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是什么

同学们：

今天是《法哲学》的最后一讲，在课程即将结束之际，我想谈一个永恒性的话题：法学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你们作为法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有一位学者叫邸永君。记得他在某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题为“无须人为制造文史哲之间的学科壁垒”。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题目已经表达了观点。这篇文章对文史哲三大学科的内容、性质、旨趣作了一个简要的归纳：“哲学最为关注生与死，史学最当记述衰与荣，文学最宜抒发爱与恨。”寥寥几笔，就像一幅惜墨如金的写意画，为我们勾画出了三大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寻味之余，我不由得开始琢磨，法学呢？法学是什么？

在传统中国，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是打成一片的。司马迁的《史记》看似史学著作，其实司马迁的志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能够限定的。司马迁希望“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然是以现代意义上的“哲人”自居的——据说，司马迁的《史记》最初的名称其实是《太史公书》，这样的名称意味着，司马迁是想侧身于诸子百家的。只是在文史哲分家已成体制的格局下，我们才把《史记》主要看成是一部史学名著。

还是言归正传吧。如果说，我们可以用“生与死”“衰与荣”“爱与恨”来描述源远流长的文史哲，那么，能不能也用两个字来概括法学的性质、旨趣？虽然，中国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才只有短短的一百年，但它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这个来自异域的学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还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法学一度成为中国的显学。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法学著述中，法学被称为“权利义务之学”。这个论断的立足点，是把权利与义务确认为法学与法律的中心问题。这种说法沿袭已久，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在我看来，它还是有一些不足：一方面，它比较学术化，不是中国大众的日常用语，不大符合中国大众的日常表达习惯。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不是原滋原味的、朗朗上口的中国本土词汇，也不是民族的、大众的词汇。譬如，电影中那个打官司的秋菊，就从来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只是“要个说法”。另一方面，就是从学术的立场上看，把法学称为“权利义务之学”，也有问题，因为，权利与义务主要存在于私法领域，而在公法领域，更关键的概念也许是权力——虽然，公法领域也必然要涉及权利、义务。

到了20世纪的50、60、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法学的风光不再，甚至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法学被视为阶级斗争之学，“镇压”“专政”之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法学“关键词”。与之相对应，法律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司法机关则被视为“刀把子”。也许正是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支配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的头几年里，法学受人青睐的程度，远远赶不上传统的“文史哲”。

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关于法学的看法才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时候，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政治活动需要法律，社会生活也需要法律，因为，“法制靠得住些”。法律的地位陡然上升，法学也再度成为受人追捧的热门学科。于是，关于法学的特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法学是权利之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法学重在维护、保障、救济人们的权利。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与“走向权利的时代”这样一个现代性主题可以说是遥相呼应。

然而，把法学的特质说成是权利，也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这种概括属于价值论法学的基本主张，乃是当代中国法学界“价值呼唤”结出来的一个硕果。如果跳出价值论法学，如果跳出现代性的法学视野，我们就会发现，以权利来说明法学的特质，依然是“不够味”的——虽然它“看上去很美”。

我的看法是，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在于促使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当然，“乱”的程度可能不同，“治”的状况也可能千差万别，而且，“治”与“乱”之间还可能相互搀杂。譬如，某些西方法治国家，从社会生活的总体方面看，应当属于有序，但是，在这些国家的某些角落，见不得阳光的“地下经济”（诸如色情产业、毒品产业、走私产业）也可能非常火爆；尤其是经常性的游行示威、罢工请愿之类的活动，也给西方的社会秩序增添了某些混乱。这些都属于有序中的无序，“治”中的“乱”。再譬如，在中国古代的“三国时代”“水浒时代”，社会的主流是“乱”、是无序，但是，在刘备集团内部，政治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些远离战火的村庄，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还是正常的；在梁山泊的聚义厅上，好汉们的座次还是排得井井有条的，这些都是无序中的有序，是“乱”中的“治”。

虽然人们都渴望有序，期待“天下大治”，但是，有序的状态并不等于理想的状态，比如传统印度的“种姓制度”、传统中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都是有序的，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它们都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甚至都可以归属于“革命的对象”。在冲破这些有序状态的过程中，无序与“乱”就产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治乱循环”不但是一种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也许，它还是人类永远都不能走出的历史宿命。

“天下大治”既可能是“良善之治”，也可能“邪恶之治”，因而，“治”有善恶之分；“天下大乱”既可能源于“正义的革命”，也可能出自“危害社会的犯罪”，因而，“乱”有高下之别。可见，治与乱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状态，绝不能听任简单化的处理，它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给予特别的研究，这个学科就是法学。简而言之，法学关乎治与乱。套用邸永君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法学“最应辨明治与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课程《法哲学》的结束语

2015年12日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