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性辨析
全球性是全球化理论的核心，也是全球化现象与本质的集中体现。要认识和把握全球性，首先必须明确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这是因为，正在兴起的全球化时代是与已经主导人类几个世纪，并且至今仍主导着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现代社会相区别而存在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与新质，都是以现代社会的特点、本质为参照系，相比较而显现的。其中，全球性与现代性的比较，又最具代表性和根本性。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现代化所追求、所拓展的实质性内容，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建立具有现代性的现代社会。“现代”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与前现代相区别，意指现世的或当前的。“现代”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尺度，意指新式的、富有创意的，代表一种与传统相区别的新的精神与特征。显然，“现代性”的内涵也应包括上述两个向度。当然，在具体解释或概括时，学者们又会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与偏好。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一书中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分析了“现代性”，他特别强调了知识、科学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的理性思维与价值的重要性。[165]吉登斯把现代性定义为“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166]，阿尔布劳则认为，现代性“指的是一套相互联结的外观特征，这套外观特征反映出一种居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和一套在西方和现代时代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制度”[167]。尽管如此，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现代性大致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法制化、科层化、社会阶层流动化、社会原子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信息交流与传播扩大化，以及对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知识和理性的强调。而在这些显性的现代社会特征背后被遮蔽的，则是经济主义、唯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
对于现代性的上述表现与内容已有众多评论，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从全球性与现代性两者关系来看，最有标示性和根本性的区别是什么。
其一，全球性立足于空间，而现代性立足于时间。
全球性的基础是空间，它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单一的场所，人类的诸多关系，以及各种事物与信息的流动，存在和发生于整个世界之内，要求以全球的、世界的眼光、视野、意识予以审视。因此，从全球性的角度看，凡是局限于一定疆域或领土之内的事物与现象，就不能称之为全球性的，从而是与全球性格格不入的。罗伯森反复强调了“全球性”概念的这一基点，他认为，全球性“是指广泛存在认为世界——包括人类的物种方面——是一个整体的意识这种状况”[168]。贝克也认为：“全球性指，我们早就生活在世界社会里，也就是说相互封闭的领土认识越来越模糊。”[169]由于全球性立足于空间，是一个更关注空间作用的概念，所以它并不认为全球性仅属于当代，古代、中世纪、近代都出现过反映全球性的现象，如丝绸之路、移民迁徙、传染病的跨大洲传播等。换言之，由于全球性关注空间，所以反而摆脱了时间的约束，哪里有全球化的进程，哪里就有相应的全球性表现。当然，不同时代和时期的全球性会有表现程度的差别，人们之所以更重视20世纪70年代后的全球化，是因为只是到了此时，全球性才有了更具规模、更有影响，也更为制度化的表现。
现代性的基点是时间，它强调现世的、当前的、当今的事物与现象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前现代时期所不具备的，代表了某种新的价值与精神。由此不难发现，现代性是在刻意凸显自身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又首先体现为时间的限定，所以时间的向度更具根本性，而新的价值与精神，即价值向度则被限定在时间向度所规定的范围内，相对来讲表现出一定的从属性。
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立足于空间的全球性由于回避了时间问题，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上的弹性。尽管有人认为全球化与全球性是20世纪90年代的现象，但更多的人看来更愿意接受全球化与全球性有久远的历史与发展过程这种观点。摆脱了时间的限定，突出全球的空间视角，使得全球性概念更为鲜明，而立足于时间的现代性不仅被时间捆住了手脚，而且还由于其内生的国家性、领土性，被束缚于有限的空间范围之内，这正是我们即将论述的第二个区别。
其二，全球性要超越民族国家，而现代性则与民族国家共生。
全球性立足于全球、立足于世界、立足于整个人类，而这个立足点的基本参照物与对象就是民族国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讲都是如此。现代性则与国家不可分离。在前文所提及的众多现代性表现与特征中，与全球性关联度最大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制度、价值、理念。其中领土性是最明显的空间特征，而民主制度、官僚制度、公民身份、民族主义、效忠国家的观念等都附着于领土性，是领土国家的产物。全球性要超越民族国家，就意味着要在超越领土的前提下重构民主制度、公民身份和一系列新的价值与观念，由此才会出现当今人们开始关注的全球政治、全球民主、全球伦理、全球价值、全球公民身份等新议题。
