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基本内容

就学理上说，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大内需既可以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销售，也可以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而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无经济疆界的流动，它只与自力更生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因人口规模限制，其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一般都是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完全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只是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济行为。总的来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的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低端要素的价格具有比较优势。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的条件下，我国的低廉的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自主创新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来补贴外国人。向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提高原本应该提升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使低技术、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丧失竞争力。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的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紧缺的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后来我国在资金比较充裕，特别是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国内流动性充裕，经济建设已经“不差钱”的背景下，继续维持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则更多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流动来解决。这说明中国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突破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最初是顺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争取国外的资金和外汇用于国内所需机器设备的进口，虽然从实际运作中也得到了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但是这并不是战略最初的目标。1992年以来，战略的核心内容逐步演化为通过吸收FDI增进出口和用市场换技术。事实上，通过引进外资出口、让出市场换技术不可能吸收到国外真正的高新技术，出口所争取到的外汇也不可能买到国外的高科技，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放任形成现在将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的全球化战略，其深度主要体现在更多地争取全球高级的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至少以下几点：（1）利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2）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3）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的基本路径。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利用自己的研发设计优势和市场营销与网络品牌优势，向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发包。贴牌生产的中国企业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口味，经常采取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和技术等方式扩大出口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消费品出口激增而国内装备工业因缺乏市场需求而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刘志彪、张杰，2007），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的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国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在对境外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引进来”，依靠低劳动成本，以高资源和高环境投入为代价，仅居于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制造环节，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是它们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中国的发包，或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订单的接包。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利用境外经济要素的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走出去”，即通过在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有效提升对海外经济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争夺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二是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刘丹鹭、岳中刚，2011）；三是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因在低端生产要素方面拥有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成长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依赖的主要是重化工业、房地产业的成长，加剧的是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不仅要依靠创新要素促使制造业崛起，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大国，而且也要使现代服务业崛起，尤其要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崛起，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崛起为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机，四要靠重型机械。目前国产汽车处于爬坡阶段，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重型机械只有个别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铁则逐步超越了发达国家，有登上珠峰的可能。如果这些产业在爬坡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首先把中国市场规模培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促进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GVC）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GIVC），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创新经济。GIVC概念的提出是本章的创新点之一，但是仔细地描述和分析这一概念却是我们以后研究的任务，这里仅仅指出这么几点：

第一，从GVC走到GIVC，可能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GVC走向NVC（国内价值链），国内本土企业从供应商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从GVC中的“被俘获者”转变为处于NVC上高端位置的治理者和控制者；二是在NVC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形成GIVC，主要是处于NVC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内需市场吸引力“虹吸”国际上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如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或者直接到海外收购研发型企业为我服务，形成全球要素为我所用的良性格局。

第二，在中国企业从GVC走到GIVC的两个阶段中，其中第一个阶段的转型更为困难，任务也更为艰巨。虽然我们一再论证基于内需才最有可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但是当原来的贴牌生产厂商试图转型发展自主品牌上尤其是想成为国际品牌商时，除了需要巨额的广告费和渠道建设费外，还会因为缺乏熟悉国际市场、缺少能玩转品牌和营销的人才而受阻，更会遭遇原有处于发包方地位的国际大买家（即处于GVC高端的国际品牌商）的强力封锁和围追堵截。因为此时原来的“发包商-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已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了防止被后起者替代，实力强大的国际发包商会发出令人可信的竞争威胁。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转型升级遇到困难的主要的微观原因。

第三，从GVC走向GIVC，是不是一定要分为两个阶段？即GVC-NVC、NVC-GIVC两个过程是不是可以截然分开？或者NVC和GIVC的形成，干脆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方面我们还缺少来自实践的案例和佐证。因此下一步的研究任务是要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