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学习策略中的风险偏好与文化多样性

表2-3显示出资源—人口比例在亚洲和西方国家之间差异很大。我们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特征描述为节约劳力—消耗资源的文化，而亚洲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则是节约资源—消耗劳力的文化。从技术上说，中国有能力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大陆（Menzies，2002）。李约瑟提问：为什么科学和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Needham，1954）？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上环境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启示（Chen，1990）。

经济学关于利他主义的性质有过激烈的争论（Simon，1993）。我们认为用经验观察的方法很难从动机上区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行为。但是，我们可以容易地观察不同文化的风险偏好，如面对未知市场与不确定机遇时的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与风险承担（risk taking）行为，是可以观察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风险用静态的概率分布来刻画，如赌博输赢的概率；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思维不考虑战略决策的问题，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新技术和新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动态竞争模型引入开放经济中的风险偏好：在面对未知市场或未知的新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时，如何做战略决策。奈特（Knight，1921）和凯恩斯（Keynes，1936）都强调不确定性的作用，它与静态统计学意义上的风险不同。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在面对不确定性演化而不是静态风险时才至关重要。

2.4.1 模仿性学习和试错性学习：风险规避和风险追求的文化

文化因素在决策和企业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东西方文化“个人主义”的程度存在重大差异。这表现在面对新市场和新技术时，风险规避和风险追求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策略并不适用于开放经济，因为它描述的知识积累过程仅限于现有的技术（Arrow，1962）。面对一个新的市场，知识来源于尝试性学习，从演化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试错 （trial and error）的过程（Chen，1987）。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替代的策略，就是模仿性学习（learning by imitating）或从众跟风（following the crowd）。面对新市场或新技术时的风险规避与风险追求偏好可以用图2-5做直观的表现。

图2-5中，不同的风险偏好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面对一个未知的市场，或未经证实的技术时，冒险的投资者喜欢带头创业，以最大化他们的机遇。而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宁愿观望和跟风，以最小化他们的风险。关键的问题是：哪种企业文化或市场策略能够在极速变动的市场中胜出或存活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文化因素纳入方程（2-3）的竞争动态学之中。

在工业经济中，资源竞争本质上是采用新技术的学习竞争。为了理解文化多样性与资源差异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在技术（物种）竞争中引入文化因素。原始的逻辑斯蒂模型用固定的退出率来描述风险中性行为。我们用行为参数α来引入非线性的退出率，它是新技术的采用者占人口比率的函数（Chen，1987）：

其中，n是新技术使用者的数量。

我们可以用退出率常数r来衡量采用新技术时的学习难度，它意味着学起来越难，退出得越快。我们将行为变量作为退出率的要素是为了简化数学模型，因为原始的退出率是线性的，修改后的退出率写为二次项形式，目的在于保持我们的非线性动态模型依然有解析解。如果数学模型太复杂，我们就只能做数字模拟，难以给出简单清晰的场景。

因子α是风险偏好的度量。α＞0时，表示风险规避或集体主义的行为；α＜0时，表示风险追求或个人主义的行为。在开辟新市场或新技术的初始阶段，很少有人敢于尝试新的市场，这使所有人的退出率相同。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技术时，经营策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风险规避投资者的退出率下降，因为他们感到人多势众，不确定性的风险在减少。但风险追求型企业家人多时更可能退出，因为他们觉得人越多机会则越少。如果我们把风险因子α的值从-1变到1，我们就能够刻画不同的行为，包括从极端风险规避的保守主义到极端风险追求的冒险主义。

我们要说明的是，保守主义在东西方的含义不同。为了避免误解文化的概念，我们研究学习策略时，将风险规避行为定义为集体主义文化，而将风险承担行为定义为个人主义文化。我们的这个灵感源于人类学的视角。许多观察家把美国富于创新的现象归功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而把日本快速的技术复制能力归结于它的集体主义文化（Kikuchi，1981）。

