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市场流通体系
第一章 市场流通体系及其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通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流通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流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我国的市场流通体制和商品流通体系虽然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与扩大消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高度关注并进行及时、深入的理论探讨。本章总括性地介绍了我国市场流通领域的历史演进、一般现状、主要问题、战略方向等。
第一节 中国市场流通体系概览
一、我国市场流通体制背景回顾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综合的角度看，要搞清楚我国市场流通领域的演进规律、现状问题及战略方向等，必须首先对中国流通体制变革的背景进行必要的回顾与反思。总体看，我国的流通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计划型商品流通体制到市场取向型商品流通体制再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商品流通体制的变革，并在后WTO（世界贸易组织）时代进入商品流通体制的持续深化以及内外贸融合的发展阶段。
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商品流通体制进入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国内商业以“三多一少”为起点，正式开始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从1978年开始，直至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之前，按照国内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又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变革划分为两个阶段。
1978—1983年是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和改革商品购销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合作社商业、调整社会商业结构、改革商品批发体制、建立城市贸易中心等。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建立。就不同种类商品的分类措施而言，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放宽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并进行价格调整；日用工业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则落在了改革“一二三零”（一级、二级、三级批发站和零售企业）的传统购销体制和批发体制上，比如，减少日用工业品的计划管理范围，放开小商品价格，改革供应站点设置，着手创建贸易中心等；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扩大市场调节的商品范围，发展多种供应形式。另外，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也提上日程，推行了诸如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供销社由“官办”转向“民办”，鼓励扶持非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国营小型商业向集体或个体所有转型等措施。
1984—1991年是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阶段，也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在此期间，一方面，流通体制改革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传统流通体制的惯性特征和某些流通改革举措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总体来说，流通体制改革在前一阶段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在流通管理体制方面，将一、二级工业品批发站的权利逐步下放，粮食、粮油等产品的流通由统购改为合同订购，除成品油外的工业品全部敞开供应；日用工业品流通在破除一、二、三级批发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贸易中心、批发市场等流通模式；商业企业的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革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总体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出发点是打破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改变单一封闭的商品流通体系，调整市场供求关系，从而促进生产结构的协调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计划型商品流通体制经过系统的反思后初步破除，为市场型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9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经济真正开始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战略也为国内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商品流通的功能开始由最初的分配型向交换型转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体制开始形成，并在加入WTO以后持续深化。
在商品流通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过程中，商品流通渠道开始由过去国有商业企业独占批发环节的分配型流通模式向多元化流通模式迈进，生产企业可以通过自建销售机构、各种中间商、批发市场或直销等方式来组织商品流通。到20世纪90年代末，商品交易市场已涉及包括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在内的20多个行业，商品期货市场开始试行；国家对商品流通的计划控制基本取消，市场调节商品供求的能力大大增强，初步实现了由政府定价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商品流通主体进一步实现了多元化，除国有和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国有和非集体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国外商业资本开始进入中国。总体而言，各种新型商品流通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商业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都是该时期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突出表现，也是流通改革的重要突破。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体制基本形成。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流通体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随着外资商业的逐步进入，流通业的竞争更为开放和激烈，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及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流通结构不断深化，以百货商店、超市、专业店、专卖店、便利店、仓储会员店和连锁代理等多种业态并存的新型流通格局日趋完善。
