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象数易占中“象”的异趣

李元骏（注：李元骏，2015级博士生。指导教师：黄克剑。）

易学在两汉时期，主要表现为象数易学。其在实际运用中，又常体现为据象数理论而进行的易占。这种易占，曾一度广受信服，乃至见用于庙堂之上，影响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某些重要决策，可谓盛于一时。但是，到了东汉后期，虽然这种占卜仍不断被大臣借以作为劝谏或谄惑君主的依据，但君主往往不以为然；某些士人，也开始表露出对那些曾被视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占理论之失望，认为其不能反映真实而使人趋利避害。自魏晋以降，这些易占理论便罕被使用了。汉代象数易占归于式微的缘由，并不全然在于众人渐趋理智、不信占卜，而亦在于其理论存有内在的缺陷。这种理论缺陷，值得被彰显出来。同时，与占卜之用的密切联系，也是汉代象数易学区别于其前的《易传》与其后的王弼之学的一大特点。因此，于汉代象数易占理论处作集中的分析，亦有益于吾人对汉易进行更深刻的认知。

《周易》古经成书后，其文本固已以其含有卦爻象而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思想性文本。《易传》则对“象”加以诠释，彰明了古经文本的这一特点，此外又记录了所谓大衍筮法——此类易占方式在先秦即被广泛使用。与其相比，汉代象数易占理论存在很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均可归于对“象”的不同认识。所以，要考察汉代象数易占之理论，其关节就在于体认其用“象”的异趣。

若要探知汉代象数易占中“象”的异趣之所以为异，就先要辨析《易传》在更早的时候对《周易》古经之“象”作出的论述。若要真切地了解《易传》论“象”的理路，就不免要兼而了解其对古经之“言”“意”的体认。另外，无论是区分《易传》与汉易对“象”的不同认识，还是区分《易传》筮法与汉代象数易占理论之别，都少不得要牵涉到“不可为典要”这一《易传》所阐示的原则。笔者乃从此处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