2.4.2 节约资源和消耗资源的文化

资源利用率的均衡解是：

公式（2-7b）显示，集体主义族群的资源利用率（）高于个人主义族群的资源利用率（）。换言之，个人主义族群比集体主义族群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才能维持一个相同的均衡人口规模n*。我们可以说：个人主义是资源消耗型文化，而集体主义则是资源节约型文化（Chen，1990）。这种文化差异在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文化差异来源于经济结构与生态约束的差异。资源扩张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和工业革命源头的关键（Pomeranz，2000）。

社会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曾观察到一个历史谜团，似乎历史没有理性。中世纪中国的人口接近西欧的两倍，但中国的耕地面积则较西欧低得多。如果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推测，中世纪的中国应该在空间规模上对外扩张，而欧洲则应当增加人口。但我们观察到的历史和理性的预测相反。沃勒斯坦用嘲弄的口气说：

欧洲人在浪费空间。即使是在15世纪初人口数量如此低的水平上，欧洲人似乎觉得他们的空间不够大……但是如果说欧洲是空间不够大，那么，中国人感到的就是他们的人口不够多。

我们发现的文化战略与农业结构之间的联系，可以解开沃勒斯坦的历史疑难。中国的主食是稻米等谷物，生产粮食的农业是资源节约但是劳力密集型的技术。肉奶食品在欧洲文化中占重要地位，而生产肉乳的牧业则是土地密集但是劳力节约型的技术。为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中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欧洲人则通过寻找新的土地来提高其生活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哲学却惯于征服自然。这是我们对李约瑟问题给出的文化解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远高于西方。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追求当下享受的观念，深植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之中。在这方面，俄国的文化接近西方个人主义，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动机。

研究文明史时我们会发现，农民比游牧民和水手更具集体主义特征。日本文化是高度的集体主义，甚至其城市居民也是如此。然而，日本的外交政策则更接近大英帝国，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具有海事传统的岛国。造船和航海新技术能在现有耕地之外，开辟外贸和殖民主义的新资源。所以，日本的民众文化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但是日本的国家行为极具冒险主义的特征，这是日本的环境和历史造成的双重特点。

2.4.3 市场规模、资源多样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模型从两种技术（物种）推广到多种技术（物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我们有L种技术（物种），其资源限制（承载能力）分别是N1，N2，…，NL。规模和范围经济可以集成为相互耦合竞争的逻辑斯蒂方程，成为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规模经济（市场范围或资源限制）同Ni相关，而范围经济可用技术（物种）的数量L描述。分工程度可用物种多样性，也就是竞争性技术的共存度来刻画。

让我们从只有两种物种的最简单情况开始，用方程（2-8）分析两种技术和文化的竞争（Chen，1987）。

其中，n1和n2分别是技术（物种）1和2的使用者数量。为简单起见，我们只讨论完全竞争下β=1的最简单情况。

我们可以用类似解方程（2-2）的方法，来解方程（2-8）。其技术1完全替代技术2的条件由式子（2-9a）给出，而两种技术共存的条件如（2-9b）式所示：

2.4.4 环境涨落的影响

接下来的任务是研究环境涨落（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随机扰动下非线性动态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可以解郎之万（Langevin）方程与福克普朗克（Fokker-Planck）方程（May，1974；Chen，1987，2010）。在这里我们只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即随机扰动只加在某种技术所决定的资源限制的幅度N上，例如N变为（N±σ）。实现的均衡规模Xm随着环境涨落的幅度变化，我们用方差（σ2）的大小来刻画环境涨落的幅度。

当

我们有：

当

我们有：

Xm=0　（2-10d）

由公式（2-10b）可以看出，假如存在人口规模生存的临界值，则集体主义在外部冲击下的生存机会更好，因为它比个人主义的人口规模更大。

公式（2-10c）还告诉我们，环境涨落会降低平衡态的资源限制。公式（2-10d）显示的是，当波动幅度超过临界值时，该技术（物种）将会灭亡。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古老文明会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而消失。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稳定。

