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理解“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但围绕着自主创新概念及其含义仍然存在着模糊的看法和分歧。虽然对这个概念的争论往往以其在语义上的自相矛盾为表现形式，但分歧的实质仍然是中国应该走技术依赖道路还是走自主开发道路。因此，澄清这个概念的含义是重要的。
从理论上澄清“自主创新”含义的第一步是明确创新的重要性。正如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所证明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94）到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技术和组织的创新都在经济理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Moses Abramovitz（1956）和Robert Solow（1957）几乎同时发现，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至少有五分之四不能归结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应归结于“技术进步”。从那以后的学术界，包括近年来产生影响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把创新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长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使是在主要关注微观组织行为的商学院，创新和技术战略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因为这个领域的活动被看作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使任何企业都逃脱不了“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语）的过程，所以创新能力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也决定着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兴衰。
如果创新的重要性不容置疑，那么世界上是否存在“不自主”的创新？是否存在“不自主”的技术研发？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简单地讲，创新指的是把新技术成功地结合到产品或工艺上（Bell and Pavitt，1993）。理解创新概念的一个便捷方法是把创新与发明区分开来[1]：发明是第一次产生有关某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想法，创新则是第一次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Fagerberg，2005:4—5），所以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一定包含商业化的内容（Freeman and Soete，1997:6）。从定义看，无论创新的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创新的动机、决策、实施及承担后果（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的责任都只能统一于同一个主体，所以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不自主”的创新。既然如此，“自主创新”概念的实质就无关乎创新活动“自主”或“不自主”的问题，而是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以创新为动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产生一个并不是世界通行的“自主创新”概念[2]？从上面的分析看，放在“创新”之前的“自主”一定是反映出来一个特定的关联背景，而这个背景的内容一定是存在认为中国不可能或者不应该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主张和政策思维。因此，提出“自主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政策辩论，而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发展是可以依靠技术引进还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的分歧上。在特定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下，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有二。
第一，“自主创新”概念与技术落后状态有关，或者说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创新的认识有关。自从英国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启动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后，“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分野就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现象，而掌握工业技术的状况成为划分这两类状态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由于全球所有的民族都逐渐被卷入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先进国家在技术上的先行者优势（通过商品形式）转化为一种市场锁定，使任何落后国家都不可能走出完全摆脱技术先进国影响的道路。因此，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从获取和吸收先进国家的现有技术开始。这种现实容易使人以为创新只有在处于技术前沿时才可能发生，所以产生了落后国家不可能创新而只能接受先进国家技术的看法和心态。
但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总是会从落后国家中出现追赶国家，甚至出现落后者超越领先者的情况。事实证明，追赶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可能进行创新，而且必须进行创新，才能够实现赶超[3]。例如，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对英国的超越，就是因为美、德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y）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率先通过技术和组织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工业组织向设立R＆D（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多部门大企业转变上］而取得了更高的生产率（Chandler，1990）。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来年里迅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也是因为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创新，特别是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创新，使日本工业在生产率上接近甚至超过欧美。更后进的国家如韩国（其工业和技术基础曾经比中国还落后），也是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基础上强化自主创新才实现了发展。因此，“自主创新”的第一层含义是一个判断：虽然在工业和技术发展上是一个后进国家，但中国不仅能够进行创新，而且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自主创新”概念与技术学习的政策和战略有关，或者说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应不应该创新的认识有关。在落后国家获取和吸收外国技术的过程中，学习外国技术与依赖外国技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反映出不同的政策和战略，而且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但在中国，总是有人把两种行为混为一谈，甚至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必进行创新所必需的产品开发或技术研发。若干年来，有两种流行性理论为这种主张提供依据。一种是“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由于穷（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低），没有进行技术研发的比较优势，所以只应该依靠引进技术并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另一种是“技术借用论”，认为引进外资可以通过产生自然的技术外溢而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所以外资的重要性不是内资可以取代的。
