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

过去讨论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差不多全是从文学史家的观点来分析。除了研究书目、考证文字之外，大多数具水准的学术作品，往往只探讨源流问题，特别是短篇小说与口述文学的关系，不然便是有关当时社会背景或社会关系的各种问题。（注：讨论其他问题的西方作品包括下列数种：J.Prusek，Die Literatur des Befreiten China und ihre Volkstraditionen，译者为Pavel Eisner与Wilhelm Gampert（Prague，1955），尤以pp.469-535为重要；J.L.Bishop，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A Study of the Sen-yan Collections（Harvard，1956），尤其是pp.29-46；C.Birch，“Som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a-pen Story”，载BSOAS 17.2（1955），pp.346-364； C.T.Hsia（夏志清）“To What Fyn Lyve I Thus？ Society and Self in the Chinese Short Story”，载Kenyon Review 24.3（1962），pp.519-541；J.Prusek，“The Creative Methods of Chinese Medieval Story-tellers”，载Charisteria Orientalia，pp.253-273。以上只有Birch所著一文直接论及体裁特点，但大致上来说，该文之写作宗旨及方法与本文不同。）没有人试过把短篇小说视作一种体裁（genre），即把中国故事文学全部加以解析，指出短篇小说与其他类作品不同之处。

不过，此处涉及一些基本的问题，诸如：白话短篇小说是否与文言小说的体裁有别，或仅有文字运用之异？在中国文学史所有各阶段中，短篇小说是否大异于我们笼统所称的“小说”（novel）一类？如果短篇小说与“小说”确有显著不同，二者的界限是否经常能划分清楚？换句话说，短篇小说是否也包括稍短的“小说”在内，或所谓“小说”也包括一些稍长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一种体裁，还是一种以上？许多这类问题，都不能用我们现有的分析方法找寻答案，因为解析的工具每每笨拙不堪，分类的名称尤然，而所用的词汇，也只是为方便而设计，并不够学术性。因此，新的分析方法实有必要。

在进行此种分类工作中，客观分析现存作品应较寻求历史解说更为重要。以最普通的一种历史解说——追溯某类文学作品的渊源——为例，我们不能说，某类作品在历史上有独特起源，便证明该类与其他各类有别。这两种方法——客观分析及历史解说——可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两类文学作品从本身证据来看，如何大为相异？二是两者何以不同？第一个问题涉及客观分析方法，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历史解说。在体裁分类中，历史解说的方法显然较不重要。如果两类文字没有重大的分别（此处不妨声明是指形式及与形式无关的特征而言），则二者并不能视为相异（注：本文所采用的体裁概念，基本上即René Wellek及Austin Warren在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1962）一书中所论：“我们认为体裁应视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在理论上是同时根据外在形式（特定格律或结构）及内在形式（态度、语气及目的——或简言之，主题及对象）而定。”（p.231）本文所谓“形式”（formal）及“非形式”（non-formal），即指Wellek及Warren所称的“外在形式”及“内在形式”。但在他们的定义上，需附加一特殊条件，即体裁不只基于内在及外在形式，还要能依形式及非形式的准则彼此区分。）；若是确有重大不同，通常都会有历史事实与之对照（“解说”并不是指直接的因果关系；文学中历史因果关系的问题太复杂了）。历史解说的功用大抵如是。

历史解说虽属次要，但并不等于说，历史性“演进”，即体裁随时间而演变之过程，可予忽略。故事文学各体裁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由于一种类属或体裁的每个新分子都可能改变该体裁的成分，因此每一体裁与其他体裁之关系也会有所变化。例如，《金瓶梅》时代的短篇小说与《金瓶梅》的关系，便不见得与《水浒传》全同。所以，体裁的概念对研究文学史上的某一特定时期而言，乃一有用的批判工具。

反对把各种中国故事文学加以分析，主要有两种见解。二者都涉及中国文学是否应分成许多“文学”类这一问题，同时怀疑可否把一种“文学”内的小说品种，与另一种“文学”内的小说品种加以比较。

把中国文学视为多元亦有很大的好处。据此，可以依传播媒介的不同，而说在同一时期有多至三种的文学共同存在：一是只有听众的口述文学，二是读者有高度知识水准的上流文学，三是以较广大读者为对象的白话文学。区分这三种文学的标准包括：传播媒介之不同、作者身份之异以及读者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之不同。（注：有关“多种文学”不同而共存之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情形，下文有极概略的讨论：Patrick Hanan，“The Development of Fiction and Drama”，载R.Dawson编，The Legacy of China（Oxford，1964），pp.116-120。这一见解所根据的理论出自H.M.and N.K.Chadwick，The Growth of Literature，Vol.III（Cambridge，1940））

