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庄子对人之处境的分析
庄子绝非是一个冰冷而消极的人,他不过是用一种至高至远的视角来体察我们所在的人间世,得出与大道相贴合的观点,以为安身立命之道。事事显于心,事事发于心,庄子对于人之处境的描述体现于其对人之种种“负累之心”的观察。《庄子》论心大概分为两种含义截然不同的属性:一者可当是合于天道、虚室生白的心,诸如“真君”“常心”“灵府”“灵台”等(注:分别出自《齐物论》:“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悦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德充符》:“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55~56、192、212、662页。);另一者便是失道之心,诸如“成心”“贼心”“机心”等分别出自《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天地》:“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6、432、433页。)。庄子认为人心本是虚空合道的,但由于外物所累,奔驰于名利浮华而不复虚静,需要回归于道的本原,才能归真而自由自在。因此心并非一分为二为两种,真正的心只是最朴的一颗。二者只是在状态上有所差异——本初之心和被物所累而去本已远的心。徐复观说:“我觉得庄子的意思,是认为心的本性是虚是静,与道、德合体的,但由外物所引而离开原来的位置,逐外物去奔驰,惹是招非,反而淹没了它的本性,此时的人心,才是可怕的。”(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341页。)因此,一个人若想返璞归真找回本心,让心回复于无限的自由,从而安顿劳累的生命,首先要认清心被何事所累,为何物相挟,从《庄子》中我们可以探知其然。
(一) 外物之累
外物是生活中最为直观和显著的累赘。为外物所累的心有太多的贪欲杂念,“凡外重者内拙”(注:《达生》,642页。),对物欲有过多追求之人的内心是奔涌不止的,事事处心积虑,心迷神乱而难有所成。庄子感叹这些人曰:
这些人自以为追逐生命之安乐而“莫之能止”,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低的境地里,只见生命之一隅,没法站在至上的道的高度上安身立命,最终无成于自由之乐,无疑是很可悲的。在物质条件作为生活基础的社会中生存,人们往往身处于追名逐利的大环境中,易陷于相对低矮的境地,目光之所及被身旁的人和周遭的事限制住,不得不加紧脚步追逐世俗之物欲,最终身为物役而不知生活的归属,身体与日俱疲而“心与之然”。“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注:《达生》,695页。),无论是哪一个时代,身处何地,只要有了利益的召唤,很多人并非都能守得住内心本来的意愿,此时外物方面的诱惑就成了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的屏障。
与这些人相对的是庄子眼中的“真人”,《大宗师》云:
睡能无梦,气息沉着而深至足跟,这跟那些“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之人的“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注:《齐物论》,51页。)构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张默生云:“凡无修养之人,议论为人所屈,则其言之吞吐喉间,如欲呕然。”又引成玄英云:“凡情欲深重者,必机神浅钝。”(注:张默生:《庄子新释》,193页,济南,齐鲁书社,1993。)终日心驰神躁,自不得安闲,心灵无法冲破层层物欲的隔膜而嗅到自由自在的气息,即使双眼紧闭也不禁浮想联翩。常识告诉我们,最舒适、放松身心的睡眠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畅快,而若是夜夜多梦,即使是梦到荣华富贵,声名漫天,觉起之时也未免感叹唏嘘而心神疲倦。而往往大多数人偏属于后者,王博对这一段有精妙之评:“真人的天机是深深的,可以深至于踵;众人的天机是浅浅的,也许只是到达喉咙。而喉咙以下,则完全被嗜欲所充满。”(注:王博:《庄子哲学》,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二) 形体之累
抛开物质上的贪恋,对于外貌和寿命上的苦苦追求是人们通向逍遥之境的另一大阻碍。我们常人所追求的是容貌和形体上的美感,楚汉以腰细为美,明清以小脚为美,然而这些对于美的追求在庄子看来都是矫饰而不自然的。庄子的美是淳朴的、保持天性自然的美,在庄子看来,生老病残是天道自然之规律,我们如果顺之自然,便能安然处之不为其所累,但若逆天道欲改变身形的本然状态,或打破死生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处心积虑,徒增一大烦恼。《人间世》里面有一个残疾人的形象——支离疏:
世上怕是再无一人比支离疏更称得上残疾了,脖子埋到了肚脐,头也比肩膀矮,而背朝天。然而这样一个世人眼中可怜可悲之人,却拥有了常人不能所及的益处,战乱募征之时,人们焦虑无策,他却闲庭信步,甚至能多得救济,安身于乱世而有所善终。这一方面说明了身形如何自当顺其天然,没有逆改之必要,也就不足成为心归真的羁绊。另一方面也引我们想到,无用的形体竟有这样多的好处,一颗无欲无求无用的心岂不更妙,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宗师》篇中提到的子舆,驼背肩高又面缩于脐,他却感叹道:“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注:《大宗师》,258~259页。)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庄子并非排斥对生命的保全,《养生主》开宗明义:“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注:《养生主》,115页。)既要保全身形性命,又不能为其所限,庄子强调的是忘形,不劳形而形自正。但是无论保全与否,生命终将走向尽头,这便有了死生的问题。形体走向衰亡的必然性,使得一般人贪恋生而恐惧死,这畏惧之心一层层累积,成为通向逍遥的负累。庄子处在兵荒马乱的战国中晚期,死亡对于当时人们的冲击日日以见,如翦伯赞云:“一次战役中被斩首的士兵是数万或数十万,正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注:翦伯赞:《中国史纲要》,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在宥》篇云:“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注:《在宥》,377页。)在这种环境下的世人,惶惶于随时可能被剥夺的生命,都不免会产生贪生畏死的心理。即使不被飞来祸事夺去生命,人们对于终将到来的死亡亦是极为惶恐。庄子也曾同常人一样为妻子之死而悲痛,但他知晓死生乃天地之道,如同草木荣枯,四时流转,便安于自然之运转,与道相合,便能“鼓盆而歌”:
