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最近的“跳农门”之路：初中中专

邻居阿理的求学路，在那个年代看来，是一个异数。

阿理不是在离家两里地的乡中学上的初中，上的是离家40多里路、毗邻县城的一所完全中学。家门口有学不上而去外面上学，这在大家普遍不富裕的80年代初，非常扎眼。这件事当年给满川田人带来的冲击，一点不亚于现在大城市的人经常听到的谁谁家的孩子不在国内念中学，转学去了美国或加拿大。

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普遍窘迫，大多数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到哪儿也是念书，阿理家为什么舍近求远平白无故多花钱？因为他家不是纯农户，有“活水”（农村人对来自非农产业的其他经济收入的形象比喻）。阿理的父亲那时从事乡间运输，家里养有一匹大骡子。

骡子是乡下人喜爱饲养的一种家畜，力气大，能干活。一头体壮的中型骡，拉木轮大车，能挽重500公斤，日行30~40公里，如套胶轮大车，行于公路之上，挽重1500公斤不成问题，耕挽能力胜过马和驴。在山区公路尚未建设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负重的骡车是由山里通往山外的唯一载重交通工具。30多年前的人们日子过得紧巴巴，修建乡间公路这种浩大的工程尚未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当时联结乡村与乡村、乡村与乡镇，甚至乡村与县城的唯一道路，是那些两旁长满及膝青草的乡间小道。这样的交通条件，注定了乡间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背着背篓，是那时乡间小道的常见风景，也是乡间运输的普遍形态。如果遇上大宗货物需要运输，人力显然太过软弱缓慢，这就需要借助畜力。山里所需的各类工业化产品，乡村合作社销售的所有非农业产出的日用品，乡粮站销售的大量粮食，都需要依靠畜力一蹄一蹄地从山外拉来，这就是当时的乡村运输业。阿理的父亲，就从事着这样的短途运输业务。这在公路未通的时代，是极有经济头脑的行为。父亲在外闯荡（即便这种闯荡仅仅限于县城和乡村50多里之间，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机会走出大山的年代，也是开阔眼界的事情），让这个家庭不仅有实力，而且有魄力让自己的孩子小学毕业便早早外出求学。

背着洗衣机等物件上山的木岭峰山民，随着进山公路的开通，这样的背影已成为历史。（摄影汪胜）

初中毕业后，阿理顺利考上中专。这是8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初中中专这几个字的含金量。在多子女低收入的年代，读初中中专，学制短工作早，可以早早拿工资帮助家里改善生活，是当时人们认可的求学路上的首选，上高中反而是考不上中专的无奈之举。需求决定市场，考中专在当时因此比考大学还难。阿理却轻松地一考即中，成了我所在的生产队依靠读书跳出农门的第一人。阿理后来在银行工作，夫人也是吃商品粮的，他是“文革”后农村后生中早早地彻底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那拨人当中的一个。

满头银发的汪老太太85岁了，还在山坡地里刨食，她说儿孙都在外面工作，地荒了可惜。（摄影潘立昇）

阿理同母异父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运输业。80年代中后期，乡村公路开通后，阿理的父亲审时度势，主动淘汰了骡车这种前工业化时代的运输工具，买了辆小四轮让阿理的哥哥在县城与乡下之间跑运输。哥哥的两个儿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生人，先后通过读书在城市落脚，找的对象也是附近村庄人家、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农家女儿。

阿理的侄子辈，在叔叔进城20多年后，沿着叔叔当年走过的路径，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

阿理的哥嫂都是60年代早期生人。阿理家的承包地，目前仍由哥嫂耕种着。已经成家的侄子也有了下一代，阿理的嫂子在乡间帮儿子带孩子。家里的那些地，最后的归宿，不外是边耕种边收缩规模，有的也许就放荒了，有的也许给了别人耕种。

阿理的妹妹，与我同龄，智力有些问题。只记得学前班上与她一起上课的场景，后来就没有印象了，估计学习跟不上家里不让读了，这个妹妹在20多岁的时候得病去世了。如果阿理的妹妹还健在，在目前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老光棍成堆的情况下，估计也会找个婆家，跟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吧。

徽派建筑墙面上的砖雕工艺。人物栩栩如生，景物神形毕现。（摄影凌云龙）

阿理的父亲，当年强壮的赶骡汉，并不高寿。阿理的母亲，如今也有80多岁了，身体欠佳，农忙时节仍在忙碌，尽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老太太没有劳作的必要。据说阿理常叮嘱母亲多休息，多跟在家养老的邻居走动聊天，然而劳动了一辈子的阿理母亲，无法在农忙季节安心在家歇着，这也许就是劳动者的惯性吧。

我对阿理家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座典型的徽派建筑的老房子。房子正门门框上方以及窗户下方，采用了徽派建筑“三雕”之一的砖雕工艺。石砖上雕有许多古代人物及场景，栩栩如生，好看极了。看着那些古代风物，有一种时间静止了、历史并未远去的感觉。可惜这样的宝物未必能留得住，好多年前就风传已经有文物贩子盯上了他家的房子。这样的古物流落出去，恐怕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