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元1550年前短篇小说的种类

单体布局小说（以下不妨简称为短篇小说）之中，又可再予分类，其划分虽不如以上类别范围之广，但性质上仍与“体裁”之别近似。至于是否将分析之结果，定名为“体裁”或“小体裁”（sub-genre），则无关宏旨。

在这类小说中，布局本身并不都同样重要。这类的一种极端是以布局为主，几乎完全只讲究因果关系——不论是真正因果或看似因果实为巧合。这样的小说似乎只求把一连串已出现的人物事迹告一段落。另一极端显然也只有一个布局，但并不重视因果关系，而对“其他方面”着重。这一“其他方面”若非“诗人主角”卖弄才华，便是故事的主题价值，以别于故事的布局价值或叙述价值。

在本文末所列早期小说名单中，有十二篇（编号一—十一及三十五）可列入这类“才华小说”（virtuoso story）（注：此与口述文学有相当的对应关系，见本书18页注②。在十二篇“才华小说”中，五篇在《醉翁谈录》中可找到内容相似的口述故事，其余二十三篇小说中则只有一篇如此，而且那篇（编号二十三）尚不能完全肯定。这说明了在现存作品中，《醉翁谈录》所载小说主要与连合布局小说及“才华小说”有关。）（或称之为“雕琢小说”，story of preciosity）。每篇故事里的主角都是诗人，并且大多数是真有其人而非杜撰。许多这类小说之功用，主要在勾画出主角随兴而作诗词的背景，大抵除此背景外别无其他情节可言。故事的高潮也与布局无真正关系，而是出现在诗人主角的个人生活及其对事物的反应中，尤其是故事里他对自己的处境在诗词上的反应。

这类题材并非白话短篇小说所特有，在文言小说中更为常见。事实上，在宋代文言小说中本有内容相似的作品（注：如第六号小说在《醉翁谈录》壬篇一卷也有内容相似的故事。九号小说内容也见于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四）。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以及《绿窗新话》里的小说，大体都与“才华小说”有种亲和关系。就笔者所知，宋、元、明各朝的文言“才华小说”固然重要，却尚无人研究，否则对白话文学甚至口述文学里的“才华小说”，可能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请注意这十二篇小说并非全无情节，例如第九及三十五两篇都有许多情节，很可以构成动人的布局，不过未加以发挥罢了。）；它们所具形式写实主义的特征，通常较之其他短篇小说为少，例如没有完整的自然及时代背景，语言方面也更近似文言小说。本文虽不拟厘定一个囊括文言小说及白话作品的排行秩序，但区分两者有一简单可靠的方法，即视故事中人物说话时所用的字眼：较白话的用“道”字，较文言的用“曰”字。在上述十二篇“才华小说”中，有八篇一直或至少经常以“曰”字开头（注：这八篇的编号是：一、二、四、六、七、九—十一。第三十五号不明，因笔者手边无原文，只根据以前所作笔记，而其中并未载明此点。），而在其余二十三篇小说中，除了一两篇之外都是用“道”字。同时，“才华小说”因为使用文言，也力求用词之精简。

如果上述的布局之处便是这类小说的主要形式特征，则其主要的非形式特征该是主角类型。它们在主角是比较受人重视的人物，通常都是文人。这类小说的所谓“社会亲和关系”（social affinities）也是以文人为主；但笔者须立刻指出，这种亲和关系，只限于描写文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注：此句系套用弗莱书第306页所称：“豪侠故事（romance）充分美化英雄作风及纯洁品性，因此与贵族阶级有种社会亲和关系。”用在本文之时，此语并不明确地指作者及读者所隶属的某一或某些社会群体，而是指人们所了解却不必真实存在的文人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因此，“社会亲和关系”在此指公认属于某一社会阶属的特有题材，以及对此种题材的看法及立场。）就故事人物而言，其主角较之其他短篇小说的主角，在模仿的等级上也稍高，因为他们都具有一些理想的特征，并有可观的表达能力。

有两篇作者不详的小说，也具备“才华小说”的一二种特色，或可顺便一提。一是著名的《李翠莲记》，一是《成佛记》。《李翠莲记》里最重要的部分是她押韵而对仗的詈骂，而《成佛记》的一主要部分是女主角与地方和尚斗智并赏以耳光时所用的诗谜。两篇小说的情节都十分简陋，只包括一系列简单的情况，因女主角而化为滑稽的场面。两篇小说——当然尤其是后者——都含有宗教意义。

另外一种把布局视为次要的小说是所谓“主题小说”。它们力求发挥主题价值而非叙述价值，其目的在阐明道德例范进行说教。这类小说即使浓缩成短篇逸事形态，也不致丧失所有作用。这也许是它们比其他类小说少用形式写实主义手法的原因。有三篇小说（《合同文字记》、《阴骘积善》、《绿珠坠楼记》）可列入这一类，但应注意的是，其入选标准并不如“才华小说”一样明确。《合同文字记》是一尽孝道的例子，《阴骘积善》是个人坦诚的例子；两者都未刻意塑造自然及时代背景，也不见通常构成故事情节的种种曲折紧张因素。把《合同文字记》也列为一个劝善故事，看来或令人奇怪，但其实它抛弃了可供制造高低潮的大部分细节，而一出内容题材相同的元剧，因为运用这些细节，却产生颇为不同的效果。（注：在戏剧里，伯娘抢走了唯一可证明小孩身份及遗产权的产契；在小说中则未如此。因此，判官的裁决十分明白。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例子较重视布局，一般都认为这戏源出于小说。其实，笔者以为也可证明反面说法，即这小说显然源出戏剧，至于是否现存的这剧则不一定。虽然文字上小说之内容并不与戏剧相符，但戏剧里场幕之分，也是小说中断章回之处；对白虽不完全相同，内容却极近似。固然到此为止尚无法确定谁先谁后，但若细读小说中相当戏中第三幕开头部分，便可发现一显然属于戏剧的技巧：小孩动身回家后，故事突然跳到他伯父十五年后某日回忆这件事，使读者知道他已再婚；嗣后故事又转到他的妻子，有一天无意想到如果亲人们回来时怎么办；其后小孩才来到门口。除了伯父不见踪影外，这正是戏剧里的情景。其实在戏里也需提到他，因他早已另娶。小说源出戏剧的另一可能证明是一再用“云”字作为直接对白的引字，例如小说里相当于第三幕的部分，十五次对白中有十次用了“云”字，只有直接问话不用。而这通常正是剧本中引用直接对白的方式之一。）《绿珠坠楼记》通常认为是篇“入话”故事，附属于讲赵正的那篇连合布局小说。就笔者所知，尚无人指出这篇故事也可独立存在（注：该篇故事也见于《燕居笔记》各版本。《宝文堂书目》所载题目便是此《燕居笔记》故事，已有人提及。但就笔者所知，尚无人注意到该故事也是《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的“入话”。）。它是三篇中唯一提供反面例子的小说。笔者以为这篇可视作一篇劝善故事，因为它严厉警告读者：横财将带来灾祸。故事的结论是刽子手的话，他问主角：“你既知财多害己，何不早散之？”主角侍妾的死也富警惕性，更增加了故事的劝善性。这篇以及其他两篇小说中，主角人物在模仿程度上，排行都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