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湾里诞生的早期国家和城市

（一）燕国和蓟国

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在夏、商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及其以北地区同时有几个部族存在，包括孤竹、燕亳、山戎、肃慎等，其中孤竹、燕亳等部族后来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成为商王朝北方的附属国，其中的燕国可算是北京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燕国与后来西周分封的燕国并不是同一政权，它是一个在本地自然发展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因此，史学界通常称之为“古燕国”。

关于古燕国的历史情况在甲骨文和文献资料中都有所记载。商代甲骨文中“燕”字写作“妟”，并有“妟来”、“妇妟”等卜辞。所谓“妟来”，意思是指妟国人到商王朝来。而“妇妟”则应指妟国的女子嫁给商朝人。可见，妟与商王朝不但常有往来，而且还通婚。文献资料中出现这个古燕国始于西周初年，《史记·周本纪》有记载，“封召公奭于燕”，这说明召公受封之地，原来就叫“燕”，这里应该就是古燕国的所在地。这个古燕国可能由于是商朝北方比较重要的附属国，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也被西周的武装力量灭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燕国。

另外，在商代我国北方还有一个由帝尧的后裔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名叫蓟国，当时也是臣属于商王朝的一个小方国，西周建立后又臣属于周王朝。“蓟”和“燕”是两个邻近的诸侯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燕国强盛，蓟国弱小，于是燕国兼并了蓟国，时间大约在春秋初期。

依上所述，西周的燕国是召公奭的封国。召公，本名姬奭，文献中又称君奭，文王之子，官至周王朝太保，位居三公之一，又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史称召公。由于召公本人及其家族在周王室中占有重要地位，周初遂将召公封于“燕”。因为“燕”地处于北方边远地区，这里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交通要道，对于周王朝来说，这是一个镇抚边疆、藩屏王室的重要区域。召公受封于燕地这一事件，标志着北京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召公虽受封于燕地，但由于他在周王朝里是与周公一样重要的辅臣，故仍留在宗周处理王朝政务，实际到燕地就封的是他的长子克。这件事在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和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1986年，在房山区琉璃河黄土坡西周墓地遗址的大墓中出土的青铜罍和青铜盉上都刻有“令克侯于匽”的铭文，“匽”与“燕”的音义在古代是相通假的。《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也说，召公封燕后“以元子就封”，“元子”就是嫡长子。按照《史记·燕召公世家》“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的说法，召公虽然没有实际到燕国做封君，但也是名义上的第一代燕侯，那么，克就是第二代燕侯。第三代燕侯，据青铜器铭文记载，名字叫旨，是克的三弟。第四代至第八代燕侯情况不详，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提供更多的信息。

从第九代燕惠侯起，燕国的历史才开始有了较明确的纪年。《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西周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一年正值燕惠侯二十四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惠侯在位38年，时为公元前827年，已经到了西周的末期。

克盉

克罍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因国力较弱，不被中原诸侯重视。在与其他诸侯列国争雄的同时，国内的政治斗争也颇为激烈，这一切给燕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公元前320年，燕王哙继位，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他幻想通过非常手段达到使燕国迅速强大的目的。公元前318年，他任命一个叫子之的人为相国。据史书记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深得燕王哙赏识。但子之同时也是一位精于以权谋私、权力欲望极强的野心家。他利用燕王哙希望改革的时机，诱使燕王哙“禅让”，最终取得了燕国的王位，还劝说燕王哙把朝中俸禄在300石以上的官吏的玺印收回，交给子之调遣，使子之完全掌握了燕国大权。这一举动使燕国人心混乱，特别是遭到太子平和大将军市被等人的反对。公元前314年，在齐国的支持下，太子平和大将军市被发动兵变，率军围攻燕国王宫，但一时未能攻克。后来大将军市被反戈，与子之联兵反攻太子平，结果太子平和市被都在战乱中丧生。

正当燕国内乱之时，齐宣王乘机起兵，大举进攻燕国。此时燕国的军队已毫无斗志，不战而退，都城城门大开。齐军进入城中，不但杀了燕王哙和子之，还把燕国的宗庙、王宫毁坏，将其中的珍宝重器抢掠一空，并且在城中肆意屠戮百姓。齐军攻占燕都，占据燕国大半疆土，燕国差不多已名存实亡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12年，齐国在其他诸侯国的联合反对下，才被迫撤出燕国。流亡在中原的燕国公子职，在赵、魏等国的扶持下返燕，并继承了王位，这就是燕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燕昭王。