虽然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但这两种理论都假设资本要素的增加可以自动导致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单纯依赖技术引进以及外资的大量涌入并没有自动导致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提高，高储蓄率和高积累率也没有自动导致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原因在于，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高必须依靠以自主研发为主要途径的技术学习。例如，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引进外国（主要是美国）技术为基础的，但使进口技术能够被迅速转化为日本工业增长力量的关键仍然在于技术引进是与本土改进和创新相结合的（莫里斯-铃木，2002:207）。事实上，日本通过自主创新来消化吸收外国技术始终伴随着该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引进技术是日本本国研究和开发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物（莫里斯-铃木，2002），所以在日本引进技术的高峰期，能力成长的源泉仍然是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自主创新[4]。韩国的追赶是比日本更加戏剧性的例子，因为韩国在经济起飞时的技术水平更加落后，却在更加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追赶。因此，“自主创新”的第二层含义指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并需要更加以自主发展的技术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上述两层含义看，“自主创新”的概念都与落后国家的发展有关，所以进一步理解这个概念要从对发展的分析开始。什么是发展的实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盛起来的发展经济学曾经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生产率差别主要归因于资本／劳动比率上的差异，并因而把提高资本积累率看成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5]。事实证明，这些早期的理论低估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可以被称为“天真的”发展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市场论”在经济发展领域产生很大影响，并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支持。这种发展观主张构建反映自由市场供求力量的价格体系，减少或消灭贸易保护，促进资本和技术的国际自由流动，削减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这种“市场论”就是国内流传的“比较优势论”的思想根源。
无论是“天真的”发展理论还是自由市场的发展理论，它们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都是把技术看作可以自由获得的公共品。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技术进步是伴随着设备投资而自然发生的事，而创新表现为生产函数的移动。由于各种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的相对稀缺状况（禀赋结构）决定要素价格的比率，并因此而决定最优化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率水平，所以劳动力较便宜而资本较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从这个逻辑出发，创新只能是发达国家的事，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随着自身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去从发达国家的货架上购买资本密集度更高的技术。但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异会长期持续，而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政策也从来没有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因为它们既不能解释创新如何发生，也不能解释技术能力从何而来。
问题在于，虽然经济学家通常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但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变过程，而是一个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或者用熊彼特的话说，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驱动力来自一个经济体系中的企业所创造出来的新产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Schumpeter，1975/1942:83）。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只有在产品和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够明显提高，而实现这样的结构变化必须依靠该国技术能力的发展。例如，1960年韩国的出口构成中，初级产品占64.42％，将近40年之后的1999年，这个比例下降到微不足道的2.68%，而制造产品已经达到91.47%，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复杂产品已经占到总出口的62.74%，远远超过了简单产品的比重（见Kim，2003:144的表6.1）。在这种导致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结构变化的背后，是韩国企业在国家主导下的顽强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因此，如果一种发展理论不能解释技术能力是如何发展的，它就无法解释经济发展或增长的源泉。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技术能力的发展问题，这个国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