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目的看，这一时期的改革开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指导思想，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体制为最终归宿，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改变了流通的地位。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流通业长期以来作为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工具的地位结束，而逐步实现了作为媒介和促进商品交换的产业，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者说流通业已经从社会再生产的末端环节升位为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应该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形成，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流通体系的构建和推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流通体制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商品流通领域表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商品流通领域的产权改革来看，中国政府承诺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全面开放商品市场，并取消外商在华投资的地域、数量和企业股权比例的限制，这标志着国内流通业开始步入全面对外开放时期，流通领域的所有制结构更趋多元化。从商品流通的管理体制改革来看，商务部的组建标志着分割了半个世纪的内外贸管理体制重归统一，从组织形式上实现了内外贸一体化，流通管理机构改革实现了突破。2005年，商务部建立健全了包括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市场调控与市场管理在内的法律体系框架，2004年之后，国家制定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等重点法律和规章，流通体制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机制更为完善。应当看到，内外贸的整合依然面临着体制、机制、法规和管理方面的诸多障碍，内外贸的全面融合依然任重道远。但是，随着宏观管理层面的调整和微观基础的逐步改善，我国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将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流通体制改革必然在内外贸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不断完善。
综合来看，加入WTO以后，尤其是进入后WTO时代，中国流通业在全世界面临日趋多元化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这为流通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和持续动力；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提出了挑战。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市场流通体系将在内外贸融合发展及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的制度背景下持续演进。
二、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重大变革
如前所述，我国商品流通体制在30多年的流通改革中经历了由完全计划型向完全市场化的转型，并在后WTO时代的内外贸融合发展的趋势下持续深化和完善，这也是我国市场流通体制由分配型向市场型转变的变革实践。流通改革以来，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在主体、载体、渠道、职能及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变化不胜枚举，几乎每一项改革都有其必然性和显著成效，当然不排除某些改革的不恰当性。从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实践的整体层面看，可以将其中具备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概括为，“一二三零”的分配型计划流通体系的解体，以商品交易市场兴建和国有商业企业改革为代表的市场型流通体系的探索以及流通业全面开放背景下的零售业态变迁。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及利弊分析、总结和反思，不仅能够把握市场流通体系的变革实践，也有助于后文分析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战略和思路。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短缺经济现象长期存在、中国经济的分配型特征、保障供给的流通业基本方针，我国的商品流通体系表现为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型特征。在单一封闭的经济系统内，所有商品均由国家统购包销，商品严格按照由一、二、三级批发到零售环节的单渠道模式进行流通；作为分配型商品流通体系的流通主体，国有批发企业在商品流通中执行的是行政分配职能，即按计划将稀缺商品均衡分配到社会各部门，以维持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流通领域进入市场化改革以后，工业品流通体系的变革必然要从破除传统的“一二三零”流通体系开始，主要是对传统体系中执行行政分配职能的国有批发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开放工业自销、恢复和鼓励个体商业、取消国有批发商的垄断特权、实行国有批发商政企分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国有商业企业独占批发环节的局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原来掌握着主要商品资源绝对分配权的一、二级采购供应站纷纷解体或转型，商品流通开始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市场流通体系变革实践的意义不必过多论证，无论是从生产发展、市场竞争还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都必须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传统的计划流通体系进行彻底变革。实践证明，在破除“一二三零”的分配型计划流通体系以后，我国的商品流通渠道变得畅通，市场需求信息得到反馈，市场供求关系得到调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流通体系开始形成。但是，在市场流通体系改革总体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由于改革理念的偏差，或者由于实践中执行层面的一些问题，在破除“一二三零”的计划流通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流通秩序混乱、流通成本增高、流通主导力量分散等一些值得反思的现实问题。
