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受六朝文学之影响，已如上述，具体到《三国志注》，也表现出他鲜明的文学取向。概而言之有三：一是其注释中多引文言美辞，彰显了他高超的文学趣味；二是其注释中常引神奇怪异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小说化倾向；三是其自注并非如其所谦称的“分绝藻缋”“祇秽翰墨”，而是富有文采，可圈可点。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58]，如果把“博”字替换为“美”字，则“嗜奇爱美”四字正好概括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兹分论如下。

（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其实是曹魏诸文人之合传[59]，后世所称道的“建安七子”除孔融外皆在其列：“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瑒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可谓彬彬称盛。然而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大瘟疫导致了多人丧生，“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本传因引用了魏文帝曹丕《与元城令吴质书》，表达其哀悼惋惜之情。然因格于体例，这段引文甚是简短，唯略述诸人之立身行事而已。此后为照应前文，又撮述了吴质的生平：“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裴松之在此引鱼豢《魏略》更详其事，并把时为世子的曹丕写给吴质的两封信都完整地摘录了下来，且加自注曰：“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曹丕此信深表赞赏，不忍遐弃，今将此篇全录如次：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

魏文帝曹丕与上述诸人之交情究竟如何，今已不得而知，若论这一封书信，则实在是写得情深义重，荡气回肠。“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等等，显得意气风发、文采飞扬。“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云云，则真有呜咽缠绵之慨，令人动容。此书信后来被《昭明文选》收录，传诵称扬，至今不绝。钱穆先生论及建安文学，有云：“窃谓当时新文佳构，尤秀出者，当推魏文、陈思之书札。此等尤属眼前景色，口边谈吐，极平常，极真率。书札本非文，彼等亦若无意于为文，而遂成其为千古之至文焉。”[60]评价极高，然可谓实至名归[61]。裴松之早在刘宋时期便对此文叹赏不置，称为“美辞”[62]，自可印证其《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可看出他那高超的文学趣味。其实说到“美辞”，裴注所引的前一封书信似乎更擅胜场，曹丕追忆“昔日南皮之游”，如云：“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釭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硃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等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从容写来，情韵悠扬，一种少年人之哀乐歌哭，惬心贵当，动人心魄[63]。悬想当日之裴松之注史至此，也要为之低回良久吧。“观于海者难为水”，其以卫权之注《吴都赋》为文采不足，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了引美文之外，《三国志注》中又有引诗赋之例，也可看出裴松之的“爱美”之心。陈思王曹植是六朝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锺嵘《诗品》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云云，可谓极尽赞美之能事[64]。裴松之在注《魏书·曹植传》时，多次引用曹植的诗赋，体现出他对曹植文才的喜爱之情。如本传写到曹操新筑铜爵台，“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65]。裴氏便引阴澹《魏纪》著录了曹植这篇令“太祖甚异之”的赋作：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全篇为歌功颂德之作，自不待言；行文之圆美流转，有如流风回雪，也姑置勿论。单看曹植之不假思索、“援笔立成”，且年纪不过十余岁，就很可佩服，联想到前述裴氏所自谦的“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则他之所以引用曹植此赋，其用意大概不止于证史，更有表示钦慕之意。因为曹植也跟淮南王一样，是刘勰所称赞的“亦思之速也”的典范[66]。曹植入魏之后，在文帝、明帝两朝连不得志，几次三番求“自试”亦不果，怅然绝望，本传称：“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甚是凄凉。裴注于此引用了他的《吁嗟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

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全诗既是“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注脚，也表达了曹植对连翩流转、不遑宁处的愤恨，“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一句更显得沉痛惨烈。裴氏引此，可谓“以诗证史”之佳例，也体现了他自己的识鉴水平。据余志挺先生统计，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单篇诗文22篇，“正可证明魏晋时期重视文学作品的风气，裴松之用文学补充史学，也代表着史学观念上的一大突破”。[67]

（二）前引《四库提要》批评裴松之“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裴注中多次引用神奇怪异之事，馆臣谓：