燕昭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早在他在韩国做人质的时候，就受到一些中原诸侯国改革举动的影响，怀有改革燕国的远大抱负。返国后，面对燕王哙“禅让”事件给燕国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巨大破坏，为了收拾残破局面，使燕国重新回到与列国争雄的地位，特别是要伐齐以“雪先王之耻”，他励精图治，可谓不遗余力。

一方面，他把原来燕国的军事重镇武阳城（在今河北易县境内）营建成陪都，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燕下都”。燕下都的建立，对于巩固燕国南部疆土，阻止中原诸侯国北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还态度谦恭地向燕国贤士郭隗问计，郭隗建议他广揽良才。于是，燕昭王特意为郭隗建造宫殿，正式拜他为师。还在易水旁修筑一座招贤台，上置千金以延揽天下豪俊，这座招贤台就叫“黄金台”。燕昭王这一举动，很快就在列国贤士中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皆为昭王之臣。“黄金台”也成为君王能招贤纳士的一个象征，受到后世万代的赞咏。燕昭王不仅“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还深入民间，“吊死问孤”，并且简朴自奉，亲自参加劳作，与燕国百姓同甘共苦。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燕国逐渐恢复了国力，日益富强起来，士卒也群情激昂，愿意为国家而战。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合力伐齐，在济西一战中大败齐师。随后乐毅又独率燕军，深入齐境，攻破齐都临淄，焚掠齐国宫室宗庙，将所获珍宝、祭器等全部运回燕国。对此，燕昭王大为高兴，他亲自来到济上慰劳军队，犒赏将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同时命乐毅留在齐国，攻取其他齐城。在随后的五年间，除了莒和即墨两城没有攻克外，乐毅率燕军共攻下齐国70余座城池，并将它们归入燕国版图。“乐毅伐齐”是战国时期影响很大的一场诸侯国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但使燕昭王洗雪了“先王之耻”，还使燕国占据了齐国大片土地，而且赵、韩、魏、秦、楚五国也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强盛一时的齐国则几乎亡国。

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昭王命大将秦开领兵攻打北方的东胡，追迫东胡退却千余里。燕国版图进一步扩展，遂在边地自西向东，设置上谷（治所沮阳，今河北怀来县大古城村）、渔阳（治所渔阳，今北京怀柔区梨园庄）、右北平（治所无终，今天津蓟县）、辽西（治所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所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同时，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沿着燕国北疆修筑了一条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市）、东抵辽东的千余里长城，通称“北长城”；为了防范南方齐、赵等国的侵袭，沿着燕南疆易水一线修建了长数百里的长城，通称“易水长城”。

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这一时期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这就是说，燕国东境到辽东乃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边与林胡、楼烦等部族杂处，西部隔云中、九原二郡，与赵国为邻，南境抵呼沱、易水，与齐、赵交界。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天津市、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辽宁省大部、内蒙古东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等广大区域，都曾是燕国的疆土。到昭王晚期，燕国的国势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好景不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其子素继位，即燕惠王。惠王早在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和，执政后，他误中齐将田单的反间计，不但用骑劫取代乐毅，还显露出要诛杀乐毅的意思，乐毅被迫出走赵国。不久，燕军败于田单的“火牛阵”，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田单率齐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被占领了数年的70余座城池，将燕军赶出齐国，骑劫也在战乱中被杀。随后，田单将齐襄王迎回都城临淄听政。齐国得以光复，而燕国自此一蹶不振。

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燕国伐赵，被赵将廉颇击败。赵军乘势追击，直达燕都，围困蓟城长达三年之久，后燕割让五城给赵国，赵军始退。后来燕、赵之间又发生数次战争，燕国屡战屡败，国势日益衰弱。而此时强盛的秦国，开始了吞并六国、统一全国的战争。

秦军在灭掉赵国之后进逼燕国，燕太子丹派壮士荆轲以献上秦王嬴政仇恨的旧将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最富庶的区域——“督亢”的地图为名，企图刺杀秦王，未遂，荆轲反遭杀戮。

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秦国派大将王翦灭燕。秦军在易水以西击败燕军，占领燕下都武阳城。第二年（公元前226年）十月，秦军攻陷燕都蓟城，燕王喜逃亡辽东，派人斩太子丹首级献给秦，希冀秦王“解兵而去”。这一愚蠢的举动，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自召公奭建国，历经八百余年最终灭亡。