以国有批发企业改革为例，改革本来应该是针对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和排他性弊端进行市场化改造，但在实际的流通改革中却只是生硬地把原有的系统一级一级的肢解和下放，即把一级站下放给省、二级站下放给市、三级站下放给县，应有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方式转变却一直裹足不前，使国有批发企业难以抵御日趋激烈的多渠道竞争，在改革实践中表现为批发网络的瓦解和批发企业的衰落。这样一来，尽管国有批发企业独占批发环节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但由于大型国有批发主体的萎缩，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遭到极大破坏，对流通领域的集中调控和秩序稳定造成诸多不利。
与此同时，随着原有流通体系的解体和新型批发职能的缺失，商品流通秩序和流通效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商品流通体系实现市场化以后，大量的投资者进入流通领域，部分以谋利为目的的流通企业却不是以加速商品周转为己任的，在商品流通领域出现了恶意囤积、哄抬物价等现象，过多的流通自组织行为使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被反复买卖，使重要商品出现不必要的反复周转和价格叠加。而随着制造商抢占市场份额、自辟流通渠道的趋势不断增强，流通主导力量的分散和恶性竞争也造成流通效率的普遍下降。
总体上看，计划经济下“一二三零”的封闭式流通体系的破除对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恰当因素需要引起注意，这些都必须在新型市场流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逐步予以消除。
流通改革以来，在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流通体系的过程中，就工业品流通主体而言，以商品交易市场的兴建和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为典型代表。具体来讲，破除传统国营批发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后，政府和理论界都对新的流通主体的培育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相继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流通主体多元化的举措，这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兴建以及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最具典型意义，对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既有格局影响最为深刻。
商品交易市场的兴起以改革初期的恢复集贸市场为起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靠政策推动得到迅猛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体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商品交易市场正式进入数量扩张的新阶段；21世纪以来，尽管商品交易市场在实践中不断出现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藏污纳垢等问题，但数量扩张却并没有停止，而是逐步进入转型、规范和调整阶段。综观商品交易市场在我国市场流通体系探索过程中的兴起和发展，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困惑需要反思。不可否认，商品交易市场的兴起使我国的商品流通渠道更加活跃，尤其是在改革初期出现的批发市场，其实是为计划流通体制之外的那部分商品和原材料寻求销路和货源而形成的，满足了供需双方的需求并符合市场交换的客观规律，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极大活跃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在商品交易市场迅速发展和持续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需要反思和重视的问题，除了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及藏污纳垢，还有由于价格的较大浮动性而影响到商品流通的稳定。就其未来发展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小生产企业以及部分规范性不强的商品对流通载体的依赖性，商品交易市场依然有其存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在规范和监管层面也确实存在不少难题，商品交易市场的去留以及发展方向始终是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是我国新型市场流通体系探索中另外一个典型的问题，由于我国存在从计划流通体制向市场流通体制转型的问题，国有商业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就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实践问题，而且对新型流通主体的塑造也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国的国有资产重组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在90年代进入高潮。改革的初衷是促使国有商业企业实现制度创新和经营转型，从而使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起商品流通中应有的责任，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但从改革成效来看，政府推动的痕迹过于明显，缺乏中小流通企业的扶持政策，过于侧重零售环节的资本重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批发环节，国有商业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存在不少负面影响，使得市场流通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日趋分散。在目前流通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国有流通主体的重塑与调整仍将成为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重要问题。
加入WTO，尤其是进入“后WTO时代”，我国的流通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时期，国外商业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已不再设置任何障碍，这对我国市场流通体系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实践变革。
一方面，外资商业的进入对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影响表现为对市场流通主体的直接冲击。外资流通企业大多具有庞大的经营规模，其强大的竞争实力必然导致国内部分中小流通企业的消失；在我国流通主体普遍不强尤其是对流通体系具有集中调控力的大型批发主体缺乏的情况下，外资流通企业的进入对我国的流通产业安全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将带来很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外资商业进入使得我国的零售业态进入了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零售业态就有了一定变革和发展，但大规模的变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与90年代外国商业资本的进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种外资零售业态的进入及其示范作用成为90年代我国零售业态变迁的主要动力。如今，在流通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外资商业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在实践中也确实看到了零售领域业态变迁的加速化和高级化。必须看到的是，由于过度模仿和盲目追风以及缺乏科学的规划指导，我国零售业态变迁出现了重复投资、布局失衡、过度竞争等现象和问题，进一步弱化了国内流通企业的竞争力。