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颣。

除了以上所举的几条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裴注引用葛洪《神仙传》以及虽无志怪之名、却有志怪之实的傅玄《傅子》、顾恺之《启蒙注》等例[68]，有论者指出：“在现存的史学著作中，《三国志注》是最先引用魏晋志异著作的。”[69]对于这种采志怪入史注的现象，后世学者的意见大致与《四库提要》相同，都认为“不经之谈，不应入史”[70]。可是对裴松之何以采志怪入《三国志注》，却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魏晋人确实相信神仙鬼怪的存在，因而其著志怪小说也是本着一种求实的态度，如干宝《搜神记》“发明神道之不诬”，即被誉为“鬼之董狐”[71]。《隋书·经籍志》将六朝志怪小说收入史部之杂传类，就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采志怪入史在魏晋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以《搜神记》为例，据逯耀东先生统计，此书材料多次被当时的史书采用，其中包括司马彪《续汉志》25次、王隐《晋书》14次、干宝《晋纪》3次，袁宏《后汉纪》、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乐资《春秋后传》等各引用一次[72]。事实上，一向以“高简有法”著称的陈寿《三国志》也采用了志怪材料，如《魏书·公孙渊传》：“初，渊家数有怪，犬冠帻绛衣上屋，炊有小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巿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显然非事理所容。陈寅恪先生指出：“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谨严。裴世期为之注，颇采小说故事以补之，转失原书去取之意，后人多议之者。实则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73]由此看来，既然连史学著作中都大量引用志怪材料，则裴氏采志怪入史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时代风气的角度来解释《三国志注》的“凿空语怪”，无疑是非常中肯的，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而存在，裴松之自然也不例外。张孟伦先生则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裴注之所以采用怪异之说，并不是他真心相信，而是为了迎合宋文帝刘义隆之心意，因为“文帝却是一个以宜都藩王搞政变，利用‘征祥杂沓，符瑞㸌辉，宗庙神灵’（《宋书·文帝纪》）的礻几祥之说，登上皇帝宝座的”。并引《吴书·吴范刘惇赵达传》之裴氏自注为证：“臣松之以为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取数事，载之篇末也。神仙之术，讵可测量，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认为裴松之对葛洪《神仙传》所记持怀疑态度[74]，“近为惑众”，徒以宋文帝有此爱好，故不得不谦称己说为“臆断”，有如夏虫之不知冷冰，其内心深处之苦楚，可想而知[75]。不难发现，张先生的观点是有几分道理的。南朝自刘宋之后，皇权加重，统治者干预修史之例，不绝于书[76]，裴松之的注史恐怕也难逃此厄，何况本传明言，松之注史非其本意，而是“上使注陈寿《三国志》”，然则他的工作不能不受宋文帝的影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有所偏离，也是在所难免[77]的。这与陈寿之著《三国志》而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同有其难言之苦衷，我们对此应表“了解之同情”[78]。

除了上述时代风气和政治压力之影响外，我们认为裴松之之所以采志怪入史注，还跟他的注书体例有关，准确地说，这种现象正是采用“合本子注”的结果。陈寅恪先生指出：裴松之《三国志注》受中古佛教译经之影响，为一广义之合本子注[79]。其学生王锺翰更在其基础上指出，裴氏《上〈三国志〉注表》所云“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即为“合本子注”最明白最合适之注脚，并下定义曰：“合本子注者即同源异释，合诸异释，列为子注，以注于一较善本之下，亦即于大同中求小异，最是实事求是之注史方法。”[80]可谓要言不烦。这种“合本子注”之方法是否受佛教译经之影响，姑置勿论[81]，若裴氏注史为采用这种“合诸异释，列为子注”之形式，则固章章明甚，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氏注曰：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以上分别引王沈、郭颁和孙盛三人之书，记述曹操“间行东归”过程中，手杀其友吕伯奢之子的事，比对可知，三种说法都不相同，疑不能判，故“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其为广义之合本子注，当无可疑。刘知幾所批评的“喜聚异同，不加刊定”（《史通·补注》），或即指此而言，实乃昧于裴氏注史之体例，不足为松之病也[82]。类似的例子所在多有，如《魏书·三少帝纪》载高贵乡公为成济等所弑，终年二十，裴注即备引《汉晋春秋》《世语》《晋诸公赞》《晋纪》《魏氏春秋》《魏末传》等六书补述此事，并加自注曰：“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83]，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可见也是“合本子注”之佳例。具体到志怪著作，可以干宝《搜神记》为例，如《魏书·明帝纪》载，青龙三年“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之后亦引《魏氏春秋》《世语》《搜神记》《汉晋春秋》等四书记述当时及前后出现的一些奇异征兆，《搜神记》所记不过是其中之一说而已。又如《吴书·孙策传》注记载了道士于吉之事，先引《江表传》曰：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继引虞喜《志林》对此事进行了批驳，并加自注曰：“《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接下来又引用《搜神记》之说：

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

最后再加自注说：“案《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由此看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所以引用志怪材料，非必相信真有其事（前述葛洪《神仙传》条可证），而是出于体例之需要，广引诸说，“以备异闻”，跟陈寿《三国志·方技传》评所云“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如出一辙。这一点从上述明知“《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而仍引之，也可以看出来。又如郭颁《魏晋世语》极为裴氏所不满，“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等，几乎一无是处，可是据伍野春先生统计，这样一部鄙劣虚错的书却被裴松之引用了89次之多[84]，可见此书也跟《搜神记》等志怪著作一样，不过是为了增广异闻而被当作史料采用罢了。吕思勉先生在评价唐人修《晋书》时指出：“怪异之说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见当时风气。”[85]借以看待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亦无不可，则其功劳不仅在保存了史料而已[86]。

以上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采用志怪材料提出了一点拟测，认为他的做法除了受时代风气和政治压力之影响外，还跟“合本子注”的体例有关。尽管有此诸种理由，表明裴氏之采志怪入史注为无可厚非，然《四库提要》所批评的“嗜奇”之说，却并非没有道理，裴松之采用这些怪怪奇奇之事，无疑也表现了《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盖文学之趣味固有千差万别，而神奇怪异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可与上文所论的文言美辞相颉颃也。前引《搜神记》之道士于吉事，已甚诡异，又如《魏书·锺繇传》注引《陆氏异林》[87]，记述了锺繇和一女鬼相恋的故事：