如果考虑许多技术（物种）都面临环境涨落，我们会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区域专业化生产等价于提高风险的集中度。农业的规模生产增加了化肥和农药的应用。换言之，发展范围经济才有助于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这是我们的物种竞争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的重大差别。新古典经济学片面强调规模经济的经济效益，演化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短期的经济效益不等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可持续性。片面追求货币财富会最终毁灭地球的生态财富。

2.4.5 稳定性与多样性之间的权衡关系和一般斯密定理

考虑多种技术共存时的更一般的情况，增加技术的种类数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May，1974）。在多样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权衡关系。斯密没有意识到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引入新的资源和新的市场，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才刚起步。我们（Chen，2005，2010）提出一个更一般的斯密定理，表述为：

分工受市场范围（资源约束）、生物多样性（资源种类数目）和环境涨落（社会稳定性）的限制。

我们可以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演化观。新古典增长模型用线性随机动态学方法建模，得到的是单向演化过程：要么收敛（例如外生增长论的模型），要么发散（例如内生增长论的模型）。我们的非线性演化动态学的分工模型展示的是双向演化（或叫共生演化）过程：当环境涨落小，技术创新发现的新资源不断增加时，分工系统会从简单向复杂演化，这是过去工业革命三百年间观察到的发展趋势；当环境涨落大，战争与灾害频繁，技术进步停滞时，分工的趋势会从复杂变为简单，中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就是如此。即使在当今时代，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与原始部落依然可能并存，原因在于人口、环境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封闭优化过程中的单向演化过程，因此才会对现代化有“普世价值”的信仰。演化经济学观察到的是开放竞争下系统多样演化的过程，因此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的约束。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沉痛的教训。

2.4.6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竞争格局和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动态图景

西方经济学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优越，因为个人主义在技术竞争上更具创新性。问题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如下三种而非一种可能性：

（1）两个族群都是个人主义。依据方程（2-9b），两种个人主义的族群可以共存。个人主义族群之间的竞争会提高系统的多样性。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就是典型的例子。

（2）两个族群都是集体主义。基于方程（2-9b），两个集体主义族群不能共存。唯一的结果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和朝代更迭（dynastic cycles）的故事。因此，完全的集体主义社会难以发展出分工。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竞争。这是竞争不确定性博弈的一般情况。这是集体主义族群与个人主义族群的混合经济。一个有趣的特征是，混合系统较之两个个人主义组成的自由化系统更具稳定性。这一结论可以推广至两个以上族群的情况。比较盎格鲁—撒克逊的两党制与欧洲大陆的多党制，就会发现保守与自由的两党制格局比多党制稳定。我们的文化竞争模型比新古典模型更具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当个人主义族群与集体主义族群竞争时，会产生什么结果？两者可能共存，也可能一个取代另一个族群，竞争结果取决于它们的资源限制、学习能力和文化因素。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多讨论一下。

如果两个族群具有相同的资源（N1=N2），那么，集体主义族群会取代个人主义族群。如果我们比较方程（2-8a）和（2-3a），即使C2≤C2，当β≈1，且0＜α2≈1时，集体主义的后来者也可能击败个人主义的领先者。日本和中国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追上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证实我们的分析。因为集体主义文化可以在赶超博弈（catching-up game）中集中资源来击败竞争对手。产业政策的成败取决于政府动员战略资源用于新兴技术的能力，这是赶超博弈中模仿性学习的典型做法。

相比之下，个人主义的生存战略在于探索更大的资源或学习得更快。如果我们将企业家精神视为风险追求的文化，我们可以得到与熊彼特（Schumpeter，1939）类似的结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之间的竞争中，资本主义的生存在于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一旦创新无法发现新的更大的资源，个人主义族群将在现有市场上输给集体主义。我们观察到的经济中心兴衰变迁的图景，和内生增长理论截然不同。内生增长理论梦想先行者会永远统治后来者，这种持续的贫富分化历史上并不存在。如果我们有相关的数据，我们的学习策略模型同样可以用来研究军备竞赛和公司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