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对于技术进步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个领域中的研究长期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直到不久前还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这门日益壮大起来的创新经济学或技术进步经济学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技术的假设。这个领域中的学者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演进过程（Rosenberg，1976；Abernathy and Utterback，1978；Dosi，1982；Clark，1985；Utterback，1994；Rosenberg，1996；Mowery and Rosenberg，1998；Ziman，2000），所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根本无法用最大化行为或最优选择来解释，而只能被理解为累积性的学习过程；技术知识具有强烈的缄默性，不可能像公共物品那样被自由使用，只能由工作组织经验性地获得（Nelson and Winter，1982）；即使是一个组织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也主要取决于现有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学习的强度（Cohen and Levinthal，1990），所以创新和学习是技术研发的两个方面（Cohen and Levinthal，1989）。正是由于缄默性和累积性，所以产品、工艺，以及企业和工业特定的知识、技能、经验和诀窍在组织之间的转移是困难的。而技术转移的有效性并非取决于是否存在技术来源，而取决于技术接受方对于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的努力（Teece，1977；Levin et al.，1987；von Hippel，1998）。
对技术进步的研究进展极大地影响了对发展问题的理解，推动一批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开始从技术变迁的角度看待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异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并不是导致成功发展的唯一主要因素。虽然获取和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要求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但仅仅依靠资本投资并不足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成长，因为高投资率并不必然导致有效的技术学习，而技术能力的成长还要求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创新，以及政府对于本国企业技术学习的鞭策、支持和保护等因素（Amsden，1989，2001；Kim，1997；Kim and Nelson，2000）。换句话说，成功的经济发展要求高强度的技术学习，而有效的技术学习是独立于资本积累的一个关键变量。于是，这些学者逐步形成一个重要的共识：经济发展的实质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过程，而是一个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Pack and Westphal，1986；Lall，1992；Bell and Pavitt，1993；Kim，1999；Kim and Nelson，2000；Lall and Urata，2003）。
技术能力成长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自主创新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上。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说，中国在2004年实现的GDP约占当年全世界GDP的4.4％，但为此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却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即使消耗这样大量的资源、能源和投资，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也才1700美元，仍然排在世界各国的第100位之后，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很低，所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依靠现有的粗放方式，那么就会在远远未及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时触碰到自然的极限。
国际竞争力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遇到的另一个挑战。加入WTO使中国工业处于开放市场条件之下，在这种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要求具有国际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是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和提供经受得住国际竞争并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而出口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最近两三年，大约五分之三的中国出口额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是对欧美的，而同时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都是逆差，表明中国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亚洲“加工中心”的角色。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这种国际分工，但这种模式的隐忧也日益严重。通过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组装活动大量出口的方式不仅引发了反倾销浪潮，而且使得中国在付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代价之后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如果外资攫取了财富增加值，就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贫困”增长的危险。
很明显，如果不转变依靠粗放消耗资源和低端加工贸易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逐渐枯竭，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实现以技术能力成长为动力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而这种需要恰恰暴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大多数中国企业至今仍然没有技术研发活动，而是依靠引进技术、加工组装别人的产品或低水平复制原有产品进行生产[6]。这种状况使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只能靠价格竞争，并经常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更长远的问题是，在市场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没有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可能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只有实施自主创新的战略，才有可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迫切需要转向自主创新的理由尤其在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并非必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生了引进技术的强烈需求。学习外国技术没有错，但受战略判断、政策思维和体制束缚等因素的影响，对技术引进的偏重在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对自主开发的替代，并产生了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和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幻觉，甚至出现了排斥自主创新的政策倾向（例如，外资企业比中国企业享受更优惠税收待遇等不平等的政策规定）。当这种惯性在一定范围内导致技术依赖[7]和自主开发信心缺失时，为这种政策进行辩解的需要还助长了“比较优势论”和“技术借用论”的流行。但事实已经证明，不仅引进技术并不能代替自己技术能力的发展，甚至这种引进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昂贵了。