在流通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外资商业资本的大量注入以及零售业态的更快变迁带来的所有制和业态结构方面的多元化，已成为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在主体和业态结构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实践。从有利的方面看，这是我国市场流通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体现；从负面影响看，国内的市场流通体系存在流通主体不强、流通功能不新、流通力量分散、流通立法不规范等问题，流通业全面开放对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影响仍表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主要问题
我国商品流通体系在市场化轨道上持续演进的同时，遇到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流通环节减少与流通成本上升并存、流通主体多元与主导力量分散并存、繁荣市场与稳定市场的关系定位不明、业态创新与业态模仿的关系模糊不清、统筹发展与分类应用的政策体系协调不够等突出矛盾。
由于专职批发商趋于萎缩，非专职批发形式不断涌现，生产商抢占渠道末端的趋势不断加重以及网络流通平台日益完善等，目前流通渠道中“扁平化”是基本趋势之一；但是在流通环节减少的同时，我国市场流通领域的流通成本却并没有随之减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不断上升。历年《中国物流年鉴》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已连年维持在18%的水平上，比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大约高了10个百分点；中国商业资金年周转次数为2～3次，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0次以上。
不可否认，我国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张，流通总成本随之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目前无论是从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比重来看还是从商品流通领域的加价问题来看，都已凸显出单位流通成本上升的问题。运输环节的燃料费、公路费上涨以及末端环节的管理费，停车费、摊位费增加等都有可能成为流通环节加价的原因，但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究竟包含了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根据最近一段时间的物价上涨中所呈现的恶意囤积和串通涨价等行为和现象，可以推断，目前的流通成本上升存在很大程度的人为因素，而从流通业发展的角度，这也反映出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在市场管理及物价调控上的很多实践问题。从目前普遍存在的零供冲突可以看出，在“零供”双方甩开中间流通环节而直接对接以后，不仅没有因为流通环节的减少而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因为名目繁多的进场费、广告费等问题而频发冲突，这也成为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在目前的流通环节减少中仍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这就导致流通成本不降反升，成为制约我国市场流通体系良性发展的长期因素。
如前所述，流通改革的重要成效之一是实现了流通主体的日趋多元化，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整个流通体系在被“搞活”的同时出现了主导力量分散的问题。
从国有批发企业的改革来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垄断性和行政性特征的国有批发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时，只是生硬地将原先具有组织化特征的“一二三零”批发体系进行横向的肢解和剥离，而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却一直裹足不前，这就使得原先在商品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用的国有批发企业节节败退，而新的批发主体又迟迟未能成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流通主体实现了多元化，其市场化运作的成效也逐步凸显，但由于缺乏有竞争力、便于政府集中调控的大批发主体，市场流通体系应有的系统性遭到了破坏。
与批发体系的萎缩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零售业的迅速发展趋势，目前已出现过度竞争的危机和隐患。从零售商的角度看，目前“引厂进店”“出租柜台”“保底扣点”等形式使零售商不断脱离主营业务，零售环节“市”“场”分离现象愈发明显。而只要零售商这种不做买卖却偏重租店的现象不改变，制造商争先向渠道末端延伸的态势就不会缓解，如果这样，无论是零售业的“市”“场”分离现象还是制造商对渠道的无序抢占都会不断加剧，“零”“供”两端的渠道势力也会愈发不对。一旦渠道冲突及竞争扭曲等破坏流通秩序的矛盾实现了长期化，市场流通体系就难以通过市场力量塑造起有竞争力的流通主体，流通主导力量也会因恶性竞争而日趋分散。
近年来，我国重要商品的价格在较大波动中不断上升几乎成为价格运行的常态，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农副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波及范围广，涨价的驱动和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从原因上讲，有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国内货币增发的问题，还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迹象，也不排除居民收入增长在其中的支撑和助推作用。在大豆、大蒜等大宗商品纷纷“类金融化”的过程中，非理性的投机需求也对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看到如上所述的各种常规影响因素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此轮物价上涨中某些“非正常”或“无厘头”因素的存在。比如，除了屡屡出现的“黑老大”垄断猪肉市场的事件，目前又出现了一种商品涨价、其他商品很快纷纷“跟涨”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菜价上涨、汽油追涨”或者“肉价上涨、洗车价格也跟涨”的情况，这些显然不是纯经济因素。客观地讲，我们还无法判断“跟涨追涨”在此轮物价上涨中究竟占了多大比例，可以肯定的是，此轮价格上涨绝非纯粹由经济因素推动的价格自然上涨。相互串通、恶意囤积、盲目跟涨和哄抬物价等行为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将这些现象和问题置于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层面，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其中的很多新老问题。