在明确了全球性与现代性最主要的区别之后，还需要讨论、澄清一个相关问题，即全球化、全球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最新阶段与表现，全球性是现代性向全球扩张的结果。比如贝克就把全球化视为第二次现代化，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凸显全球性，从而与张扬现代性的第一次全球化区别开来。[170]吉登斯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的现代化。反思的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全球化的冲击，它导致后传统社会的出现。他认为现代化所追求的现代性虽然起始于西方，但已经或正在扩展到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就是真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171]。由此可见，吉登斯赞同现代性的全球化，而且他赋予现代性特殊的内涵，即四种制度性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军事力量。其具体化表现就是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问题在于，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或现代性的全球化，是否等同于全球性。这里出现一个有趣的悖论。从现象上看，现代性的确从西方走向世界，形成了现代性全球化的假象。但本质上，现代性并未冲破领土国家的牢笼，每一个被现代性所扩展的国家，都在坚守国家主义，而且后现代化的国家往往立场更坚定。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全球化反对全球性。那么，由此何以得出全球化（或全球性）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结论呢？换言之，全球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全球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两者的关系本质上是断裂的，而非连续的、因果的。阿尔布劳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全球化远不是人类以往希冀和追求的一种结局，而是人类以往自认为当然无疑的那种现代生活组织方式的终结。全球性的转型是一种变革而不是一种终结。”[172]根据这一观点，他主张用“全球时代”取代“现代时代”，用全球性取代现代性。而“全球时代”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三个世纪以来有关历史的方向的假设，不再把“全球化看作只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阶段”，不再把全球化看作源于现代性之中的种种变化之发展的顶点与结果，转而把全球化看作一种准备状态，即为全球化的事物成为生活的构成部分做准备，为全球性成为任何局部或任何领域、任何制度中的一种基本要素做准备。[173]阿尔布劳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强调全球化、全球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同人们认识到地球是一个整体，地球这个物质性实体存在有限性相关。罗伯森的观点比较中庸，他一方面反对现代性直接导致全球化、全球性，另一方面又不否认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极大地放大了全球化过程。他所明确坚持的是“不管我们用现代性时可能指的是什么，但远在它之前，当代类型的全球化就已经起动”[174]。这样，他就立足于全球化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过程的观点，间接表达了全球化、全球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之间的非因果、非逻辑关系的见解。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全球性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全球性立足于空间，立足于全球，超越民族国家是其内在的要求与逻辑；现代性立足于时间，立足于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共生共存是其宿命。
其二，全球性与现代性不存在因果性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两者各自存在自身特有的发展与扩散过程。从过程的角度看，展现全球性的全球化历史更悠久，地域更多样，而展现现代性的现代化则始于近代欧洲。
其三，尽管全球性与现代性在本质上表现出断裂性，但在其具体发展过程中，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介入，又难免造成两者的互动与影响。因此，正像不能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割裂、对立一样，对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联性一面也应保持开放的、探索的态度。
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比较复杂，理解上歧见较多，所以对它们的比较不仅要指出两者质的区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回应和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全球性与国家性的关系则相对清晰，因此比较起来也就更简明、直接。
其一，全球性的灵魂是全球，国家性的灵魂是国家。
