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孟：一个开明的重商主义者
17世纪20年代前后，英国遭遇过一场经济萧条。从1618年到1620年，伦敦出口的布匹由102300匹减少到85700匹，两年后继续减少到75600匹。一场关于这场经济萧条的原因的论战在政界和商界展开。经济萧条的原因被归结为国内货币供应不足，而东印度公司的货币出口被某些竞争对手指责为罪恶之源。
托马斯·孟（Thomas Mun，1751—1641）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他在1621年出版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在这本小册子中，孟建立了作为重商主义最重要基础理论的“贸易差额论”。之后，孟对这本小册子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写成了更加系统和严谨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在孟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在1664年出版。重商主义者们写过很多小册子，绝大多数都不过是观念的陈述和政策的罗列，很少有理论和分析价值。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少有的具备一定理论分析价值的著作。因为其中的“贸易差额论”事实上成为对重商主义观念和主张的最好阐述，这本书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东印度公司受到的最严厉的指责，就是向印度输出了货币。因为印度对英国的产品需求不大，它向印度的出口总是小于进口。在顽固的重金主义者眼里，这种明目张胆的制造逆差的行为无异于卖国。可是在托马斯·孟看来，重金主义者们未免过于眼光短浅、视野狭隘。他以为，实现顺差、实现货币的流入确实是对外贸易的直接目的，但这一目的的实现不应该仅限于一段时间或者对一个国家的贸易。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贸易确实存在逆差，但是，从印度进口的产品被东印度公司再转口出售到其他欧洲国家，所实现的货币流入大大超过对印度货币的流出。因此，从较长的时段和更广的范围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还是顺差。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孟强调，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是英国财富的重要来源。他以这样轻松的口气回应了反对者的指责：“我们倘使只看到农夫在下种时候的行为，只看到他将许多很好的谷粒抛在地上，我们就会说他是一个疯子而不是一个农夫了。但是当我们按照他的收获，也就是他的努力的最终结果，来估值他的劳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行动的价值及其丰富的收获了。”（注：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为了批判狭隘的重金主义者对于货币功能的肤浅认识，托马斯·孟似乎发展出了关于货币的资本职能的观念。他以为，货币与贸易是相互推动的，“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注：同上书，14页。）将货币投入到贸易中，通过运输、加工及销售，才能实现货币的增值——“增多货币”。他强调，如果一个国家有了贸易顺差、有了货币的流入而不再投入进口，将使国内货币供应增加，将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从而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他的这一认识，似乎有了100年后的大卫·休谟关于硬币流动的国际平衡机制的某些观念。孟的这一认识，也体现出他思想的开明和开放。
作为一个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还体现出更多开明的观念。至少他不像主流经济学视野下的重商主义者那样狭隘和浅薄。主流经济学所塑造的重商主义者，对“蒙田谬误”大多坚信不疑——在国际贸易中，一国所得就是另一国所失。柯尔培尔就坚称，要增进法国的利益，就只有损害他国利益。长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孟虽然也坚持贸易保护和干预，但对国际贸易中国家与国家利益的相互性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各种慷慨大方和大摆场面的事情也是不可废除掉的，因为倘使我们要如此节俭，甚至只要用区区几种外货或一点也不用之后，试问我们怎能将我们的可怜的商品输出呢？我们的船舶、海员、军火，我们可怜的工匠和许多其他的人，将会怎样呢？难道我们指望别的国家拿货币来送给我们，买走我们一切的商品，而无须我们出钱去买或去交换它们的商品么？”（注：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60页。）孟的这种观念，内含着100年后大卫·休谟被人称道的“世界主义观念”。孟没有休谟那样的无私和坦荡，但他对国与国利益相互性的认同就重商主义者而言还是难能可贵的。
托马斯·孟思想的开明还体现在他对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的认同上。孟之前，无论在古希腊还是中世纪，奢侈消费总是被赋予负面的意义。可以理解，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背景下，社会资源只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消费，某些人群的奢侈消费也就意味着其他人将陷入极端贫困甚至丧失生活来源的境地。传统意义上对奢侈消费的评价，一贯是伦理的视角。孟避开了这种狭隘思路，从经济意义上来认识奢侈消费可能具有的意义。他说：“贵族、绅士和其他大有作为的人，在房屋、衣着和其他方面大摆场面，是不会使国家贫困的。倘使这种弄得很新奇和费用奇昂的工作，是由我们自己的人民，用我们自己的原料来完成的，它便会使富人的钱财用来维持贫人的生活，那就成为公共财富的最好分配方法了。”（注：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60页。）富人的奢侈消费可能为穷人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这样开明的认识在重商主义时代确实难得。这一观念似乎也预示着18世纪的“孟德维尔悖论”——奢侈消费对个人是恶性，对社会则是善举。其实，“悖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考察问题的视角。奢侈消费从伦理上讲是恶行，从经济上讲是善举。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重读《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拨开主流经济学的迷雾，发现托马斯·孟并不是那样一个狭隘的重商主义者，他的开明具有启蒙主义的意味。甚至，一直作为他的象征的以货币输入为目的的“贸易差额论”，也不一定就是他著作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