在30多年的流通改革中，我们一直在谈搞活流通，但究竟以什么标准来搞活？不可否认在搞活流通的实践中，有些领域也存在着被搞“散”和搞“乱”的问题。或者说，在我们试图通过搞活流通来繁荣市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忽略或淡化了流通体系在稳定市场中的功能。至于流通“维稳”功能淡化或丧失以后的弊端，在当前的物价上涨中已经有所体现。可以想象，如果国内市场能够培育真正有竞争力的流通主体，如果全国能有若干流通企业按照政府导向运作，则当前的物价上涨之势恐怕不至如此，至少上述“无厘头”的“跟涨追涨”之风很难出现大范围的连锁和串联。其实，稳定市场的功能是潜伏在繁荣市场功能之下的，在如今物价波动的形势下，流通的维稳功能更加引人注目，有必要对搞活流通过程中一些矫枉过正的因素以及对市场流通体系在繁荣市场与稳定市场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定位不明进行反思。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外资商业的进入，新的零售业态在我国频频出现，国外的几乎所有主要业态都在我国的市场流通体系中做了尝试。尽管各种新型零售业态的出现明显增加了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活力，但也表现出一些不成熟的因素，尤其是长期以来业态创新与业态模仿关系模糊不清。
一般来说，业态创新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逐步实现“轮转”的。比如，各种零售业态在美国的逐次出现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其中不同阶段的技术革新是重要的内在实质。在我国，由于经济的后发特点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背景，各种零售业态实际上是在市场没有经过充分发育的情况下一次性涌入的。零售领域的很多业态都处于业态模仿阶段，并不具备技术革新的实质。比如，很多连锁零售没有发挥规模优势，“自选”超市没有节约劳动、降低成本，便民连锁缺乏共同配送的技术优势。应该说，与国外的零售业态创新相比，我国的零售业态大多还停留在形式模仿阶段，这其中技术不到位是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盲目推动各种新业态，使零售业态的发展偏离了一般规律。总之，由于业态创新与业态模仿之间关系的模糊不清，我国的流通体系在走向完全市场化之后出现过度追求形式而忽略技术革新的问题，这成为制约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发展的长期因素。
由于国内长期以来对流通的地位缺乏统一而客观的认识，比如流通改革以前过于强调流通在稳定市场中的作用，而在搞活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中又过于强调流通在繁荣市场中的作用，我国的市场流通体系从改革前的过于“僵硬”走向如今的过度“松散”。实践中的诸多现象和矛盾表明，我国的市场流通体系仍存在着统筹发展与分类应用之间的失衡。
从统筹发展的角度看，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区域（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市场分割要求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有整体指导性和约束力的发展框架，而流通体系内部的结构失衡（比如批零之间的失衡、流通主体与流通载体之间的地位失衡等）也对市场流通体系提出了统筹发展的要求。从市场流通体系的既存格局和实践看，在30多年的流通改革之后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区域分割问题依然存在，在大批发主体缺位而零售业“市”“场”分离的情况下，流通体系的结构失衡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流通立法和流通技术层面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约束框架。
从分类应用的角度看，由于消费和需求的层级多以及商品流通种类繁多，所以对不同种类的商品究竟采取何种模式的流通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在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显然还缺乏不同模式的理性区分。比如，制造商不分情况地纷纷抢占渠道末端，扭曲了“扁平化”的应有含义。比如，各地区不分情况地兴建各种批发市场而忽视流通主体培育，使得我国几乎各种商品都出现批发市场的运作痕迹。其实，无论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还是不同工业品之间或不同农产品之间，与之适应的流通模式均有很大差异。在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在统筹发展的思路中进一步明确分类应用框架。
四、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战略方向
考虑到我国市场流通领域的既存格局和主要问题，未来需要从总体层面明确以下几个战略方向：
关于是不是要重构以及如何重构批发体系，目前仍有争议。关于是不是要重构的问题，一要考虑批发本身的特殊功能，二要考虑我国的特殊体制和背景。从批发功能看，批发业的发展是流通力的重要标志，没有批发，整个流通业的发展就没有深度；只有大批发才能代表大流通，而大零售并不一定代表大流通，因为批发代表着市场的辐射范围和流通半径，而零售只是一个“商圈”的概念。从体制背景看，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收入差距、地区差异、市场分割等问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这不仅导致消费需求和消费层级的多样化，而且导致流通秩序难以控制和协调；做大做强批发体系，不仅有利于强化流通体系协调供需和吞吐稳定的功能，而且有利于政府通过管控大的批发商进而掌握整个流通体系。从上述功能和体制看，完善市场流通体系、解决当前商品流通的突出问题就必须重视批发体系的重构与完善。
从市场流通体系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来看，零售商不做买卖却偏重租店的行为导致零售业呈现愈发明显的“市”“场”分离之势，而零售领域在业态形式上的盲目追风和过度模仿也使零售业出现了过度竞争的危机和市场秩序混乱的隐患。目前频频发生的零供冲突、专职批发商萎缩、批发市场定位困惑、流通秩序和流通效率下降等许多流通矛盾，都表明国内的零售业确实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必须纠正零售业的过度发展之势，这其中既包括批零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也包括零售领域主营业务的回归问题。现在的零售业不购也不销，采购功能缺失的背后是流通效率的损失，摊位费、进场费的背后是零售价格定价权的消失，只有零售业回归主营业务，完成向自主经营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掌控定价权。零售业能不能实现转型不仅关系到零售业本身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长远发展。
在搞活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流通在稳定市场中的功能。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必须在“繁荣市场”与“稳定市场”的相互协调中重拾流通业的“维稳”功能。从批发和零售的不同功能来看，流通的“维稳”主要靠批发，而繁荣市场的功能则主要靠零售。日美流通业的经验表明，无论是美国的“大零售小批发”还是日本的“大批发小零售”，都与特定的流通系统环境相适应，靠批零之间极高的协调性和运行效率发挥作用。可以肯定地说，以中国生产和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级性，大批发功能对于流通业的“维稳”将起到核心的作用。