“全球性”绝非只是个空间概念，而是个综合性概念，是对全球性事物的抽象，涉及主体、空间、制度、价值，它的灵魂在物质表征上是全球，在意义和观念表征上是全球主义（globalism）。地球是个物质性实体，在茫茫宇宙中它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传统上人类对于地球这个整体，却缺乏了解和认同，人们所熟悉和认同的是被领土分割的国界，是被制度、习俗、文化所塑造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是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本土主义。全球性强调地球这个整体以及基于整体的地球意识、全球意识。宇航员在太空俯视地球的感受是真实的，苏联宇航员维·伊·谢瓦斯季诺夫说“我们地球上的许多问题从那里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要知道在太空中是看不到国界的。产生了被称之为全球性思维的东西，并且使你意识到什么是个人的责任。人类以前没有这种看法和这种感觉。一些优秀的、最有远见的思想家对此曾经有过抽象的结论，但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没有广泛的理解”[175]。美国宇航员埃杰·米切尔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当宇航员体验到地球意识时，他返回地面后就不再是一个美国居民，而是一个地球居民了。[176]学者们则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阿尔布劳指出：“凡是在人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承担起对世界责任的地方，凡是在人们信奉‘把地球当做自身的环境或参照点来对待’这么一种价值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谈论全球主义。”[177]罗兰·罗伯森则强调“在本人的概念中，关于全球性的东西的概念指的是从其完整意义上说的世界”。[178]乌尔里希·贝克说：“全球性表明，从现在起，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所有的发明、胜利以及灾难都关系到整个世界，并必须沿着‘地方-全球’坐标对我们的生活和行动、组织和制度重新定向、重新安排。”[179]由此可以发现，无论是来自经验层面的实际感受和领悟，还是来自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提炼，“全球”即全球主体（实体）、全球空间（整个地球）、全球制度、全球意识与价值，的确成为全球性的灵魂与核心。离开了全球、全球性事物，以及全球主义的视野与思维，全球性就毫无意义。
“国家性”也是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对立足于国家基点的各种事物的抽象，同样涉及主体、空间、制度和价值。与全球性相对应，它的灵魂在物质实体表征上是国家，在意义和观念表征上是国家主义（statism）。突出国家的国家性，可以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个人，即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坚持国家本位；另一个是全球（人类），即在国家与全球（人类）的关系中坚持国家中心。我们这里探讨的国家性显然是后者，因而它是与全球性相对应的。国家性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它把人类公共事务完全限定于领土性国家范围之内，国家是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围绕国家所设计的种种制度是不可替代的制度，而效忠于国家、听命于国家、服务于国家则是公民必须信奉和遵循的伦理、价值和观念。一位国家中心主义的信奉者写道：“国家已经满足了人类组织和秩序的至高要求，再建立超出国家体制以外的任何等级权力结构将是代价深重的，归根结底是违背自然的。”[180]这种对国家的崇拜、执迷，以及对国家本位、中心的坚守，正是被当今热议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181]。
显而易见，全球性与国家性的区别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如此，用国家的传统理论框架与思维定式来理解全球化、全球性，根本行不通。所以不少学者呼吁“社会科学的全球转向”，“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分析范式的转向，以便全球性出现的条件，即世界作为一个共享社会空间意识的增强，能够在各个方面被解释和理解”。[182]
其二，全球性与国家性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不会产生因果性关系的争论与误解。
如前所述，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存在着两者是否具有因果性的争论与误解。认为全球性源于现代性，或全球性是现代性的最新表现的观点具有一定市场，但是全球性与国家性之间则不存在这类争论和误解。因为两者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性不可能发展成为全球性，全球性也不可能是国家性的集合或演变结果。全球性所表征的全球性事物和所内生的全球主义，与国家性所表征的国家性事物和所内生的国家主义，属于两个独立的，无法相交的系统。所以，尽管全球性与国家性都有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强”与“弱”，“厚”与“薄”的程度之别，但不会给人们提供两者具有因果性关系的想象空间。这恐怕也是辨析全球性与国家性时应该明确的。
“公共性”是一个涵盖面更广，影响面更大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都对其进行了特定的解读。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所理解的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运用要以人民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应具有民主、公正、公平、合法的公共精神。政治学所关注的公共性越来越聚焦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强调区别于国家和政府权力的以公民身份表达其意志的社会空间所体现的公共性。经济学视野中的公共性，关注经济活动与经济现象的公益性、共同性，比如关于公共物品的产生与管理。更令人瞩目的是公共哲学的兴起，力图从哲学的高度整合各学科研究的成果，以一种总体性视野解释公共性的普遍问题，揭示公共性的本质。