（二）西周燕国都城——董家林古城址

西周燕国建立后，第一个都城建在何地，一直无从考证。直到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的董家林村发现了一座北京地区迄今年代最早的古城址，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董家林古城址位于西山脚下的一块宽阔的高台平地上，大石河（又称琉璃河，古称圣水）自北向南流，先折向西南，又折而向东紧靠城南流过，古城正好位于河湾地带。经考古发掘测定，这座古城大致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北墙墙基保存较好，长度为829米，南部城基已被大石河冲毁，所以东、西城基各残留北半段约300米，估计其完整长度可达700余米。墙基采用分层夯筑而成，墙内还有内护坡。在靠近城墙东北角处还发现一处用卵石砌成的排水道，应为由城内向城外排水的通道。城墙外还有城壕环绕，上口宽约15米，深约2米，壕底有10厘米左右的淤土层，这说明当时可能也是利用护城河作为城市的防卫设施的。

城内中部偏北为宫殿区，已发现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和陶质绳纹水管等。宫殿区的西南部，有可能是举行大型活动（如祭祀活动）的场地，因为在这里发现了四处用于祭祀的牛马坑和占卜用的甲骨，其中有三片甲骨上刻有“成周”等文字。城内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和平民生活区，在这里发现了居住和窖穴基址。

伯矩鬲

这座古城址之所以被确认为燕国的始封都城，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董家林村东南一里许的黄土坡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墓葬群。197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已清理发掘出各种墓葬300多座，车马坑30余座。墓葬规格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均为南北向。大、中型墓葬中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有些墓葬中出土了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最著名的几件青铜器包括：“伯矩鬲”，其盖内和器口沿内都铸有内容相同的15字的铭文，记述了伯矩受到燕侯赏赐的情况。此鬲通体满饰浮雕牛头纹，造型华丽，铸造精工，是西周青铜器中的珍品。

堇鼎

还有一件叫“堇鼎”，此鼎高62厘米，重41.5公斤，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其内壁铸有四行26字的铭文，铭文记述了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进献食物，受到召公赏赐之事。铭文所记正好印证了文献所载召公本人未到燕地就封，而以长子就封的事实。还有两件就是前面已出现过的“克罍”和“克盉”。其中“王曰太保”、“令克侯于匽”两处铭文，是证明西周燕国始封于此的有力证据。黄土坡墓地是燕侯家族和燕国奴隶主贵族的陵墓区，董家林古城址就是西周初年燕国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

（三）燕都蓟城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经考察过3 000~4 000年以前北京地区的地形、交通与城市诞生的关系。他认为当时中原与北部地区之间，西边是高山深谷，东边有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唯一的通道是沿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北进，穿过几条大小河流，最后越过永定河，从古代永定河渡口（今卢沟桥附近）进入北京小平原，然后分成三股道：一条往西北通过南口，穿过一系列山间盆地，直上蒙古高原；另一条往东北出古北口，越过丘陵和山地，通向松辽平原；还有正东一条横过北京小平原，沿着燕山南麓直趋海滨，出山海关到达辽河平原。反之，若从北部地区前往中原，也须经过这几条道路，汇集到北京小平原，经过永定河古代渡口，再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所以广义地讲，北京小平原自古就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是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在这个枢纽地带，除诞生了上面谈到的董家林古城外，还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区诞生了另一座城市——蓟城。

蓟城的具体方位究竟在今天北京的什么地方？这个问题较之燕国始封都城位置要更复杂。尤其是西周时期蓟城的定位问题，由于文献资料较少，考古发掘尚没有重大发现，所以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目前通过考古大致证实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蓟城，这时的蓟城已经成为了燕国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认为是在今北京城区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即今北京城区西南部。也有学者做了更具体的推测，认为燕都蓟城的南垣大致在宣武区白纸坊地图出版社、法源寺以北一线；北垣可能在西长安街以南一线；东垣当在和平门以东不远之南北一线；西垣则无从推测。因为自1956年以来，在这一区域中发现了200多座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陶井。这些陶井分布在陶然亭、白云观、姚家井、白纸坊、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最密集的地方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陶井是用一节节陶质井圈套叠成圆筒状，在井底还发现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明此地居民很多，而居民大范围集中的现象，在当时应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存在。

陶井圈

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蓟城正好处在古代永定河冲积扇脊背的一侧，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西侧就是地下水溢出汇积而成的莲花池，自然环境比董家林古城更好。加之这里已是北京小平原的腹地，更便于控制南下、北上、东出的交通。因此，在春秋晚期特别是战国时期，蓟城已发展成为“天下名都”之一。《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是对燕都蓟城的地位与作用的恰当评价。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蓟城内有燕王宫、太子的东宫、国相的公府等宏大建筑，还有燕昭王专为师事齐国贤士邹衍而筑的碣石宫，城中人口繁盛。但到秦灭燕时，蓟城遭到破坏。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为防范六国旧民的反抗，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蓟城当在被毁坏之列。但到秦汉之时，由于蓟城军事地位的重要，这座城池又被修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