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不能不提到大宗商品的流通问题。重视和改革大宗商品流通体制，将关系到市场稳定大局的“重要的少数”从“一般的多数”中剥离出来，并在其中保持一定的国有经营的比重。大宗商品在流通主体、价格机制、储备制度、交易方式、补贴办法、调控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问题，未来应高度重视国有商业在大宗商品流通中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国有商业都是流通领域一股重要的示范力量，如果说当初“搞活”各种形式的非国有商业是为了活跃或繁荣市场，那么至少从改革初衷来讲，当初并不是要否认国有商业的必要性，尤其是国有商业在稳定市场层面的功能，任何其他所有制形式无法替代。大型国有商业企业在流通改革中的节节败退，与实践中的经营转型、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失误有很大关系。现在应重新考虑国有商业的发展问题。
第二节 新时期的流通结构问题
中国的流通改革是流通结构优化升级的持续过程，但在其中也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国内商品流通结构上集中表现为流通规模与流通效率、传统流通与现代流通、流通业态与流通技术、流通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的矛盾，其间涵盖诸如加快流通总体规划和立法、健全流通宏观管理机制、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转变零售业盈利模式等问题，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升级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本节对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问题、基本矛盾和重点方向等进行系统分析。
一、当前商品流通结构的矛盾
当前，国内经济正加速步入转变发展方式的结构调整期。面对新时期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整体要求，流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必然也是必要的。说其必然，是因为流通增长必然寓于经济发展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涵盖流通结构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此轮流通调整有被动因素。说其必要，不仅是强调流通增长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也应看到这是加速完善流通先导作用的关键一环，也是转变流通增长方式的一个机遇，因此在流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更需要主动推进。
在过去30多年的流通改革中，我们已明显看到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从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业态结构、组织结构到网点结构，都经历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不断探讨和大力调整，可以说，过去的流通改革正是流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一个持续过程，对其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不做过多论证。但不否认以往的改革中存在部分有失偏颇之处，或者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商品流通实践中长期积淀就难免引起矛盾，而眼前矛盾如若不能理顺，就会导致新时期的流通结构调整陷入纠结和瓶颈。因此，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对流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进行客观地再认识，就要对流通改革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当前商品流通中引发的结构矛盾先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综观国内商品流通领域，主要存在以下突出矛盾：
一是流通规模与流通效率之间的矛盾。我国商品流通规模总体呈现逐年稳步增长，国内商品流通成本随之呈现逐年上升之势，对此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可做说明。尽管在总体流通规模加速扩张的情况下，流通绝对成本随之增加难以避免，但是流通成本的相对比重却难以下降反映出体系层面的若干问题。我们看到，尽管流通组织在市场化改革中日趋多元并极大地丰富了，但流通主体的组织化却遭到极大破坏，商品流通领域的主导力量正加速分散；在传统批发商伴随“少环节”的市场化趋势而日益萎缩之后，渠道内外的协调程度和流通秩序反而不如以前；出口加工企业在内需扩张的良好势头下并不缺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但其出口转内销却十分困难。流通效率的损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既受制度影响和技术制约，也有生产与消费的结构问题。然而，如果体系层面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流通领域就很难有效率上的突破。流通改革至今，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建立与新型经济相配套的高效的市场流通体系，在其中，各式流通主体和新型业态应如何配置到商品流通的合适节点上，以及如何形成与内外贸统一市场相适应的开放式、可控型的流通体系，对此，理论界和政府做了大量的探讨和努力。时至今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尚未形成科学的统一框架。流通体量的增长性无疑培育和巩固起来了，但流通体系的合理模式在理论上却不明晰，在实践中存在很多困惑。流通的体系模式创新赶不上流通的体量增长速度，在结构层面表现出流通规模与流通效率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在以往改革中长期积累起来的，需要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调整中及时解决。
二是传统流通与现代流通之间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开始，批发市场作为国内新兴流通组织的重要尝试经历了爆发式增长，目前大概有45%的农副产品、70%的日用小工业品都要经由批发市场完成流通，应肯定其显著成效。但与批发市场的总量扩张相伴而生的有流通效率下降、流通秩序较低及流通功能落后等多种现实难题，表明以摊位制批发市场为代表的传统流通虽然不可缺少，但已明显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问题在于，即便批发市场理论上只是过渡形式、并且“摊商”的平均效益并不可观，这种粗放的传统流通也依然作为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力量而继续生长；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理论上应当作为核心主体的现代流通企业，不仅未见批发市场式的爆发成长，并且尚未走向组织化就已表现出过度竞争的迹象，在市场活力、扩张潜力等很多方面比不上批发市场。这样，现代流通的相对弱势使得传统流通难以适时退位，而现代流通的示范性不足又使传统流通的转型升级陷入搁浅状态。因此，不仅是发达的现代流通与粗放的传统流通平分秋色，而且更大程度上是二者同时面临发展难题、相互僵持又难以突破的问题。当然，从中国实际出发，传统流通与现代流通的二元结构不是不可以并存，或者有可能将其打造成中国特色之处，但是不同组织之间的职能分工和发展定位却需要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中得到及时而恰当的调整，否则传统流通与现代流通之间的二元结构就只能是僵硬和纠结的。
