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的新的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十六个问题，涉及六十个方面。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一定能够出色地、创造性地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更加充实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更加宽广，我们的国家将会以更鲜亮、坚挺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对人类历史和世界的发展产生划时代的伟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唯物史观为什么是科学真理？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唯物史观产生前的状况，答案不言自明。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之前，历史和思想意识领域是被唯心主义所统治的。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人们探索历史事变的发生、考察思想理论的来源、研究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总是把最后的根源归结为思想动机。我们知道，思想动机对上述事物的发生的确具有作用和影响，但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我们不承认神降论和先天论，这个问题便无法解释。然而神降论、先天论都是错误的。可几千年来，社会领域、历史学、思想理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正因为如此，以往的社会学、历史学、思想意识只是记载和描述了个别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变，不可能揭示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未能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把思想动机当作历史事变的最后动因，对于这种情况较早产生怀疑和不满的是黑格尔。在他之前，法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已经注意到环境等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未能摆脱思想动机决定论的束缚。黑格尔认为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是浅薄的，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问题在于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决定思想动机的动因是什么？黑格尔的敏锐使他为后人所钦佩，他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也值得人们记忆。他曾力图用财产关系解释历史的发展进程，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斯巴达衰落就在于财产状况的极端不公平，等等。这些都说明，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出现了用社会的物质因素去解释人的思想动机的唯物史观萌芽。对此普列汉诺夫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黑格尔“常常不得不从朦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顶峰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基地上来。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就能使他从唯心主义、使他从陷入暗礁处离开来。原来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第一性的东西。”[57]但遗憾的是，这些萌芽在黑格尔那里未能开花结果，他提出了问题，但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真正决定世界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绝对观念”。所以，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时写道：“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58]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以前，费尔巴哈是德国在黑格尔之后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德国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却始终未能越出唯心主义的藩篱。“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隔离的。”[59]在历史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费尔巴哈未能跨出的这一步总会有人来承担，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发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历史的发展变化、思想理论的产生、社会事变的出现，不能归结为“绝对观念”“神秘的天意”、伟大人物的思想意志等精神的因素，而应当在物质生产领域寻找它们的最终根源，应当归结为经济关系，归结为人们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决定这一切的最终因素不是什么精神的东西，而是物质因素。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0]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像以往的人们那样，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寻找他的思想产生的根源。“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61]一种全新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了。从此，社会学和历史理论便具有了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性，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思想成果中最伟大的成果，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的伟大创造和发现。真理既是伟大的，然而又是平凡的。当我们认真考察一下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时，才知道他不过是发现了人必须先活着，然后才能去从事其他活动。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时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62]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也是真正科学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今中国正在从事的伟大的实践活动，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研究和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所谓理论基础，就是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所遇到的新的事物和矛盾，从而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把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不能否认，我国35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时必须看到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贫富悬殊、官员贪腐、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严重现实。这些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前一阶段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去对之加以分析和研究，提出科学的带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和途径。

第一，社会财富过快地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5，实际上有文章认为已达到0.47，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水平，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这个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从历史上看，每一朝代发生的重大农民起义都是由此问题引起的；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动乱，其根本原因，无一例外都是由于贫富悬殊、社会极端不公所导致。这就是唯物史观所阐述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物质利益、经济关系决定一切历史事变的发生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国内来说，不是或主要不是靠军队和武装力量，而是靠民心，也就是说，靠人民群众是不是真正拥护，这是国家稳固的坚实基础。人民群众凭什么拥护你，凭的是你是否给他们带来物质利益，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住房、良好环境、安全食物等，看你是否与他们患难与共，打成一片。现在的实际状况是，我们官员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占有大量财富；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他们进出于豪华山庄酒店，栖息于高级休闲娱乐场所。党和国家、人民的疾苦、百姓的艰辛，统统被他们扔进了太平洋。

试想一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高级饭店和游乐馆所，哪一处是一个普通百姓所敢染指的？而那些贪腐的官员挺胸叠肚、牛气轰轰地进进出出，人民群众在一旁看着，他会生出拥戴你的心？换位思考吧，假如你是一位百姓，你会这样吗？还有一些官员，千方百计把钱转移到国外，他在国内捞钱，让子女、家属在国外挥霍享乐。

这些官员虽然是少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摧毁民心，在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在侵蚀国家稳定的根基。我们决不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贫富差距就是民官差距。这是一个大问题，关乎民生，关系国家的未来。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就会认识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八项规定”是多么必要，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这方面动真格的，这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因为它必将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反抗，改革的难度可以想象。

第二，贪污腐败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现在，贪腐人数之多、数额之巨大、形式之多样，都前所未见，令人触目惊心，引起人民群众极大不满。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前者贪腐、后者清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道理当今的从政者不是不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训，但贪腐者仍然不断出现。这点非常值得深思。根据唯物史观，我们不能把贪腐仅仅归结为个人的思想堕落、意志力薄弱。这些思想根源是存在的，但不是根本，根本的根源不是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是存在于经济关系的事实中。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不仅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修养的教育，更要努力认真地去研究在我国现行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催生贪腐的环节、漏洞和温床。这就是改革的深水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反贪腐的工作，年年反贪腐，但不得不承认，越反越严重，说收效甚微不谓不恰当。为什么？我认为，重结果、轻根源是重要原因。贪腐官员的出现已是结果，这件事必须抓，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要研究造成贪腐的社会根源，应防患于未然。

