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秦海[1]

1999年10月，在一次产业分析的例行聚会上，我从一位学者的谈话中得知，路风博士已经回国了。我随即附问：路风赴美几近十载，师承何人？回到了什么岗位？对方告知：路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当代演化经济学、技术创新理论大师理查德·纳尔逊教授的高足，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过博士后研究，现到清华大学执教。可能因为原来在同一系统（国家计委）工作和共同的学术兴趣，得知路风回国，我自然十分高兴，以后就自然有了交往。2003年年初，路风调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4年2月，他又被聘任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政策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讨论就更加频繁。2004年，路风教授的汽车工业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这也标志着他的学术取向的一次巨大转变——由纯学术研究转向公共政策研究。这样，我们在每次见面时，总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我也总是十分关心他最近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什么，对他即将出版的新的研究成果一直翘首以待，期盼先睹为快，而对他的下一步选题也总是不免要插嘴建言。2004年9月，在路风教授研究中国电信设备工业期间，我和他曾经到河南郑州访谈中国第一套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发明人邬江兴院士，双方兴致勃勃地长谈，差一点误了邬院士的工作任务。

本书汇集的是路风博士回国后关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最新研究成果，讲述了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汽车、柴油发动机、飞机、电信和数字视频播放设备等产业技术创新的故事。无论是作为路风教授过去的同事和朋友，还是作为他的读者，坦率地说，我都能够从阅读中感受到一种震撼、一种当头棒喝；同时，每个案例又是那样的引人入胜、引人深思，看起来让人爱不释手，属于那种一气读完又令人反复回味的作品。当然，这种阅读是与路风教授的历史情怀和未来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路风教授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先锋”读者，我不仅热忱地支持将这一系列研究报告集辑出版，而且相信，以自主创新为主线组织起来的这部文集，可以引发读者对中国工业的技术升级、结构调整以及能力成长进行深刻的历史回顾，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严谨的预测与展望。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公共政策界对产业的分析和处理是因循“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其理论来源主要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理论界所高度强调的两大部类平衡生产的理论。这个理论依赖于对投入产出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计划，追求工业部门的综合平衡，其关键词是经济结构、经济效果以及工业结构调整，等等。二是自改革开放后，随着放权让利改革路径的确立以及理论眼界的逐步开阔，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公共政策界开始接触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学界有关产业分析的范式，特别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贝恩（Joe S.Bain）所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一时间，经济理论界翻译和引进了很多关于日本产业政策以及基于贝恩范式的产业分析著作。“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可以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的走向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结构可以更好地识别经济增长的来源和贡献度；行为可以更好地描述市场竞争的状态、新企业的进入、产业集中程度和反垄断等方面，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形成必要的基础；绩效可以更好地反映基于不同行业的财务数据测定的资本回报率以及不同产业的盈利状态，为判别资本市场的动态提供直接的、可信的信息依据。以上述的理论引入为契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来，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查研究（当时的调查研究得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显然带有“清理摸底”的性质），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工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著作，并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步完善的中国产业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工业发展战略的调整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诚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工业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主流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为工业技术进步和创新留下相应的理论空间。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其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公共政策导向就是“以市场交换技术”。

“以市场换技术”应该是比较优势理论在产业技术政策中的直接应用，其宗旨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然后学习、掌握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最终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事实上，这一战略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萌发，进入90年代后逐步成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所引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几乎充斥了家电、纺织、日常洗涤工业和化妆品行业，而且扩展到钢铁、冶金、汽车制造、集成电路、计算机等重要的工业系统。这样的技术引进绝非没有必要，其对于中国的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的助力，起到了一定的“防水冲沙”的效果，产生了良好的市场竞争效应，并一度因为国内市场扩张而激发的过度竞争，形成了强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但是，这样的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是非常沉重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工业技术升级的严重技术依赖。

路风教授的这部著作可谓独辟蹊径。他敏锐地观察到20多年来中国工业的技术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迷雾，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2004年年初，当坊间不断议论路风教授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报告，并且随后有关部门邀请路风教授就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发展战略进行讨论时，他曾经与我进行了交流，流露出了他的一些担心。我当时提醒他的是：作为一种言之成理的政策研究，无论在何种场合，都必须将融合自己价值判断的政策主张大声地告诉社会。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在开放条件下，一旦形成对外技术依赖的发展模式，就可能产生技术轨道的路径锁定；只有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路径创造”的效果。这篇报告已经完成两年多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份报告所产生的广泛的政策影响。

实际上，除了汽车工业的研究之外，在柴油发动机、飞机、电信和数字视频播放设备等其他几种工业类型的研究中，读者还可以体会到路风教授选择工业类型的独特性。汽车、飞机、柴油发动机等工业，乍看起来是制造业——实质上是装备工业能力的典型代表，其本身既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它们不仅要求规模经济的效果，而且一旦与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联系起来，实际上也是典型的追求范围经济的工业部门，其实质性的增长贡献是促进整个工业系统的分工深化、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套用西方一个关于技术创新和能力演进学派的说法，这些工业类型的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推进型的，而且也是需求拉动型的，它们可以更好地表现一种关于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理念的知识组合，从而提升本土的创新能力。电信、数字视频设备这两类产业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理论界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路风教授在这方面的期待和疾呼是“给新技术以应用机会”。这种政策主张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模仿创新的说法，因为在这一领域，标准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锁定效应更加强烈。网络型产业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和递增收益等经济特性，使得局部学习和累积性的知识增长更加具有触发市场扩张的强大能力。可以说，网络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须臾不得疏忽的领域。实际上，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网络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脱离了“应用机会”就只能留在“故纸堆”，就会使得创新之火熄灭；相反，给予“应用机会”，就会不断地创造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业，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出新的空间。

当然，本书的中心议题是关于中国工业主导技术轨道的研究。其探讨的内容和重要的公共政策指向不仅包括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标准和市场竞争优势以及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每个工业案例的研究都体现了路风教授极具热忱的理论抱负以及他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能力和竞争优势所具有的敏锐性，当然，也包含了他对目前理论界和公共政策界的研究偏向所作出的矫正。路风教授深谙西方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学派的学术理路，并把这方面的理论灵活地运用到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能力成长的分析之中，本书不仅显示了他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冷静观察，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工业技术演进路线的严谨求索。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项研究都是在路风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进行的不辞劳苦的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本书热情讴歌了本土企业家的创新天赋和转轨时期中国企业的能力成长，为中国企业家点燃了自主创新的热望之火，也为中国公共政策界已经取得共识的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鲜活的理论蓝本和实证案例。

读完本书，我的体会是，我们已经踏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一种客观的、务实的态度就是：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满；既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更不能逆来顺受、受制于人。在创新气氛日益浓烈、创新信息日益萦绕着人们的今天，能否学会创新、驾驭创新和把握自主创新可能就是成败攸关的事情，它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书是作者的耐心、热心和真心的体现。在那些独具特色的个案分析中，作者倾注了新鲜的理论血液，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中国企业家、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以及那些洞悉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人士所渴求的，也必将为后世的经济史学者留下不可忽略的历史断面。

2006年5月25日

注释

[1]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巡视员兼副局长，曾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规划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