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宏观经济政策争论

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世间对于一个事物的褒贬之争从来没有定论。每个人的背景、学识、心路历程不一样，对一个事物的需求也不一样，在认识或是使用上就会存在个体差异。对应我们的宏观经济，从它产生开始便争论不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思想流派对于经济稳定性的理解不一样。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抗衡的几个思想流派，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或再度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分别是：“政策应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政策应当按规则进行还是相机抉择进行”。

积极与消极政策之争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回答，应当取决于对经济稳定性的理解。其中一种看法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当总是“逆风向而动”，也就是说，当经济出现周期波动时，要尽量少地使用宏观政策对经济进行人为干预。主要从三点体现：

首先，经济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是通过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反映的，它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波动、高分工水平和高生产率并存的现象提醒我们，有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动力机制很可能比非周期性的动力机制更为有效。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周期性的物理过程是相似的，周期性的物理过程往往能够产生比非周期性物理过程大得多的力量。例如，激光是一种非连续的周期性光，它比非周期性的普通光有强千百倍的能量。从这个层面上讲，与其说经济波动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市场的成功。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的冗长而多变的时滞，使稳定经济的努力很可能以破坏稳定而结束。假如政策所能产生的效应是瞬时发生的，那么保持经济的稳定将是容易的。但是在实施稳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的困扰。其中，内在时滞源于决策者认识到冲击已经发生之后实施适当的政策所需的时间；外在时滞是政策对经济发生作用所需的时间。并且在改变财政支出或税收的提议时通常要经过缓慢而烦琐的立法过程，因此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较长，这使其经常成为一种不准确的稳定经济工具。与之相比，货币政策的变动则是由中央银行独立做出，所以其内在时滞很短。但是，货币政策有相当长的外在时滞：它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改变利率，利率又影响投资来发生作用，而许多企业是提前很长时间做出投资决策的。据估计，货币政策要在实施半年之后才会影响到经济活动。这些时滞的存在，使得积极政策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过热时刺激了经济，或者是经济过冷时抑制了经济。由此可见，成功的稳定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未来经济状况的难以预期大大削弱了决策者适时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在前面，我们知道政策效应的发生面临相关的时滞问题，所以说成功的稳定政策要求有准确预期未来经济状况的能力。假如我们无法预测到未来的半年或一年内经济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衰退，我们就不能肯定到底是实行扩张性的还是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除了积极和消极之争，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是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另一焦点。这一问题的争论与积极和消极政策的争论不同。因为按规则实施的政策，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比如，消极的政策规则可以规定货币供应量按每年3%的速度稳定增长，而积极的政策规则可以规定：假如失业率为6%，货币供应量按3%增长；而当失业率每超过6%的1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就多增长1个百分点。这样，在经济衰退时，这一规则要求通过提高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繁荣时，则要求通过减缓货币增长来抑制经济。而相机抉择政策的支持者认为，相机抉择能够让决策者在对各种无法预期的情况作出反应时更为灵活。

宏观经济中，会有许多政策动态不一致的情形。例如，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实施货币政策时，只有当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时，相对于正的通货膨胀才会有总失业的减少。而被完全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通过较高的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表现出来，它对实际经济活动不会有显著的影响。而关于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取消决策者的相机抉择，并且用可信的单一规则来代替，有时更能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

争论对政策实践的影响

目前，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与消极、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仍在继续，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简单而绝对的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争论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而且极大激发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必要性和有效性问题的思考，从而直接推进并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及其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愈益为人们所体会和认同。尽管没有哪个政府因笃信“经济是内在稳定的”的观念，或者因笃信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的观点而全然放弃对宏观经济的政策干预，但认为政府的相机抉择行动总能收到预期效果的观念也不再牢不可破。从财政政策看，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期“滞胀”局面的出现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正统地位的坍塌，为扩大需求、提高产出而增加赤字的功能财政思想已然随风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回归的年度平衡预算思想。从货币政策看，在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已经认同，货币政策无法长期影响到产出、投资、消费等实际经济变量，而且也不存在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对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的有效性以及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性问题，则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其次，按规则行事的做法变得普遍，原先盛行的完全的相机抉择转向有约束的相机抉择。从货币政策看，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对动态不一致的分析之前，相机抉择优于单一规则的看法十分流行。但巴罗·戈登（1983）证明，在相机抉择下，产出没有系统性提高，而社会却承受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这一结论改变了长期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瑞典、芬兰等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有时这一目标采取了中央银行宣布其政策意图的形式，有时则用法律规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形式。通货膨胀目标的设定，表明了政府对货币政策规则的一种事先的承诺。不过，由于通货膨胀目标通常是确定一个范围，如1%～3%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确定一个特定的数字，因此，中央银行仍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权。但很显然，这种政策限制了相机抉择的运用，同时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且使中央银行对其行为更加负责。从财政政策看，平衡预算规则再度回归，其典型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和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极力倡导的预算平衡计划，尤其是后者，曾于1998—2001年成功实现了从巨额财政赤字向财政盈余的逆转。

再次，一些对经济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功能的财政政策受到青睐。就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而言，无须税法的任何变动，它就能够在经济进入衰退时减少税收，因为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减少使他们的缴税减少。对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政策来说，当经济进入衰退时政府的转移支付就自动增加，因为更多的人得到了补贴。可见，这些财政政策能够在没有任何时滞的情况下，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随着相机抉择政策重要性的减弱，这些被称为“自动稳定器”的财政政策受到决策者的关注。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可能首先是出于公平方面的考虑，但这些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最后，从宏观经济决策所依赖的计量方法基础看，卢卡斯认为，传统政策评价方法所依靠的后来被称为经典的宏观计量方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没有能够充分反映人们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自身行为所作的调整，从而无法反映人们的预期对政策变动所产生的效应。这一强有力的所谓“卢卡斯批评”导致了对经典计量方法的大量反思，促使人们不断改进已有的宏观计量与预测方法，以便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经济的运行，从而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规则”与“相机抉择”之分，不过是一种指导实际政策执行中寄托在特定关系和指标上含糊的信任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