使自主创新不得不以政策辩论的形式提出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所具有的创新潜力。且不说中国早在遭到全面封锁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曾经取得过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成就，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也不仅取得了诸如载人航天这样的重大技术突破，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崛起了一批自主开发的竞争性企业，显示出中国经济体系本来就具有的创新动力。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具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知识生产基础结构[8]以及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9]。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在过去若干年里缺乏自主开发的努力，所以导致对上游科技知识的需求不足，并造成基础研究体系与经济发展的脱节和错位。如果能够从政策上鼓励中国企业更多、更普遍地进行产品或工艺开发，这个知识生产的基础结构就更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定义：自主创新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坚持技术学习主导权，并把发展技术能力作为竞争力或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泉的行为倾向、战略原则和政策方针。因此，中国走向自主创新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和政策转折，其实质就是要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同时把本土技术能力的发展看作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实现这个转折意味着要在保持开放的条件下摈弃技术依赖以及以此为理由的外资依赖道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更明确地置于中国内生的技术能力基础之上，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和保护中国企业的自主开发和中国知识生产基础结构的健康发展。因此，走向自主创新要求重构国家发展的战略体系（strategic architecture），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原则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其政策目标是使中国的经济体系（通过发展出技术能力）能够从事越来越高端的生产活动，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爬升，从而在全球价值链的收入分配中获得不断增长的份额，并因此使中国获得保持经济增长、捍卫国家安全和保障政治独立的力量源泉；而放在“创新”之前的“自主”所包含的意义，就是表明了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意志、勇气和信心[10]。
注释
[1]第一个把创新与发明区分开来的人是熊彼特。
[2]“自主创新”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概念。曾经有中国学者使用“autonomous innovation”和“endogenous innovation”的译法，但仍显牵强。最接近的概念应该是“indigenous innovation”（本土创新），因为在有关创新研究的英文文献中，这个概念特指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但是，它仍然没有充分反映出“自主创新”的含义。
[3]对赶超必然需要创新的认识可以追溯到Gerschenkron（1962）的经典研究。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文献综述见Fagerberg and Godinho（2005）。
[4]1952—1958年间，日本私营企业雇用的研究人员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而在1959—1975年间又增加了3.4倍（莫里斯-铃木，2002）。到60年代初，日本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都远远高于用于技术进口的费用；唯一在技术进口方面花费大于研究开发的工业是石油精炼，它恰恰是一个被外资控制最多的工业（莫里斯-铃木，2002:207）。在技术引进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几乎是二战后日本所有工业成长的途径。例如，索尼的第一个成功产品是于1955年推向市场的晶体管收音机。虽然当时索尼使用的半导体晶体管技术是购买了美国企业的技术许可证才获得的，但索尼是第一个把晶体管技术应用到收音机上的创新者。电视机、录像机也是美国发明的，但最后的赢家却是日本企业。日本企业首先在电视机上采用固体晶体管技术，索尼发明的三枪单束显像管更是独一无二的；最初获得商业成功的磁带录像机是由美国Ampex公司于1956年推出的，主要应用于电视发射台，而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把录像机改进为家庭消费品，使之一度成为日本出口量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Rosenbloom and Cusumano，1987）。数控机床技术起源于美国空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Noble，1986），而引进了这项技术的日本富士通公司则成为第一个销售商业数控机床的企业，而且是最成功的企业（Mazzoleni，1999）。日本汽车工业的丰田本来是以美国为学习榜样，但狭小的国内市场、有限的投资能力以及特定的劳资关系结构等制约因素使丰田无法照搬美国的大批量生产方式，而克服这些制约的努力反而使丰田创造出来震撼世界的丰田生产方式（Womack，Jones and Roos，1991）。总之，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领域，日本的技术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欧美国家，但日本企业总是在创造性地改进这些技术，使日本工业在钢铁、汽车、机床、造船、半导体、电子视听产品等领域都赶上甚至超过欧美先进国家。
[5]例如，罗斯托的经济起飞阶段论和“大推进”（big push）理论。
[6]根据2006年1月2日新华网援引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的报道，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1/02/content_3999972.htm）。
[7]我们把技术依赖定义为没有自主开发内容的技术引进。
[8]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还包括一个由大学和科研机构所组成的知识生产基础结构，它通过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来支持企业的技术研发。
[9]2006年3月10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达到3850万人，研发人员达109万人，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http：//news.sina.com.cn/c/2006—03—10/18159319499.shtml）。
[10]在技术领先的欧美国家，只有创新的概念，没有“自主创新”的概念。但“自主创新”概念在日本出现过，在韩国也出现过。因此，“自主创新”是一个与技术落后状态有关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与奋起自强有关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会产生于技术领先的国家，也不会产生于甘于落后的国家，只能产生于从落后状态中奋起赶超的国家，所以也反映了一种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