中、低级形式来说,由低到高,稳步地、积极地进行。对于公私合营,应实行积极的方针。胡乔木同志强调,监督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中间阶段,要积极找出经验来,如劳资协商、增产节约委员会、派监督专员,都是可试验的方法。大批加工订货,不监督不行。草案稿写出一部分后,送给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同志,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其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简称《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同志和我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关于《意见》的题目,李维汉同志起初定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理由是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7月间,李维汉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同志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同志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同志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同志在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个讲话也是由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的。讲话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李维汉同志的这个讲话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会前,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同志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指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生事物,要大喊大叫。

李维汉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同志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资本家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

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大家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为之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