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活动的目的和实现的手段

一般地说，人类活动的目的就在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承认活动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即意味着承认人类活动的这个总的目的。当人的存在、生存已不成问题时，人的发展就成为活动的最高目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与其它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地位。”

当然，人们不会满足于这种一般化的说法，而总是力图具体地把握人的活动的直接目的，了解活动与目的的现实关系。从根本上讲，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与他的利益有关。利益是一定的客体对象或对象状态对于主体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是在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客体与主体的现实关系。人的活动的直接目的在于掌握某种客体对象或实现某种对象状态，以便使之符合人的利益。

利益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的本质关系，在它尚未实现但已被人自觉意识到并成为活动的趋向时，直接地、具体地表现为人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人们“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可以说，人类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其中包括社会的需要、群体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等等。

人的活动在与人的需要的关系中二重化了，这就是对满足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人的活动有自觉的目的，追求特定的目标，这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达到特定目标即实现了某种满足。这种活动取向可以称之为对满足的需要。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们，会有特定的对满足的需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由于具体目标和实现目标程度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对满足的需要。如果没有对满足的需要，人就会失去活动的动力。人的活动就是力求实现对需要的满足的过程。

每个人对需要的满足都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己通过活动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人的自我满足；其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互相交换其活动和结果，从而达到各自的需要的满足，这是人们的互相满足。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的自我满足就越是带有群体的、社会的性质，而人的互相满足作为交往的产物，显然更是社会的活动、社会的关系。在人与人的活动和结果的相互满足上，要求有相对的平衡。过分的逆差或顺差，会使这种社会关系不稳定以至破裂。

一般说来，在正常情况下，人对满足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差距，并且需要总是相对地高于满足。一旦需要和满足处于等高线上，或者满足已超过需要，人的活动就将趋于停止。然而，如果满足与需要的差距太大，人就会感到极度不满或失望。人在不满时，假如采取积极的态度，可能激发出一种向上的力量，努力改变现状，尽量实现对需要的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与此不同，失望则往往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人会因此而被动地降低乃至放弃对满足的需要，削弱人活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水准。现实地、协调地发展人对满足的需要和逐步实现人对需要的满足，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和根本目的。

目的和手段是相对应的概念。相对于人类活动的目的，人类活动本身即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人的目的来自人的现实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转化成具体的分步骤的目标，并与现实的可以导致达到目标的活动方式、方法和条件联系起来，甚至先在观念中反复进行行动的预演，仔细比较各种途径的优劣，选择最佳或较佳的实践程序、路线。

然后，人才由认识活动转入实践活动，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实践，调动主体、客体及中介诸因素，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而实现人的活动目的。从观念中的目的开始，经过围绕目的的认识活动和趋向目的的实践活动，最后达到实现了的目的，充分展示了人的全面的活动对于使人的目的由观念变为现实的手段的功能。

可见，人的活动本身并不就是一切，这种活动作为过程不应是盲目的，而要始终指向人的目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取决于支配人的活动的目的的性质。确认人的活动对于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这一目的具有手段的属性，丝毫不意味着对人的活动的贬低。相反，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手段，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并以这种自觉的目的性而与其他一切物种的活动区别开来。

人的目的是人的活动的灵魂，是引导人的活动走出历史迷宫的红线。它使人的活动不离其根本，而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目的是内在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在人的观念中存在，更在于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的活动恰恰由于它是属于人的活动，是为了人的活动，所以才是有意义的。否认人是活动目的之所在，把人的活动本身当作目的，实际上也是对人的活动的否定。

在人的活动中，如果人本身的内在目的被排斥、扭曲或抛弃，而作为手段的活动及其结果成为某种外在的目的，偏离甚至与人的真正目的相对立，不仅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反而与人的利益背道而驰，那就是人的活动的异化。人的活动的异化包括如下各种情形：

第一，人的活动与活动的目的发生颠倒，本来应当是目的的人反而成了达到某种非人的“目的”的手段，人的活动对于从事活动的人成了异己的过程。在这种状态下，“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活动失去人自身的目的的引导和调节，因而是失去自我控制的或受外在目的支配的活动。

第二，人的利益、需要及其所规定的人活动的目的都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相应的人的活动也应当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这种整体的系统联系中，如果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的利益、需要和目的膨胀为全部的利益、需要和目的，就会使其他方面、其他层次的利益、需要和目的萎缩乃至丧失；相应地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的活动扩张为全部活动，使其他方面、其他层次的活动减弱或者消失。那么，全面的、健全的人就会变成片面的、畸形的人，人的全面的活动就会变成片面的活动。这也是人的活动异化的一种方式。

