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

正如上文所述，生态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范畴，分别是“语言的生态学”和“环境语言学”，因而国外已有的研究主题都可归结为以上两个范畴。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外有关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有语言多样性研究、濒危语言研究、语言系统的生态学研究、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四个面向。其中，语言多样性研究和濒危语言研究属于“语言的生态学”范畴，语言系统的生态学研究和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属于“环境语言学”范畴。

（一）语言多样性研究与濒危语言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包括陆地、海洋与其他水域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基因和它们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多样性、变异性和复杂性的总称（裴竞超，2010）。如果把一种语言或一种文化比作一个物种，那么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也像世界上的物种一样具有多样性。每种语言都是为了表达语言使用者的愿望、适应语言使用者的要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每种文化，不管它多么“原始”，与其相适应的语言就其复杂性和完善程度而言，足可以与所谓“文明国家”和“发达民族”的语言相媲美。因此，每种存在着并被使用着的语言，都在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做贡献（王远新，2002）。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国外已有研究来看，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Glausisz（1997）曾提及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有直接关系，越接近赤道热带的地区，其语言数量就越多。Harmon（2010）把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等国称为超强多样性国家，原因是这些国家具有种类繁多的地方语种，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语言资源。他还发现这些地方语言丰富的国家还同时拥有多种高级脊椎动物物种。Sutherland（2003:276）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Oviedo和Luisa（2000）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Arndt和Smith（1998）认为，一方面，语言多样性是生物多样化的结果，因为生物多样性的环境能形成丰富多样的食物链，适合人类的生存与进化，进而造成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促进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语言多样性也能影响生物多样性。Mühlhäusler（2003）调查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语言中的动植物名称，发现澳洲大陆上曾栖息着许多种类的“有袋小动物”，但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这些小动物被以“鼠”的后缀命名，因而被当作普通老鼠捕杀，最终导致这些小动物濒临灭绝。人类对大千世界的认识依靠多种多样的语言表达，而每种语言就是一种可利用的知识库，生物环境越丰富，人类可利用的知识库就越多，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也越强，正如Bernard（1992）所说的，“环境—知识—语言”是人类生命的基本链条，三者紧密相关。

与语言多样性相对的一个概念则是语言濒危。目前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分布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但其分布却极不平衡。像英语、汉语和西班牙语这几种语言在各个地区都被使用，使用者占了全球人口的40%左右，但是却还有96%的语言被不到3%的人口使用。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种种原因，先后有1000多种人类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在人类学家看来，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该种语言的文化活化石，而每种语言的消亡都将导致它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所代表文化的丢失，因而，濒危语言的研究、保护和拯救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议题。美国语言学家Crystal十分强调濒危语言的应用性，提议创立一门应用保护语言学，通过这门学科将濒危语言理论、描写及方法等方面的成果应用在具体的濒危语言拯救工作中。Dalby（2002）还曾以拉丁文的消亡为例，讨论了语言如何在人类追求自身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语言与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现状，强调人类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不仅是为了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未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生态语言学领域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源于美国语言学家Fishman。他把那些即将消亡的语言称为“受到威胁的语言”，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逆向语言转换（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LS）。其本质在于通过人工参与的方式扭转语言不断消亡的趋势，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保护并挽救濒危语言列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全球濒危语言研究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进入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开了国际语言学家会议，讨论了濒危语言的鉴定标准，提出了保护濒危语言的具体建议，对各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全面展开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实施效果来看，相关举措对于区域范围内的濒危语言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曾经死亡的希伯来语已经复活，一度濒危的爱尔兰语也正在恢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保护当地濒危语言的行列。

（二）语言系统的生态学研究与语篇的生态批评

语言系统的生态学研究从生态学角度对语言系统进行研究。语言学家对语言系统中词汇的构成、词汇的含义变迁以及语篇结构进行了微观分析，指出了语言对自然系统的影响。Halliday（2001）通过对语言系统的考察，批评了“增长主义”（growthism）和“等级主义”（classism），认为增长主义和等级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两大危险问题，而意识形态是在语言中构建的。Halliday（1990）所说的增长主义，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人们在生活中总是认为增长就是好，多总是比少好，更多要比更少好，大比小好，增加比减少好。事实上，“增长主义是一个超意识形态，它可以归结为一个假设，即增长是好的，增长越多越好”（王晋军，2006:58）。等级主义就是把事物分为人类现象与非人类现象、有意识与无意识。在语言系统中，区分“他/她”和“它”，是因为“他/她”是人类的、有意识的，而“它”是非人类的、无意识的。等级主义基于这样的假定：人类优越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和资源，因此对资源的开发和对其他物种的掠杀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当前大部分人仍然“心安理得”地破坏生态环境的原因之一。Halliday（1990）认为，等级主义、增长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类似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和物理学领域的问题，也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问题。Goatly（1996）则提出了“绿色语法”思想。他认为，传统的及物分析法把现实世界划分为若干语义范畴和语法范畴，不适于表现当代科学理论，尤其不适合表现生态学理论所揭示的现实世界。传统语法语义范畴所表现的物质存在过程是一种单向因果关系，而根据现代科学理论，过程应是多向的、互为因果的，因此他呼吁对于语义的研究要采取作格分析法，因为作格分析法能够更方便地表现过程，是和谐的语法。Fill（2001）则对语法系统中的非生态因素进行了分析，例如在语法上，把空气、水、石油、煤炭等物质名词看作不可数名词，这反映了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获取的观念，实际上在生态系统中，它们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吸收了当代批评语言学的思想，将对语言的生态批评拓展到了语篇层面，形成了生态话语分析。Gerbig（1993）分析了有关臭氧层问题争论的语篇句式特征，结果发现：对立利益群体的语篇表现出不同的句式使用特征。对排放废气负有直接责任的工业群体，其语篇中往往较多地使用作格，因为作格突出的是动作行为或状态，从而隐匿了自身的施事者因素，达到一种引导或控制社会意识的意图。Goatly（1996）则通过对环境文本中的动词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将动词名词化可以弱化人们对受影响对象的关注，因为复合名词可以把受害者弱化或降格至修饰语地位。Bang和Trampe（2014）批判了农业产业化中的语言现象及其“技术—经济”的意识形态，例如，“生产”（production）这个词取代了传统农业中的“生长”（growing）、“付出”（giving）的意义，并且淡化了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掠夺”（taking away）和“灭杀”（killing）行为。

学者们对语言系统的生态分析或生态批评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其目的在于探索语言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语言对各种生态关系的影响。在社会迅速发展和生态矛盾日益凸显的环境下，对反映现实并主动构建现实的语言系统进行生态分析，既是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是时代的历史要求。较之Haugen的模式，Halliday的模式也有其局限性，正如Halliday（1990）所说的，生态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语言中非生态性的注意，因而它更多是应用性的而非实践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对于语言系统的生态分析或生态批评无论是在研究主体上还是在研究数量上都不能与语言多样性与语言濒危现象的研究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