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另一种计时器

认为这个宇宙无远弗届且无孔不入地遍布着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不能容忍这样的散步。因为它似乎不是“国王死了”的因或果。亚里士多德也无法容忍戏剧里那些不能声援其他事件的插曲。我们可以谅解他，因为观赏戏剧的人没有义务伺候一个随心所欲又无事可说的剧作家；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同意：倘若小说家为了多骗取几文稿酬，的确也有可能“不知伊于胡底地任性书写”，浪费了读者宝贵的时间和视力。那么，经过切割、挑选、筛滤的人生似乎宜于向“合宜的长度”此一作品要求屈服。相信亚里士多德“有头有尾有中腰”那样作“事件安排”的情节论的人于是感受到安全。从较粗浅的层次看：服膺因果律的前提是“承认作品中的各个事件可以被抽象化地转换成逻辑关系”，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观赏或阅读到“不可靠的叙述”。从较复杂且微妙的层次看：情节借由内在因果律的裁夺而规避掉它无法与时间作等速再现的角力，叙事艺术开始有它自己的时间，打造符合于作品自身的计时器，拥有了丈量万物的新尺度。（至于人类，则从来没有在那样的时间里活过，哪怕只是一微秒。）透过“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裁夺所打造出来的计时器在短短的几幕、薄薄的数百页中演练出来的“人生”——无论它是悲剧或写实主义小说——不只是“摹仿的人生”，也是被这“另一种计时器”压缩、凝陷、扭曲、变形的人生，它供人窥阅、映照、对比、参考。无论观众和读者产生怜悯、恐惧而得到清涤抑或随之俯仰歌哭而无以自拔，在最后的一刻，作品受众的安全感必然闪烁在其意识底层，因为叙事艺术中的角色（即便在那样精雕细琢的计时器的安排之下）终归封闭于一个结尾——无论是“结婚”或“死亡”；亚里士多德说过“必无事物发生于其后”，而观众和读者的未来还开放在宇宙之间。他在他的时间里，如此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