现在，在反贪腐的工作中提出，要让掌权的人不敢贪腐，表明反贪腐的决心和魄力，应予嘉许。有人提出反贪腐不光要“治标”，还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由党内监督、政府监督发展到国家立法，要“重点做好反腐败单行法律和配套法规的立法工作”。也就是说，把现在的一些反贪腐的措施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法规。但须知，这仍然是在法律层面上做文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的朱元璋反贪腐的法律不可谓不严，手段不可谓不狠。贪官一旦被发现，处死不算，杀后还要剥其皮，用稻草充其中，立于县衙之内，以儆效尤。即使这样，也没有治得了贪腐之人。可见严法是反贪腐之利器，但不能根治贪腐。这是因为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而贪腐的根子存在于经济事实之中，物质利益原则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我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就应当从这个视角去思考反贪腐和治贪腐的问题。这样制定方针和政策，才能更有针对性，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要动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卸掉可能造成贪腐的环节，堵住贪腐的漏洞，拆掉贪腐的温床，这才是真正的“治本”。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破坏。这个问题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雾霾天气如此频繁、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正常呼吸都受到威胁；水受到污染，使人们要饮一口干净水都变得不容易。空气和水是人们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连这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健康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正在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环境在国家发展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包括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通过气流、蒸发、降雨，使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经常进行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逐渐形成适合生物生存的生物圈。生态平衡是生物圈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活动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应当记住恩格斯在这方面的教导。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想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3]这就是自然辩证法。

中国古人有“人定胜天”的说法，鼓励人们去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不屈服于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但这决不是说人们可以不顾客观规律蛮干。

今天中国环境污染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以往活动违背规律的结果。客观分析起来，造成这种情况跟我们国家原来底子薄有关，由于落后和贫困，先发展起来是硬道理，没有力量和条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同时考虑治理污染。此外还有科学知识缺乏的原因，即我们对自然界中许多必然王国尚缺乏认识，如无污染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但35年以后，环境污染仍在继续，而且日趋严重，我以为，不能忽视物质利益驱动这一带根本性的因素。有些地方，某些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非常明显的，当事人也是知道的，但仍然让它通行无阻。什么原因，物质利益使然。批准立项的官员自己就不怕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吗？不怕。为什么？第一，他们自己和家人不生活在污染区；第二，项目的确立给他个人能带来利益。这是大量污染项目在某些地方上马建设的根本原因。由此不难看出，治理环境、减少污染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到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物质利益如何处置的问题。这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因为动谁的奶酪谁就不高兴，不仅会竭力阻挠，甚至会竭力加以反抗。

治理污染只是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治理的同时还必须对环境加以保护和建设，这后一方面的任务更为艰巨。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所谓社会就是人和人的活动，是人化自然。人的真正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人通过劳动实现和保持自己的本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64]正是通过劳动，实现了人与自然界同动物与自然界不一样的关系。动物不把自己同它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65]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实现这种变换的中介。通常人们所说的社会建设成就（不包括精神成果）就是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只要人类存在，这种物质变换就不能停止。马克思在讲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时，特别用了“调整和控制”，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决不能任意而为，而应该是有节制的，需要随时加以调整的。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同一个过程，再生产出来的整个自然界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按照唯物史观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这个再生产出来的整个自然界是新的自然界，它既是人开发过的自然界，又是人重新建立的自然界；既是被人消耗过的自然界，又是人利用新的方法和内容补充过的更加充实的自然界；既是以原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界，又是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的自然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应当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时下有一种环境悲观主义者，认为我国环境遭到的破坏几代人，甚至永远也恢复不了。我们认为，承认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难度，决不能导致环境悲观主义，这种观点会影响人们在环境治理问题上产生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

在古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肤浅的，即人对自然界的作用是表面的、小范围的，自然界对人的这种作用的回应也是表面的、小范围的；而今，人对自然界的作用是全面的、高强度的、高深度的，自然界对人类的反作用同样也是全面的、高强度、高深度的，这就使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比任何时候都严重。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和提升，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我们应当相信人类有能力克服和解决人类自身造成的问题。人类最终在思想上会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并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对此应有足够的信心。虽然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和改变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将不断扩大他在必然王国中的自由，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66]按照马克思的理想，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协调的物质变换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这样的高度看待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的问题，方可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懈怠的历史任务！

三、“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7]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实践。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了35年，35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改革的红利。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坚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有着良好的基础，但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矛盾，容易改的、大家接受的改革都已经进行过了，全面深化改革所承担的任务和碰到的难题是前所未有的。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时说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时讲道：“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

关于“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我的理解是，除了国际上错综复杂的形势、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外，从国内来看，就是指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这些都是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的突出标志。站在十字路口不仅存在一个前进后退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向左向右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方向一定要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准确方向和主要着力点？我以为，上述三个方面即缩小贫富差距、铲除贪腐、改善环境就是最主要的目标和方向之一，它们关系着可持续发展，关系着党的生命，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和命运。这是多么伟大而沉重的历史担当！这三个方面的深化改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阻力，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说，接下来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将要动到某些人的奶酪，他们的抵制、反抗甚至破坏在预料之中，阻力、难度之大可以想见。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气概！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一定会缜密思考，科学决策，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夺取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

（此文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