其基本主张是：全球化的公共空间已形成，公共哲学是对公共生活智慧的追求，对公共性价值与意义的探讨与揭示。哲学需要进行“公共性转向”，即“由个人的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间性，再到公共性或者共同主体性，总的趋向是形成具有更多更好的公共性的社会”[183]。这里，公共性被视作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社会属性，即人类生存的共存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尽管对公共性的理解有如此多的差异，但其基本点都是强调“公共”“共同”，换言之，是在以“私”为参照系，与私相比较而获得自己的原初规定性的。公共需要、公共物品、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等都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载体、途径或外部条件，而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理念、公共伦理、公共文化，一言以蔽之，公共精神则是公共性的内核，体现着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
“公”与“私”的划分，使公共性获得了自身原初的规定性，但公与私的具体内涵又不尽相同，不能把“公”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国家，也不能把“私”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公共性的确表现为区别于个人的社会的要求与意识，换言之，是我们传统上所理解、所认同的公共性。即便是哈贝马斯刻意区分出的公共领域（区别于国家和政府公权力的公共领域），其所指对象也是个人——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人。然而一旦超越民族国家，那么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跨越国界的个人之间，“公”就有了新的内涵，变成全球、人类，而国家或转换成“私”，代表“私人性”（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寻找公共性的情况下），或失去了对象的意义，既不是“公”也不是“私”（在跨越国界的个体之间寻找公共性的情况下）。[184]这表明，对公共性的理解仅限于传统的国家内部已远不足以认识现实，在全球化时代，公共性的视域已超越国家扩展到全球，于是，全球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
其一，全球性是公共性的一个维度。
公共性原本是一国之内的公共性，体现于群体、地区直至国家中人们所形成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对这些层次内公共价值的向往和实践。换言之，国家是公共性的最大边界，国家性是公共性的一个基本维度。但是今天，人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面向全球、全人类，个人首先是人类的一员，其次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这意味着由于社会关系的全球拓展，公共性也有了全球性维度。英吉·考尔在研究全球公共物品时明确指出：“全球性可被视为公共性的一个维度。它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因此，全球公共物品的公共性表现为两个方面：是公有的，不是私有的；是公共的，不是国家的。”[185]显然，这里公共性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与私有相对应的公有，一个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全球。前者凸显了公共性的“公有”“共有”含义，强调了公共性的价值尺度；后者凸显了公共性的全球性含义，强调了公共性的空间尺度。英吉·考尔的观点虽是针对全球公共物品而言，但适用于各种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内的公共性。
其二，公共性是全球性的一种追求。
公共性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维度。这仅仅是一种空间的拓展吗？当然不是。从国家维度的公共性走向全球维度的公共性，意味着人们对公平、公正、公开、合法、公益等价值的追求，也突破国界走向全球，从而更鲜明地表明了人们生活的社会性特征，“类”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和价值正是公共性的人文底蕴。所以说，公共性的价值实际上是全球性的一种追求。换言之，在习惯于认识全球性的空间意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关注全球性的价值意涵。
通过以上对全球性与现代性、国家性和公共性的辨析，现在我们对全球性作出如下界定：
全球性是当代人类社会活动超越现代性、民族性、国家性、区域性，以人类为主体，以全球为舞台，以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为依归所体现出的，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所具有的整体性、共同性、公共性新质与特征。
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其一，全球性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新质与新特征。其“新”之所在，就是突出人类作为类主体所具有的整体性、共同性、公共性。把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主体对待，这是该定义的核心，否则整体性、共同性、公共性就毫无意义，因为这些特性在民族国家内早已存在。其二，全球性在本质上是与现代性、民族性、国家性、区域性相区别的，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超越它们，走向全球。当然，这是就根本性质而言的。至于具体的、历史的关联性，则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辨析，不可简单化、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