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里的论辩文化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今天晚上的新生辩论赛。你们是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的新同学，我则是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的新教师。在我进入法学院的这5天时间里，我主要是在跟学院的老师们进行交流，利用今天晚上这个机会，跟各位同学进行一个初步的交流。

关于今晚辩论的主题，“高校是否应当产业化”，正反两方的同学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同学们在辩论过程中的表现，过一会儿，刘迎泽老师还要给予专门的评论，趁这个机会，我跟大家谈谈论辩文化本身，谈谈论辩文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法律人的基本素养中，或者说，在我们法学院的训练项目中，论辩能力的培养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法治精神就是由论辩文化支撑起来的。无论是从法治的思想演进来看，还是从法治的实践环节来看，法治的养成，都需要大力弘扬论辩文化。

在法学史上，人们论及法治思想的源头，一般都会追溯至古希腊时代。人们谈到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一般都会谈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值得注意的是，承载着苏格拉底、柏拉图法律思想的那些经典著作，几乎都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他们的法治思想，很多都是以论辩的方式展示出来的。什么是正义？为什么要守法？这样一些关键性的法治问题，都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论辩。因此，正义的观念、守法的观念，都是在论辩的过程中，找到了它的坚实的基础。而且，在论辩展开的过程中，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就可能被驱逐，剩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些纯正的思想精华。这就像地里的杂草被清除，庄稼就可能长得更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对于法治的信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迷信，而是经过反复辩论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辩论过程的迂回曲折、疑虑丛生，也表明了正确的法治观念、以及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心，都不是可以轻松获致的。辩论的过程与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正确的法治观念、坚定的法治信念的助推器。

自古希腊以降，论辩文化对于法治精神的滋养可谓史不绝书。在古罗马时期，法律思想的主要发言人西塞罗既是实际论辩的高手，更善于借助对话与论辩的方式撰写思想著作——他的代表作《国家篇　法律篇》，就是模仿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而写成的。叙述了欧洲中世纪文明秩序格局的奥古斯丁，其代表作《上帝之城》，就其写作初衷而言，就是为了驳斥某些人对于基督教的非难，其论辩色彩不言而喻。资本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然而，《政府论》的上篇，就是专门为了驳斥菲尔麦的君权神授论而写成的。从内容上看，整个《政府论》上篇都是在与菲尔麦进行论辩。正是在论辩的过程中，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法治观念开始建立起来。这就是说，近现代流行的资本主义的法治观念，就是在论辩、批驳的过程中破土而出的。

时至今日，论辩在西方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还没有出现、普及之前，论辩可能还仅限于议会的某一个房间里。虽然也有激烈的论辩，但参与的人数相对有限。但在当代，一些重要的论辩通过新的媒介，甚至可以传播至所有人的面前。譬如，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论辩、议会中的论辩，已经成为了西方政治与法治场合中最常见的景观。至于法庭中的辩论，更体现了英美法治实践的特质。所谓对抗式诉讼，本质上就是论辩式诉讼。因此，西方的法治实践，无论是见之于议会立法、总统选举还是司法过程，都打上了浓厚的论辩文化的底色。由此我们发现，要理解西方的法治精神，论辩文化也许是一个便捷的切入点。

在传统中国，论辩的传统虽然也源远流长，但较多局限于学术思想领域（譬如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就开启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思想潮流）。相对来说，在政治法律等公共实践领域，论辩的色彩就显得不那么浓厚了，背后的原因也许是，传统中国的政权都是打下来的，所谓“枪杆里面出政权”，所谓“打江山、坐江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传统中国的“兵刑同义”意味着：“刑”“律”或“法”，都是“刀把子”，这种意义上的法与律，当然与论辩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法治实践领域，论辩文化的兴起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在立法过程中，关于法律的价值目标、制度安排、条文设计、操作技术的论争，可谓数不胜数。事实上，民主立法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广泛的讨论与争议。而且，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立法过程，一定伴随着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锋与妥协，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极其正常的。而且，通过立法过程中的论辩，社会共识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提炼与凝聚，整个社会共同体也可以更好地整合在一起。因此，如果在立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体现出论辩的风格，那么，立法过程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整个共同体的普遍诉求。

相对于民主立法来说，行政执法与论辩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就当前的现实而言，行政执法领域内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特别是在征地撤迁、行政许可等方面，行政执法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正是这样的行政执法环境，催生了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说理机制。说理机制的实质，就是“讲道理”，就是“论”与“辩”。行政领域内说理机制的兴起，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表明论辩文化已经开始浸润到行政执法领域。

论辩文化对于司法领域的支撑作用更是自不待言。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离不开两造之间的论辩。无论是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还是被告，无论是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还是辩护人，其诉求都是不同的，至少是有分歧的——否则，他们不必诉诸法院。即使是在刑事诉讼中，从理论上说，刑事被告人的罪与罚也都需要通过控辩双方之间的争论，才能得到确认。概而言之，诉讼与司法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要借助于论辩这个环节、这个形式、这个载体，以之厘清诉讼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对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做出更加准确的界定。

可见，无论是立法过程、行政执法还是司法活动，都离不开论辩文化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说，论辩文化是培育法治精神的优质养分。同学们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应当在论辩文化中不断地提升自己。

双方辩友，你们以为然否？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2012级新生辩论赛上的发言

201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