三是流通业态与流通技术之间的矛盾。在以往的流通改革中，我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历时100多年创造的各种业态，流通现代化的技术优势相继显现并持续释放。但是，各种新型业态在国内市场的适应性明显不足，尤其是流通技术与流通业态之间的契合度不高，导致发达国家在近百年中陆续出现的各种矛盾开始在我国短时期内大量的积累和集中。时至今日，“连锁难”依然是困扰国内流通企业尤其是中小流通商的普遍问题。理论上，“分店复制”式的连锁扩张将赋予流通企业近乎无限的规模边界，但国内多数流通企业却并未在连锁扩张中显现出应有的规模优势，理论上的规模边界在现实中受到极大限制。根据美国经验，连锁成功的关键在于发达的物流，而发达物流的背后又是持续创新的先进技术；日本经验表明，中小流通商能够通过自由连锁发展起来，共同配送的物流网络起到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我国的连锁经营呈现出明显的异化现象。比如，便民连锁不是依靠共同配送而是凭借贴近居民区来获取优势，连锁超市自有配送中心缺位的情况不在少数，还有一些连锁店只是生硬地试图通过连锁来实现品牌化。除了连锁的异化，很多传统流通业态的更新也由于技术不到位而最终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销售方式翻新。比如“自选”销售方式并未体现出节约劳动力和降低成本的技术，而只是更大程度上赋予消费者接近商品的自由。可以说，国内流通业态的更新是与时俱进的，但与之相适应甚至是起先导作用的技术应用却明显滞后，这种结构矛盾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发育不充分而各种新型业态又一次性大量涌入的实践背景不无关系，业态与技术的相互背离使很多重要的流通功能走向不同程度的异化，这种矛盾在新时期的流通调整中亟待解决。
四是流通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至今，我们过于偏重流通的经济职能而忽视了流通的社会职能，或者说是过度强调流通的产业性质而淡化了流通的服务性质。理论上讲，流通业的微观规模相对较小，所需资本投入较少，资本的流通性强、专用性弱，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对不高，总体来看，流通业就业容量大、安置成本低，应随经济发展成为解决城市就业的主要行业；同时，流通服务的丰富性、便利性和规范性，也是和谐生活和商业诚信的重要保障，以上均属流通的社会职能。近年来，随着流通业产值总量和相对比重的双重扩张，流通业的就业吸纳性得到了良好释放，流通在促进就业和增收方面的社会职能也得到一定验证，但经验数据表明，目前流通业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依然存在较大的结构制约和地区差异，这反映出以往改革过多强调流通的产值增长而忽视了其就业增长。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依然抑制不了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情结，各地区在追求流通产值增长、市场容量扩张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对生活氛围和社会诚信等问题的促进和维护，这表明从偏重于流通的经济职能转向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并重仍需较大力度的制度推动。
二、新时期流通“结构优化”的功能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对流通改革和实践问题的梳理和评价，不是为了纠结于过往，毕竟流通市场化改革要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无论成败，都已是“过去时”了；当然也不是要完全既往不咎，因为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问题并调整改革取向。在厘清上述改革成败和现有矛盾之后，就需要以此为鉴，继续往前看，也就是要进一步思考，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应着重涵盖哪些内容？或者说，在谈及流通结构调整时，我们一直在强调优化升级，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和把握优化升级？优化升级以后，流通的功能应作何体现？借鉴过去的改革，以现有的矛盾为基础，对流通“结构优化”做以下功能定位。
一是繁荣市场的功能要适度。关于前段时期的物价上涨，尤其是以农产品及农副食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相关统计数据已经做了说明。在看到各种常规影响因素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此轮物价上涨中一些“无厘头”因素的存在，除了屡屡出现的猪肉市场垄断事件，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菜价上涨、油价追涨”或者“肉价上涨、洗车价格跟涨”的情况，这些显然已经难以用纯经济因素来解释，相互串通、恶意囤积、盲目跟涨和哄抬物价等行为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将这些现象和问题置于流通角度，就必须对“搞活流通”有一个科学的再认识。我们致力于“搞活流通”的初衷是针对不适合市场经济的计划流通体制而言的，是繁荣市场的客观要求；但在我们试图通过搞活流通来繁荣市场的同时，有些领域也存在被搞“散”、搞“乱”的问题。种种现象提示我们，当前流通在繁荣市场中的功能和作用已出现盲目和过度迹象，比如流通主体和所有制形式实现了多元化，但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却逐步丧失，流通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遭到破坏，流通的“稳定器”功能不复存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必将涵盖对“搞活流通”的重新合理定位，也就是要使流通在繁荣市场中的功能回归适度和理性的范畴。
二是要重拾稳定市场的功能。如上所述，在这些年来的流通市场化过程中，我们逐步淡化和丢弃了流通在稳定市场中的功能。至于流通业“维稳”功能丧失以后的弊端，在当前的物价上涨中已经有所体现。可以想象，如果国内市场能够培育有竞争力的流通主体，如果全国能有若干流通企业按照政府的导向去运作，则上述“无厘头”的“跟涨追涨”之风就很难出现大范围的连锁和串联，不仅物价上涨之势不至如此，市场秩序也会大不一样。就繁荣市场和稳定市场的关系而言，二者并不对立，不存在“二选一”的难题，而是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应兼顾二者。我们现在谈到要重拾流通在稳定市场中的功能，绝不是要否定或抛弃当初“搞活流通”的议题，而是要据此合理规范流通在繁荣市场中的作用，使流通在繁荣和稳定市场中的功能重新回归应有的平衡。事实上，稳定市场的功能是潜伏在繁荣市场的功能之下的，在如今的物价波动形势下，流通的维稳功能无疑更加引人注目，这既是对搞活流通过程中一些矫枉过正的因素进行的调整，也是转变流通业增长方式、对其优化升级的一次机会。
三是新型技术的功能要加速。从零售角度讲，技术滞后导致的业态流于形式和流通功能异化已在上文论证；零售业的未来调整必然要涵盖流通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从批发角度讲，批发商作为中间商，能够将100（＝10×10）次交易转变为20（＝10＋10）次交易，这是我们叙述其减少交易费用职能时通常使用的例子。但在考虑了现代交易技术如互联网、移动通信、传真、电子支付等先进手段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条件下，则不难断定，现在的100次交易所需费用比过去20次交易所需的费用可能还要低，这是致使传统批发商不断萎缩和败退的重要原因。若考虑在现代交易中引入批发商这个交易中介，那么还是可以将100次交易再次简化为20次交易从而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批发商实现这种节约交易费用的职能？还是要依靠新型技术。既然传统批发商丧失优势源自现代交易技术对其传统职能的削弱和替代，那么批发商若要重新介入渠道并实现交易费用节约就势必要下更大气力加速新型流通技术的应用。另外，无论是从物流企业还是从商品交易市场的角度讲，新型流通技术在其存活和发展中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流通结构优化升级中，新型技术的功能是需要加快速度的。