第三，人的活动的产物，作为物化的活动是主体活动对象化的结果。当主体活动客体化的产物反过来又主体化，成为支配的力量，限制人、压迫人、奴役人时，就表明已经发生了人的活动的异化。“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活动结果的异化来自于人的活动本身的异化，前者是后者的外部表现。

第四，人的活动的异化尤其集中地表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撇开别的因素不谈，单是人的活动分工本身就已包含着异化的成分，当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被推向极端时，也会成为真正的异化活动，使人成为异化的人。

从人的活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的关系的复杂多变来看，人的任何活动都有可能发生某种异化。黑格尔曾经将人的活动仅仅作为精神的活动，阐述了主观精神如何异化为客观精神，并以国家、法律和道德等形式表现出来。与黑格尔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异化不是被当作本体的精神的异化，而是人的异化。但他所理解的人只是抽象的“一般人”，还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对宗教活动异化的分析是深刻的，可是也没有超出精神活动领域。

马克思对人的活动的异化的考察没有停留于认识活动范围之内，而是推进到实践活动领域，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领域，对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各层次的异化现象作了透彻的分析。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他的异化理论，在这里停住思想探索的脚步，他后来思想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最初异化理论的范围。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劳动异化的理论毕竟是他的思想发展中最初的重要阶梯，其中的基本思想至今仍具有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意义。

环顾今日的现实，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不论在经济、政治或思想文化领域，不论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不论理论活动或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的活动异化的现象，即活动对于目的的某种偏离或否定。因此，人的活动作为手段对于实现活动的目的不一定都具有肯定的意义，应当相对于人的目的区别人的活动的不同效应，即其正效应、零效应和负效应。人的活动的异化所产生的就是负效应，是反目的之道而行的反效应。

造成人的活动的异化或负效应、反效应的原因，不只在于个人的、特定的活动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倒置或片面化，还在于许多人的、众多的活动目的与手段关系的交错和冲突，在于个人、群体、社会和人类各层次之间利益、需要、目的和手段关系的交错和冲突。任何人的活动都不是单一的，在他所从事的多种活动中，众多的目的与众多的手段不仅一对一地发生关联，而且相互交叉发生联系。

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某些目的可能被削弱或抵消，某些手段可能被强化或夸大，以致发生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的情况。进一步讲，在许多个人之间，在各个群体之间，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在人类的各个世代之间，不同的纷繁的具体目的和相应的各种实现目的的活动，也会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社会、每个人类世代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凭借他们的历史活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之间常常出现冲突，某些目的会受到别的目的所要求的手段即活动的冲击甚至损害。而且，受到人的某些活动冲击或损害的目的，往往是与多数人、整体、全社会以及全人类未来的利益和需要相关的根本性的长远的目的；相反，相对于根本性的长远的目的来说应被看作手段的许多具体活动的目的，却似乎成了人们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最高目的。

例如，我们所致力的工业化、现代化，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活动的目的。但是，这种历史活动作为手段又应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即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人民的幸福。而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又是全世界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是“地球村”的居民。谁都知道，我们只有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的地球。这个从近地空间看呈蔚蓝色的晶莹美丽的星球，它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的。如果我们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时，只顾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人的活动异化在今天最突出的表现。

因此，人们在从事特定的活动时，应当注意它在人类活动的系统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追求活动的正效应时，也要考虑到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负效应或反效应。只有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认真研究和切实克服人类活动中的异化，才能确保人的活动作为手段与其目的的一致性，达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目的。

在作为手段的人的活动与其目的的相互作用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的与手段的相互矫正。人的自觉目的在人的活动中具有控制、调节的功能。人们依据自己目的的尺度衡量活动的进展，矫正活动对于目的的偏离，制止活动违背目的的趋向。如果人的目的是模糊或摇摆的，人的活动就会发生游移以至混乱。所以，人需要对自己的活动加以自觉的管理。

人对于自己活动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目标管理，是活动主体坚定地贯彻目的，使活动服从目的、实现目标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作为现实的、既成的事实，反过来对人的目的也有检验的作用。这种检验如果表明活动目的不完善、有片面性，或者是不现实的乃至错误的，人们就会对原有的目的加以调整或改变，从而体现活动作为手段对于目的的某种矫正。

人类的合目的性的自觉活动，正是在其目的与手段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而在活动目的明确的前提下，人们必然将注意力转向这种活动本身，要求尽可能高质、多量、快速、低耗地实现特定的活动目的，并使之汇合起来趋向人类活动的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