“文学之分成两大部分，与其说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如说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形式’（form），即一部分文学是口述，另一则为笔写。”（注：Milman Parry，“Whole Formulaic Verses in Greek and Southslavic Heroic Song”，载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LXIV（1933），p.180。其引述及讨论可见于Robert Scholes and Robert Kellogg，The Nature of Narrative（New York，1966），p.18；又参阅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srm：Four Essays（Princeton，1957），pp.247-249。弗莱之“体裁”可由所用“表达的根本方式”（radicals of presentation）加以区分。在有说话人的笔写作品中，他发现两种表达的根本方式。这种作品我们不妨称为笔写故事，例如康拉德（Conrad）、安德逊（Sherwood Anderson）等人的一些作品便属此类。这种作品因有说话人而算入口述文学，仅能说明其有别于笔写故事的其他类而已。）此处柏利（Milman Parry）所说的“形式”大约相当于费莱（Northrop Frye）所称的“体裁”。显然口述文学应以口述文学视之，在分析小说体裁时，不能与笔写文学相提并论。但问题出在讨论白话文学的早期文字之时。显然许多这类作品的内容都曾一度见于口述文学，而笔写的版本常极力表达口头叙述之情形，也殆无疑问。我们若把这些文字视为从一开始就是笔写的小说，岂不是抹煞了比较两种文学的机会？或纵可进行比较，也像是比较一个剧本和一篇故事那样无稽？笔者认为不然，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虽不能否认许多小说与口述文学间有关联，但也没有证据认为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说书人的“话本”（注：一般认为最能直接代表口述文学的短篇小说是《刎颈鸳鸯会》；学者多以为这篇小说是宋朝鼓子词之一。其到底是否鼓子词不得而知，但文中有明朝地名，可见是宋朝作品的可能性不大。又该小说是口述文学作品之说也堪怀疑，因为其《入话》故事之文字与一唐朝文言小说相近。如果我们说这《入话》故事是成了笔录形式后才加上去的，则难保其他部分没有更改变动。而该小说绝难作为口述之用。）。这个“话本”之说是在小说研究范围内许多无根而流传很广的见解之一。另一方面，许多小说明白指出系取材于口述文学，即故事内容是根据口述作品编写而成（注：例如可见《古今小说》第十五卷及《醒世恒言》第十三卷。）。这种情况也跟口述文学不同，而这类小说也应正规地纳入笔写文学之中。

其次，至今仍无人能提供明显的证据，指出所谓直接源出说书人话本的小说与其他小说有甚重大不同之处。因此，就算在现存的早期小说中，有些确是说书人话本的复制品，这些小说与其他特为读者撰写的小说相比，仍然不见差别。因此，我们若把所有小说视作笔写文学作品，诚亦无可非议。

另外一些人反对把属于“上流”文学的文言小说或所谓“传奇”，与白话小说相比较。但即使文言及白话小说确属两种不同的文学，笔者并不见何以不能比较二者的理由。口述与笔写文学之间有基本的区别，而各种不同的笔写文学间则没有。文言小说及白话小说属于不同文学的说法，该是属于一种历史解说，用来证实并客观分析已经发现的区别。然而事实上，这种不同文学同时存在的概念，通常固然不错而且有用，但就这两类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而言，则决不能适用。明末冯梦龙同时收编文言及白话小说成集，尤以“三言”及《情史》两书为著。（注：没有一篇文章论及冯梦龙书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间关联之处。关于《古今小说》中各篇的“渊源及影响”，最佳论作仍是吴晓铃之文，载《汉学》第二卷第四期（北京，1945），第443—455页。孙楷第在1933年亚东版《今古奇观》的序言中，论及该书中各故事的渊源及影响。至于《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中其余的小说，赵景深在《小说戏曲新考》（上海，1939）第1—29页有所讨论。其他论作则较详细探讨个别小说。）《情史》中的若干小说显然又是仿“三言”的小说而成。界定一种文学的标准本应包括独特的作者，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独特的读者；但在此二书中两者皆缺，因此白话小说及文言小说分属两种不同文学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