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分析

一、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脉搏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是历次产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各国的命运，拉开了强弱贫富的差距。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之前，世界各国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经济区域之间基本相互隔绝，经济发展水平几乎相差无几。但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率先崛起，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获得了全球性的竞争优势，继而成为全球日不落帝国。

德国和美国则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会，引领了化工产业和电力工业革命的浪潮，一跃而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尤其是美国，原本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但是在1776年宣布独立以后，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强国，为后来称霸世界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地区，也基本是靠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亦即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而那些跟不上产业革命步伐的国家则基本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其中包括南美、中东，甚至中东欧诸国。

更长远地看，在产业革命中，仅有跟踪往往是不够的，如果不努力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只是满足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目标，那么一国经济继续前进的动力会迅速衰减，经济也会出现停滞不前的态势，这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陷阱”，如希腊、西班牙等近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发达国家。而不断创新、勇立产业革命的潮头，则能有效抓住新技术产业的关键环节，获得超额利润，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这是迄今为止三次产业革命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

二、产业革命与能源、生产体系、社会系统革命相伴而生

除了能源以外，产业革命往往伴随着关键技术和生产体系的革命，二者缺一不可。众所周知，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是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应用，机械代替人从而带动了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大发展，生产方式也由小农经济发展成为工厂生产方式。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则是电力、内燃机技术，它带动了石化产业、机械动力产业及能源产业的新一轮革命。在生产方式方面，大规模生产方式代替单件小批的工厂生产制度。这一系列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革命，使人类进入重工业时代。汽车、钢铁、石油化工产业得到蓬勃发展。

第三次产业革命主要是信息技术（IT）带来的产业革命，迄今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它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产业革命还没有结束，生产的互联网化、信息化、全球分工合作也是一系列生产方式的革命。

现在已经初露端倪的低碳产业很可能引领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除了关键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之外，微观组织体系、社会面貌、城镇化发展的水平等都会因为低碳产业革命的到来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关键技术无疑是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的突破不仅改变了自己所在的产业，而且使相关产业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无论是蒸汽机、电力还是半导体技术无不如此。关键技术的使用和迅速扩散带来的乘数效应使产业革命的先行者迅速拉大与跟踪者的距离。这种关键技术又被称为“基因性技术”，它像基因对生物组织及性状的影响一样，具有遗传性、传导性和放大性，因此低碳领域的基因技术必将影响产业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崛起的经验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战以后，在东亚几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其经验仍然值得后发国家学习借鉴。除了日本在战前就有些产业基础之外，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产业的基础，但是在后来的50年里，这些地方都抓住了信息产业革命发展的机会，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几个经济体都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目前其人均GDP都超过3万美元。

受到历史、国情和发展路径的影响，虽然说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经验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在崛起的过程中，韩国和日本发展的道路比较相似，它们都注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也比较注重鼓励大企业的发展，认为只有大企业才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发挥攻城拔寨的航空母舰的作用。日本的大型株式会社以及韩国三星、现代和LG等财团都是典型的例子。此外，二战以后，日本和韩国在引进消化西方先进技术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也是后发国家学习的榜样，它们为了引进技术和高级人才，不惜一切代价，带动技术迅速跟进，促进产业的迅速发展和转型。

我国台湾地区则走了另外一条转型升级之路，就是从代工、OEM（原始设备制造商）起步，抓住信息产业的脉搏，从OEM到ODM（原始设备设计商），再到OBM（代工厂经营自有品牌），逐渐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IT之岛。另外，与日本和韩国的大财团不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通过集群式发展，在国际上也形成了超强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竞争力多年来一直高居世界第一位。

无论是日本和韩国的引进技术、学习、消化吸收的经验，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从代工起步向产业链延伸的经验，都值得后来者认真研究和学习。

另外，从宏观政策层面，这些国家或地区，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在国内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体系建设的初期，市场开放节奏与国内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相协调，在保护中逐渐开放，而不是过度开放，开放程度与国内产业发展的成熟度相协调，这一点也是值得借鉴的经验。此外，区别于南美的进口替代政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导向政策取得了成功，这也是这些地区崛起的重要原因。

四、在抓住产业革命机会实现快速崛起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19世纪的美国做得出色

作为新大陆的移民国家，美国的历史并不长。1620年，102个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帆船从英国出发漂洋过海在北美定居迄今不过400年的历史。最初，北美大陆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法国、西班牙等欧洲诸强的殖民地，直到1774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发布独立宣言，才成为名义上的一个独立国家。当时，那里只有200多万人。后来，美国历经多年的独立战争、美西战争、向西开拓以及19世纪中叶残酷的南北战争。但是，从宣布独立开始仅仅过了100年，亦即1880年前后，这个年轻的国家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更令人惊叹的是，又过了大约30年，即一战前的1913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不仅GDP总量是英国的2.5倍，法国、德国的3.5倍，而且人均GDP也超过英国、德国和法国。

至20世纪初，美国不仅经济总量领先，而且经济结构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竞争优势，如在钢铁、石油及其化工业、机械制造、铁路运输、轮船运输、电报技术及产业、电力、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美国都在全球形成了压倒性甚至垄断性优势。例如，美国仅仅一个卡耐基钢铁公司就超过英国一国的产钢总量，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更是垄断了全球90%的石油及石化市场。这些都是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是当时全球的“战略新兴产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已经超过西欧诸强，为二战后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霸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生产力基础。

