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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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盐业、城市与地方社会发展

李晓龙 陈萍

盐与米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但米有代用品,而盐却没有。中国自古就有“恶食无盐则肿”《管子·地数》。,“夫盐,食肴之将”《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盐位五味之首”《太平御览》卷八六五。,“盐者,食之急也”《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等谚语。因此,管仲曾对齐桓公说过,“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管子·海王第七十二》。食盐如此重要,因此加强对盐的控制可以给国家带来很大的财政收入。为政者常因控制盐的生产与运销,垄断盐利而富国强兵,有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据考证,唐代盐利岁收入达680万贯,宋朝达二、三千万贯,元代达700余万锭,明代达200万两白银,清代曾超过1000万两白银,甚至于数千万两之多。参见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对个人、地方还是政府,盐都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中国盐史的研究,除了讨论技术意义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讨论盐的财政意义。

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可以透过它的生产运销诸环节来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社会等现象。但在中国学界,却历来有“盐糊涂”的说法。参见景本白《盐政丛刊》自序以及民国18年《盐务年鉴》戴传贤序。这是由于盐的制度的复杂性和地区差异性,使得盐业史的研究者往往难以把问题弄清楚。其实,正如佐伯富所指出的,中国盐史的复杂性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建立在究明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基础上,才能冀望对中国盐史有深入的研究。佐伯富:《盐与中国社会》,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119页。在近百年来的盐史研究中也已经逐渐探明道路,研究几乎涉及盐的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产运销经营体制、盐民与盐商的活动、商民与政府之关系等等方面。参见吉田寅:《中国盐业史研究文献目录(1926—1988)》,立正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1989年版;参见陈然:《中国盐史论著目录索引1911—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郭正忠:《中国盐业史研究八十年》,《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锋:《近百年来清代盐政研究述评》,《汉学研究通讯》25卷第2期,2006年5月;吴海波、曾凡英:《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

诚然,盐史研究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考察,而近年来的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启发我们,“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也就是说,理解盐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脉络,同样需要我们从“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出发。

因此,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拥有几千年产盐历史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在历史上一直是珠三角重要产盐区的东莞。东莞地处珠江出海口,“迤逦数十里皆海岸,其利渔盐”,自宋代以来一直都是两广重要的产盐区。宋代以后,东莞产盐业的崛起,成为东莞重要的产业支柱之一,促进了东莞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盐产量的提高以及产盐地域的扩大,为了加强对盐场的管理与进行有效的缉私,逐渐从原来的东莞县析分出若干个行政单位,如后来之香山、新安等县。东莞盐业的发展,对于珠三角地域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通过对珠三角盐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传统中国盐史的复杂性和区域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