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层级认同与公平感的社会心理关联

公平感（sense of fairness）是人对现实生活中公平问题的感受，指人们关于社会公正现状的评价与态度，主要包括对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公平体验，对政治、社会事务参与程度与公平程度的看法以及在比较基础上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薛洁，2007）。人们做出公平判断的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组织结构，领导方式，公平判断主体的心理预期、归因倾向、命运感等基本信念（陈辉等，2013）。公平感主要经由社会比较、参照对象认知和启发式判断等心理机制形成（吕晓俊，2010）。人们对自身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判断，不可避免地要参照特定情境中的他人或者以往经验来达成。因而，这种基于社会比较的认知判断也势必给人带来与公平相关的体验。

社会层级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阶层水平的主观表征，也有学者称其为地位层级认同。已有研究表明，不仅客观阶层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现实公平程度的评价（李春玲，2006），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栗治强、王毅杰，2014；王毅杰、冯显杰，2013）。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高层”的人对于社会公平的总体感觉最高，而随着人们自我认同阶层水平的逐渐降低，他们的社会公平感得分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赵延东，2005）。阶层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同其他成员进行社会比较时所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有关。当一个人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无论其当下占据的客观阶层地位如何，他都会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刘欣，2002）。而那些“把成功归为个人勤奋拼搏的人，认为过去几年来生活质量提升的人，认同较高阶层位置的人，则更有可能认为现有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刁鹏飞，201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很多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社会（地位）层级认同不论是在横向的国际比较上，还是在纵向的历时发展趋向上都呈现出“向下偏移”的现象（赵延东，2005；卢汉龙，1996；边燕杰、卢汉龙，2002；李培林等，2006；冯仕政，2011）。有学者指出，地位层级认同“向下偏移”的原因是社会地位的“参照系”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高勇，2013：101）。这一说法在人们单位身份归属普遍都是国企且仍旧实行耕收统一管理的农垦地区是否具有解释力？主观地位相比客观地位的下降会不会殃及民众的社会公平感？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公平感对社会认同的作用，其所述公平也多指程序公平。比如，早期的群体价值模型认为，公平、公正的程序使人感到自己在群体内是受尊敬的且地位较高，因而人们觉得程序公平重要，并会在感受到公正程序的前提下更加认同群体。关系模型主张，在个人与群体中权威人物的互动过程中，人们会根据与权威的关系来判断自己是否有价值、程序是否公平。群体卷入模型更是明确指出社会认同在程序公平与合作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程序公平影响人的认同判断，而社会认同又会影响群体成员的心理卷入和行为卷入程度。仅个别研究注意到社会认同对公平感的反作用力，明确指出群体认同有助于增加公平判断，或者提到社会认同能够增加群体成员对公平待遇的敏感性。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认同能否成为协调社会层级认同与公平感之间关系的因素？我们又能否通过增强人们的社会认同来缓解社会层级认同下移对公平感的不利影响？

黑龙江垦区是全国耕地面积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能力最强的国有农场所在地。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这里的农场从20世纪50年代建场到1985年的30多年中一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农场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经营的管理模式。随着1986年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农业生产逐渐实行双层经营体制，整个农垦系统大力兴办生产、生活费全部自理的职工家庭农场。剩余的青壮年劳动力则如国内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大量外出打工。农业生产队管理体制也从以往的军队管理形式，慢慢开始试行生产队、家庭农场个人承包，直到2000年彻底变为生产队大户规模经营。生产、生活领域的变迁使得垦区内部的阶层结构和群际关系呈现新的面貌。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势必给垦区人社会层级的自我定位带来巨大冲击，进而影响他们的公平感和对垦区文化与身份的认同。本章将基于全国社会心态——黑龙江省观测点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考察在被人们亲切称为“北大荒”的黑龙江垦区，民众社会层级认同以及社会公平感的基本状况，揭示主观地位层级评价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并分析垦区文化与身份认同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