庄子看待生死乃是从“道通为一”(注:《齐物论》,70页。)的角度去理解。《齐物论》中庄子认为细小的草茎和高大的庭柱并无不同之处,丑厉与美西施也无差别,成玄英疏:“今以玄道观之,本来无二,是以妍丑之状万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为一也。”(注:《齐物论》,71页。)无偏见地视万物为一,生与死也就没有分别,它们都是自然之道运行中的环节,是“气”的聚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733页。),“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注:《德充符》,205页。)?在庄周梦蝶一段中,亦人亦蝶正似亦生亦死,人与万物齐一并无不同,物我界限一旦消解,人便与物融而为一。曹础基曰:“物化,化为物。指大道时而化为庄周,时而化为胡蝶。”(注:曹础基:《庄子浅注》,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世人正是不懂得“物化”之理,才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恐惧,让死生之困成为通向至高逍遥之境的一道鸿沟。
(三) 情知之累
观人之处境就不免透析人的心境,任何外在的形式体应在内心都会产生喜、怒、哀、乐等波折不定的情绪,这些情绪或多或少地影响人的行为,乐极易生悲,怒盛易生事,许多令人追悔莫及的事都是由于本心被情绪一时蒙蔽而做出的,情就成为心的一大负累。《庄子》中描述过各种各样的心思: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是难以被常人所控制的,“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注:《知北游》,765页。),所以能抛喜怒常情于心外者,则是合道之至人,《刻意》曰:“故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注:《刻意》,542页。)《人间世》亦曰:“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注:《人间世》,155页。)庄子一语既道出人之常情难以避免,亦道出如何走出情的层层壁垒之方法,乃是安时处顺。(注:《养生主》:“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128页。)庄子之意并不是让大家成为没有情感的冷冰冰的人,而是要不为情所累,不因自己的爱好大喜伤身,也不因自己的厌恶而憋出内伤。(注:《德充符》:“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21页。)
人与外界接触,除了触物生情,还会生发各种认知,庄子曰:“知也者,争之器也”(注:《人间世》,135页。),世人往往固执于一己之知,而使自己陷入无休无止的辩论与斗争,生命的本真便在这你争我斗中被负累。人心巧知,往往是思虑万千,惴惴不安,《齐物论》曰:
拘于智巧的人斤斤计较,磨叽琐碎,“日以心斗”,有的疏怠迟缓,有的讳莫如深,有的谨言慎行。小的惧怕而惴惴不安,大的惊恐便失魂落魄。又有“喜怒哀乐,虑叹变蜇,姚佚启态”的变化无常,不知其所由来。这样的知处处惊心,王博说:“在无休止的争斗、算计、冲突和焦虑中,真正的生命被淹没了,当然有心,而且心在激烈地活动着,但这是成心。成心的活跃意味着真心的死亡。”(注:王博:《庄子哲学》,76页。)这里提到了成心,成心是可以驾驭人之形体、行动的,《齐物论》中提到:
成玄英疏曰:
人若偏执于一己之见来度万事万物,自然会处处受到制约,这成心就成了豁达开朗的累赘。人一旦有了成心,就生出是非,有了是非,便有了争辩,所以成心就是人心祸乱之始。陈鼓应曰:“物论之所以自我中心,引发无数主观是是非非的争执,产生武断的态度与排他现象,追根究底是由于‘成心’作祟。”(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成心使人有所追求,而忘记了最初的本心,就算追求到了知识,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也只是有限的俗知,而不是无形的大知。正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逍遥游》,11页。),常人容易对自己有限而狭小的见识津津乐道,如井底之蛙、蜩与学鸠般在地下或低空的视域中自得自满,而不知自己的庸浅。
(四) 命定之累
庄子“至人”的理想人格是超然世外的,而其身则必然要处于世中,《人间世》云:
在庄子看来,人自生下来就系于父子君臣的自然关系中,孝敬双亲是天性,无法从内心得以消解;侍奉君上是道义,天下无一处没有领袖的存在,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负累,是无法逃避的。(注:刘笑敢说:“命不是客观意志赏善罚恶的结果,而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必然性。”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德充符》云:“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注:《德充符》,212页。)与外物、形体、情知之累相比,命累似乎是更深一层的难以逃脱的枷锁。这枷锁是天赋予的,无处可藏也无法摆脱。王博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无奈的,特别是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但从一方面来说,认识到限制正是追求和获得自由的前提。”(注:王博:《庄子哲学》,26页。)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天命之累,庄子才选择了一条既不逃又不进的道路,仿佛存在于同一时空境域下的另一平行维度空间中,又好像是身处我们日常活动范围更高一些的地方俯看着社会运行。这一段与世俗的距离决定着人们是否为不可逃的命数所限制,若看到了这一段距离,便有了能够用功修养的方向,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注:《人间世》,155页。),钟泰曰:“既告之以安命,又进之以忘身。忘身安命,则尽性矣。尽性者,生死一齐,又何暇悦生而恶死乎!”(注:钟泰:《庄子发微》,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能够安命之人则体悟了自然的大道,从而不仅不受命数的负累,还能够超脱生死,齐一万物,这便是下一节庄子的工夫修养所要探讨的内容。
以上为庄子对世人存于世之处境的描述,揭示出了阻碍在通向逍遥之境途中的种种负累之心,这些心上的偏执或贪求名与利,或陷于身与形,或在万千情绪中激荡,或在狭小空间中奔走。有了这层层叠累,心便常常荡漾不得停歇,与日去道甚远,要想回到心的本初状态,返璞归真,需要工夫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