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

女鬼美丽非凡，眷恋锺繇，明知其有意相图，仍然前往欢会，情意殷殷，殊为可感，而锺氏“犹斫之伤髀”，难免薄情之讥。裴注征引此事，想必也是爱其故事之哀感顽艳，“小小情事，凄婉欲绝”也[88]。《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搜神记》则甚是可怖：

恪入，已被杀，其妻在室，使婢（语）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视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大有借尸还魂的意味，令人惊悚不已。此外如前述葛洪《神仙传》之仙人介象事、《魏书·蒋济传》注引《列异传》之蒋济亡儿事等，篇幅较长，情节曲折，带有浓厚的小说色彩。凡此都可看出裴松之的“嗜奇”心态，正和“爱美”之心一样，使他的《三国志注》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取向。

（三）古人云，“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89]，意谓创作与鉴赏难以兼擅。上文所述二者，不管是“嗜奇”还是“爱美”，都是在其注释中征引他人的作品并加按语，充其量只能表现出裴松之的文学趣味，他自己是不是也只会“鉴”而不能“画”，如他所谦称的那样“分绝藻缋”“祇秽翰墨”呢？答案是否定的。松之文学成就如何，史传没有明文，唯称其“博览坟籍，立身简素”而已（《宋书》本传）。但通过其《三国志注》之自注，我们发现了裴氏文采斐然的一面，而这显然也是一种“爱美”的表现。如《魏书·贾诩传》载：“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贾诩进谏，劝曹操“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曹操不从，军遂无利。裴松之在此发表了一通看法：

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世咸谓刘计为是，即愈见贾言之非也。

且不论裴氏对于贾诩之批评是否得当，曹操是否应该“顺江东下”以灭孙吴，单看这一段文字以气逞辞、骈散兼行，且又议论骏发，气势凌厉，“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云云，对仗工整，声韵和谐，读来颇有风行水上之妙，定非“蹇乏全无宫商”者可比。“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90]则又感慨为文，一唱三叹，用典自然，如自己出，都可称得上中规中矩的“美文”，持与范晔“笔势纵放”之论赞相较，恐怕也未遑多让。又如《魏书·荀彧传》陈寿评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松之对此不能同意，又下注曰：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91]

裴氏盖深赏于荀彧之动心忍性、亡身殉节，不禁情动于中，而发为议论，为之辩诬，一往无前，夭矫动人。试取与六朝士子所景慕的贾谊《过秦论》对读[92]，如云：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施及孝文、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亡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比较可知，二文之长处皆在起承转合、控送自如。“及至”二字以后，同为二文之转捩点，虽然前者为抑，“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后者为扬，“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至其机杼，则固无不同，都是大力腾挪，平地起波澜，洵足以惊心动魄，振起全篇。

《魏书·崔林传》载崔林对是否尊奉孔子之后裔“宗圣侯”有所论议，认为“周公已上，达于三皇”都不再祭祀，“今独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逾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裴氏对此不以为然，而在其自注中对孔子盛赞有加：

臣松之以为孟轲称宰我之辞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又曰：“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斯非通贤之格言，商较之定准乎！虽妙极则同，万圣犹一，然淳薄异时，质文殊用，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是以遗风所被，寔有深浅。若乃经纬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违，彝伦资之以立，诚一人而已耳。周监二代，斯文为盛。然于六经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贤不兴，旷年五百，道化陵夷，宪章殆灭，若使时无孔门，则周典几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岂不有逾于群圣哉？林曾无史迁洞想之诚，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义，可谓多见其不知量也。

细读可知，松之对孔子可谓推崇备至，“若乃经纬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违，彝伦资之以立，诚一人而已耳”，已经道出了孔子的非凡贡献，无与伦比。最后部分更称孔子“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大声鞺鞳，翼翼锵锵，真可称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其对孔子的一腔深情，也在这排偶行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盖河东裴氏，世以经史传家，固为孔孟儒家之坚定信徒也[93]。在六朝这样一个玄风大炽、争礼空王的年代里，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尊孔子和儒学，犹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则裴氏之识见实有大过人处，又不徒以文笔见长而已。通过上述三例可知，裴松之虽不以文章名世，其史论却有文采斐然的一面，且其行文颇受骈俪文风的影响，“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史通·叙事》），风气之移人，有如此者。近人李详以《三国志注》为六朝散文之代表，至誉之为“自然高妙”“千古独绝”[94]，然则裴氏《上〈三国志〉注表》所云“虽自罄励，分绝藻缋”之为谦虚之词，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受到六朝文学之影响，不仅要求史书富有文采，而且要求史注“绚素有章，甘逾本质”，甚至在辞藻、声律、炼字等方面都有诸多讲究。这些思想贯彻到他的《三国志注》中，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取向。一方面，其注释中多引文言美辞，彰显了他高超的文学趣味；另一方面，其注释中常引神奇怪异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小说化倾向；更重要的是，裴松之的自注也受骈俪文风的影响，富有文采，可圈可点。由此可见，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和六朝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