四是要发挥促进就业的功能。民生问题不仅是眼前的问题，而且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的问题，还是流通结构“优化升级”中必然要兼顾的中国的实际问题。从我国历年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看，工薪收入大致占全部年收入的七成左右，这说明就业增长仍然是收入保障的重要条件。与以往的资源约束型经济特征不同，在当前的需求约束型经济特征下，只有就业和增收问题解决了，才能不断把即期和潜在需求转化为消费行为，从而形成拉动经济运行周而复始的新起点，讲求诚信、和谐发展的商业和生活氛围才能营造起来，流通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才能实现有效配合。目前流通发展对于促进就业的功能尚存很大空间，新一轮的流通结构调整中应当重视。要指出的是，发挥流通的就业促进功能，绝不能简单停留在流通产值和流通企业数量增加的层面上，最终的落脚点是既要涵盖流通内部产值结构的优化，又要包括流通企业的就业结构和要素分配结构的转变。
三、流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问题
以上对当前商品流通的实际问题和矛盾，以及新时期流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容和功能进行了分析和定位。当然，功能定位是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则是进一步的问题。基于以上提到的在流通结构“优化升级”中应涵盖和体现的四层功能，必须尽快解决以下几大重点问题。
一是加快流通总体规划和立法。目前的内贸发展缺乏好的思路，实际工作越做越碎，上不了层次，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与长期以来缺乏流通总体规划和立法有很大关系。由于没有流通总体规划，我们对待实际问题经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打不出组合拳，不能形成综合实力，在总体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独立编制的商业发展规划经常赶不上实际情况的变化。长远看，对待流通问题应该有大的方向和视角，应尽快形成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流通发展规划，这也便于为内贸工作提供导向和示范作用。与之相配套，就是应加快流通立法，先考虑出台一部促进法性质的《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促进条例》，早日颁布施行，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以缩短立法时间。
二是健全流通宏观管理机制。不可否认，在过去的改革中存在从迷信计划转向迷信市场的极端跳跃，重申市场经济也有计划性已十分必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提出“发展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就是针对我国经济实践中计划观念的一再淡化提出的，这对流通问题同样适用。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健全流通的宏观管理机制，不是要回归计划经济，也不是改革的倒退，而是要实现计划与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是一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由于目前的计划不再是行政性的，而是指导性、战略性和预测性的，因此不得不重新提及国有商业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从协助履行宏观计划的角度看，国有商业在流通领域的规范性和示范性是任何其他所有制形式无法替代的，如果说当初搞活各种形式的非国有商业是为了活跃市场，那么至少从改革初衷来讲，并不是要否认国有商业的必要性，当前的市场状况和流通矛盾使我们更加肯定这点。所以，健全流通宏观管理机制，就是要将流通领域的宏观问题重点计划，微观问题留给市场，而在宏观计划和微观市场之间需要有一批具备竞争实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商业企业，成为流通宏观管理机制的传导主体。
三是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目前大宗商品在流通主体、价格机制、储备制度、交易方式、补贴办法、调控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的问题，重视和改革大宗商品流通体制，将关系到市场稳定大局的“重要的少数”从“一般的多数”中剥离出来，并在其中保持一定的国有经营的比重，既很必要，也不困难。葱、姜、蒜的问题政府尽量少管，但市场物价总水平政府一定要管，而要控制好价格总水平，就一定要管住、管好大宗商品流通，因为大宗商品具有“领涨”能力，在此轮通胀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种“领涨”能力。政府若要调控好社会商品流通就必须着重抓好“重要的少数”，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应建立大宗商品流通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这对于稳定供求关系和平抑市场价格十分重要。
四是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过去，我们讲批发是流通的“蓄水池”，过去的批发企业都有库存指标。批发环节不仅有组织商品交易的功能，而且有价格发现和预警的功能，可以提前防范物价的非正常波动。现在，生产企业讲“零库存”，零售业的“勤进快销”谈不上了，“购销调存”丢得差不多了。那么必要的商品储存放在哪儿？如果都不存的话，出了问题怎么办？现在看来，要想使整个商品流通“活而不死”“活而不散”“活而不乱”，做到“活而有序”，关键还是要掌控批发。在传统批发体系肢解以后，工业品流通的环节并没减少多少，流通的系统性和秩序性却遭到极大破坏，过渡性的工业品市场虽体现了一定中国特色，但却由于功能的问题而难以成为国家调控市场的依托；长远看，还是要培育和孵化出具备先进批发职能的现代批发企业，无论是从政府的集中调控还是从工业品流通的整体效率来看，这都必不可少。但是，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并不是要使工业品全部回归批发环节，是不是要经过批发环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比如大型连锁企业可以绕过批发商自行采购，而出口转内销则往往可以通过建立批发体系有效解决问题。现在讲到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必然指有针对、有重点的重构，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理的批发组织、业态形式，以及渠道模式，最终使各种批发主体和方式各得其所。
五是转变零售业盈利模式。对零售业的“微利”必须有一个正确认识，是供大于求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并不是说中间环节少了，零售利润就能上升，一味通过“引厂进店”“保底扣点”来规避主营业务并不能使零售业的盈利难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零售业的盈利模式要转型，这个问题关系到零售业的长远发展，从当前的流通矛盾中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现在的零售业不购也不销，采购功能缺失的背后是流通效率的损失，摊位费、进场费的背后是零售价格定价权的消失。零售商不做买卖却偏重租店的行为导致零售业呈现愈发明显的“市”“场”分离之势，而各大零售商不断加快的店面翻新速度并没有带来利润空间的明显改善，目前频频发生的“零供”冲突暴露出市场秩序的难以调和性。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零售商通过减少环节而获得的货币收益可能还不能抵消渠道冲突导致的效率损失，与其收取通道费用还不如容忍批零差价。所以，零售业还是要及时向主营业务回归，只有完成自主经营的转型后才能从根本上掌控定价权，零售业在繁荣和活跃市场中的作用才能得到理性的体现。流通业应在繁荣市场方面有所作为，这是零售领域能做的并且是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