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崛起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或者得益于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等。其实，这些都没有抓住要害。作为殖民地，美国在一个孤立无援、交通不便、远离当时的世界经济、政治、文明中心的新大陆迅速发展，利用大约百年时间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甚至引领了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加速到来，使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其崛起速度之快、发展质量之高、成功代价之小，无不令后人惊叹。今天看来，美国在19世纪迅速崛起的经验令后来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都相形见绌。遗憾的是，众多发展经济学家在讨论追赶、发展问题的时候，眼睛紧盯着二战以后的新兴经济体，而忽视了真正最成功的追赶故事。

美国成功追赶、超越的时代尽管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是，迄今其经验仍然不失时代意义。

（一）利用新发明，率先实现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大众化

这是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崛起的最突出特征。美国经济在19世纪的崛起并不因为其科学技术的领先优势，相反，直到二战以前，美国在科学研究上与德国、英国、法国等老牌的西欧科技强国还有差距。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来，直到二战，西欧一直是世界的科技中心。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尽管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多是在欧洲，但是新科学、新发明往往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实现了产业化。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例如，蒸汽机在英国发明，但是美国人率先在汽轮、火车上大规模应用；炼钢、炼铁新技术率先在英国发明，但是卡耐基后来居上，将新技术迅速应用于生产力，并改进、优化新技术，引领世界钢铁产业的发展；人类对电的现象、原理和规律的认识最初主要是来自英国、德国的一流科学家，但是爱迪生、萨缪尔、特斯拉等创业天才和企业家率先在美国将电力引入千家万户，使美国迅速实现了电气化。再如，20世纪初，美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德国同行⁽⁸⁾，但是，美国的莱特兄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造出了内燃机动力驱动、可人为操控、长时间飞行的飞机，使人类进入了航空时代，而不是在德国或者法国，更不是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是亨利·福特，无论是内燃机还是汽车的发明者都来自德国、法国等欧洲强国，但是福特通过大规模生产方式将汽车送到千家万户，并带动美国公路、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战略性产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产业生产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产业的创新、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取决于谁最先发现了科学原理，而是取决于谁最先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经验，尤其是其将科技成果标准化、规模化、大众化的经验和做法值得称道。科技成果仅仅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阶段最多是增进了人类的知识，对生产力而言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是美国的创业者、企业家、银行家联合起来奏响了创新、创业协奏曲，他们将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并大规模推广。

另外，与欧洲不同的是，在很多新兴产业，美国不仅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革命，而且实现了生产体系革命。例如，被后人称为美国特色的生产制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市场为导向，迅速地、大规模地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大规模工厂设计；高效物流；建造廉价的机器。美国生产方式既实现了高标准、高质量，又实现了规模效应，达到低成本，从而在新兴产业形成全球垄断性优势，促进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

（二）企业家精神及全民创新活力是美国崛起的根本保证

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觉醒，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乃至后来的科学革命、产业革命促使整个欧洲社会焕发了生机和活力，领先于世界。但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和清教徒向往和云集的新大陆，美国在创新活力方面更是领先欧洲一筹。

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国家，是一个创业英雄辈出、企业家精神涌现的新时代，无数创新、创业的精彩故事迄今仍让人叹为观止。富尔顿、惠特尼、辛格、范德比尔特、卡耐基、洛克菲勒、爱迪生、J.P.摩根、萨缪尔、莱特兄弟、亨利·福特……是这些人创造了美国，引领了时代进步，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命运，而且影响了全球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格局。

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些创业英雄中的绝大多数最开始都几乎身无分文、白手起家，最后通过创新、创业获得了成功，实现了“美国梦”。正是这些来自平民的创业英雄拥有的朴素的创新大众化的理念，才使创新成果迅速社会化。无论是辛格、爱迪生，还是萨缪尔、亨利·福特，他们的梦想就是用新技术和新产品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电力大王萨缪尔的名言“电不应该只有少数人享用”成为美国创新理念的典型写照，这与欧洲的社会等级分明、贵族奢侈品消费文化格格不入。

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平民化，19世纪美国的创业英雄们的故事和经验深深影响了一代代的美国创新、创业者，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国创新文化，即创新不是“阳春白雪”，更不仅限于大学的象牙尖塔，创新很简单，它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技术发明就是为了解放人、减轻人的负担，为人所用。

（三）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除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活力之外，19世纪的美国不断探索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如公司制度的推广、专利制度、资本市场的推动等。例如，最初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申办有限责任公司，它原本是被政府控制的一种“牌照”，只有与政府有关的业务和公司才允许申办有限责任公司，很多创业企业是以家族企业或者合伙制的形式存在，它们承担无限责任。但是后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这种制度逐渐在美国推广，大大降低了创新、创业者的失败风险。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后来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促使全社会来承担创业、创新的风险，因此，全社会创新的步伐大大加快。

另外，19世纪美国很多创新都是建立在专利基础之上的。专利制度并不是美国发明的，但是这种制度在美国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有效保护了发明者的合法权益。19世纪，很多创新者通过转让发明专利成为富翁，而不是亲自把它们做成产品。而且，大多数创新成功者后半生奔波在专利维权的道路上，这也成为美国创新的一道风景。

另外，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创新、创业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创新、创业最终需要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否则企业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大将不可能。新技术企业股票也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资本和技术、资本家和创业家很好地得到了结合，极大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各行业的不断升级。这方面，J.P.摩根和爱迪生的合作，以及后来GE公司的诞生和发展就是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