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按照农民工自发迁移的速度，新一代农民工的进城，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自然过程。毕竟理想可以很丰满，但现实却要骨感得多。祖祖辈辈生活在城里的那些坐地户子女，要积累起一份像样的家业尚不容易，何况两手空空、两眼一抹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想凭自己的双手白手起家在城里安家谈何简单。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国家的力量却是强大的。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为了挖掘社会资源的最大潜力，加快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将城镇化提到了推动今后几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进城的速度。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决定，更是为农民加快进城步伐提供了支持。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提倡和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在中小城市安家落户。原来那种三三两两各凭本事分别“进城”的自发城镇化行为，从此有了制度保障。

此外，劳动力拐点的到来也从就业和收入上，为农民工进城后能“立得住”、“站得稳”提供了就业和经济保障。上亿农民工候鸟式进城打工20多年后，迎来了这样一个历史性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比2010年微降0.10个百分点，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2013年比2012年减少244万，到了2014年末，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末减少了371万人。劳动力人口到达峰值掉头向下的趋势已经形成。进城就业——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说——压力不会再大。从2008年开始，以农民工为基本从业人员的各类基础性就业岗位工资的快速上升，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顺应这一变化，让有条件在城镇生活和就业的人在城镇安居乐业，将他们的土地拿出来进行商业化流转或亲情化流转（指外出务工农民将承包地委托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亲戚或乡邻代种代管），搞规模化生产，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目前来看，至少在中西部的山区，商业化流转尚未铺开，委托乡邻耕种这种基于乡谊的代种代管仍是主流。刚刚进城的农民需要保有最后一块面包；刚在城里落户的人们还没有完全站住脚——住房仍在付按揭贷款，孩子上学需要用钱，家里的老人还有体力耕种。这些都决定着进了城的农民工不会轻易放弃土地。随着经济压力的减轻和心理上的融入，最多十几年后，那些在城里落户多年的人们，迟早会慢慢放弃对土地的心理和物质依赖，在收获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后，大胆地将土地流转出去。

在这方面，中央已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

2011年，为落实201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规范和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为农地流转、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保证。

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监管细则落地。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将进入试点阶段。

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至此，经过30多年的沉寂，农村土地再次启动改革大幕。

经济学家和媒体把这一次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称为“新土改”，称其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将盘活价值几十万亿的土地资源，极大改变我国未来的资产价格。

诚如201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即中央2015年“一号文件”）指出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近几年来针对农村土地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从土地确权，到土地流转，再到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的试点，都是为了打好改革攻坚战、下好农村这盘棋。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依托于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缺了农村这一巨大版块，而要想将沉寂多年的农村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盘活农村“沉睡”多年的巨量土地资产。原来那种按地力的不同将耕地小块分割承包给农户散种散收、农民完全按照传统的耕作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耕作模式，既无法保证农民致富，也无法做大做强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水平。近些年随着人口外流和人员老化，出现了大量抛荒行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必须尽快将流转土地经营权重视起来，把那些土地承包权所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继续耕种的土地，流转到愿意耕种的种地大户和种田能手以及看好农业前景、愿意投资农业的公司和城里人手中，进行集约化经营，这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束缚在农村集体土地身上的绳索到了必须松绑的时候。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是农民最大的财产。包产到户后农民虽然取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资源、资产、资金要素还不能进行合理转化。想让农民富裕，就必须激活土地的财产属性，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这意味着，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农村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土地一定程度上得到集约经营，放荒半放荒的耕地逐渐减少，耕地浪费现象得到遏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减少了，村庄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居住在偏僻村庄尤其是山寨上的居民，为了降低生产、生活的成本，考虑到下一代教育的便利，自发地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进城或入村，往外迁移，退耕还林甚至弃耕成林。某些小山村和一些山寨最终会像日本的一些小山村那样，成为无人村。

经过至少二三十年的迁移与耕种，我国农业会慢慢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实现规模化生产。农民最终将成为一份职业，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将丝毫不逊色于城市里的上班族。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将大大减轻体力的支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民进城打工潮，是中华大地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肇始，也是无数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古老村庄风化、萎缩、瘦身直至慢慢消失的开端。那些仍然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将是传统农耕社会终结阶段的最后一代农民，也将成为现代农业开启时代的第一代农民。

传统的农耕社会终结了，现代的乡村建设开始了。为了记录这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在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期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我决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村民们做一个40年来生活轨迹的描述，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