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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第二声惊呼——如果你发现自己正站在1900年一条主街的人行道上的话——多半是：“瞧，这些裙子！”

因为小镇上每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人都会穿一件实际上是在扫大街的衣服；事实上，几乎是时不时地在扫着大街，磨损并弄脏裙子的褶边——如果裙子的主人没学会保持它干净的话。从衬衫的高领直到地面，1900年的女人完全被包裹在一堆布料中。（当然，对这个“封套”还是有一些不甚恰当的限制。时尚女性的晚礼服可以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明星一样低颈露肩。但它还有拖在后面的裙裾，在跳舞的时候她必须尽最大可能保持裙裾提起。）即便是乡村的穿着，事实上即便是打高尔夫或网球的衣着，裙子也必须有两到三英寸拖到地面上，而一顶帽子——通常是一顶硬水手帽——几乎是强制性地必须要戴的。今天，从1900年的相册里抽出一张照片，你的第一印象想必是：即便是在海边或在山里，所有女人也都会穿着城里的衣服。

在任何季节，一个女人都要从里到外一层层包裹起来——衬衣、衬裤、胸衣、胸衣外面的背心、一条或多条衬裙。那年头的胸衣简直是一间可怕的人身监狱，在鲸须的帮助下，竭尽全力把女性的形体扭曲成一个沙漏形。这身行头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由胸衣开始的惩罚得到了紧身马甲的强化，马甲被绷得紧紧的，以完成沙漏的效果。胸部被尽可能压成一个单一的结构，正确的姿势要求从这片隆起的高地向下，造成一种“后斜前直”的效果；画时装样片的艺术家们把穿着入时的女人描绘成几乎是在向前倾倒——也不管未被压制住的后部的平衡效果——以努力实现完美的姿态。

至于男人，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衣服也是中规中矩、僵硬刻板。衣领又高又硬。场面上的人，即使是在日常的西服套装——三颗扣子的外套，必不可少的马甲，以及有些狭窄的裤子——里面，也很可能穿着一件袖口僵硬、胸襟多半也很僵硬的衬衫。如果他是个银行家，或者是个有经理身份的商人，他多半会穿一件双排扣常礼服去上班，戴一顶缎面大礼帽——而不是一顶不那么正式的圆顶礼帽——除非是在5月15日～9月15日之间，在这段时间里，习惯规定要戴一顶硬草帽（或者，对有钱人来说，多半是一顶巴拿马草帽）。不戴帽子出门——除非是在开阔的露天场所——对穿着考究的男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要是天气闷热难耐的话，他可能会脱下外套，而且，在一些不拘小节的办公室里——比方说报社的编辑部——他通常会这么干。但他的马甲一定不能脱掉（考虑到他穿在身上的那种衬衫，这个规则倒也并非没有美学价值）。“shirt sleeves”这句短语，作为这一习俗的遗存，至今留在我们的语言里。

在乡下，他可能会穿一件蓝色的斜纹哔叽外套，一条白色法兰绒（或者更经济一些的白帆布）长裤，要么就——在合适的环境下——穿一件粗花呢外套，一条马裤。但是，当一个男人回到城里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农民穿上外套去逛县城的时候，他就必须穿上严格的三件套，衬衫有着浆硬的衣领和袖口——即使是头顶7月的骄阳。

这些一点也马虎不得的装束（无论男女），反映了关于两性关系的主流信条。理想的女人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士，不仅仅是包裹在丝绸和棉布里，而且还包裹在清白与得体中；而理想的男人，无论他是正人君子，还是浪荡哥儿，都要合乎道德地把如此柔弱的尤物的身体和名誉保护起来，再托付给他去照料。如果是个未婚的姑娘，任何时候，只要她斗胆外出参与城里的夜间娱乐，都必须有女伴陪同。如果她是一位富家千金，就可能由一位女仆取代女伴的位置。在这样的环境下，指望谁来保护女仆的贞洁呢，这一点，一直不是十分清楚。埃莉诺·罗斯福曾经在自传中记录了她的娱乐消遣，当时，她（大约20岁）觉得，她的朋友鲍勃·弗格森跟她家走得足够近乎，可以让他在画家贝·埃米特的画室里的夜间派对结束的时候送自己回家。“不然的话，我总是不得不让一位女仆等我——那是我爷爷定下的规矩之一。”关于这条当时依然统治着纽约社交圈的铁律，詹姆斯·W.杰勒德补充了他的证词。“即使当我已经30岁的时候”，杰勒德在晚年写道，“如果我邀请一位姑娘单独和我一起吃饭，我准会被踢倒在她面前的台阶上。要是我胆敢请她喝杯鸡尾酒的话，我将会因为自己的粗鄙鲁莽和厚颜无耻而被赶出社交圈子。”不消说，一个女人绝对不能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一间酒吧里——甚或是在吸烟车厢里。

当然，女伴主要是城里的规矩。在一些小地方，尤其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以及在乡下度假的城里人当中，规矩要宽松得多。正如亨利·塞德尔·坎比所言，那里有这样一种趋势正在发展：

男孩、女孩在他们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年龄可以自由交往，这样的自由，现代世界史上的其他地方多半从未有过。我们彼此互相信任。整个夏天，我们一直在阿迪朗达克森林一起爬山，一起睡小木屋，女孩在这边，男孩在那边，整天成双结对行走在偏僻而艰难的小路上，冬天则到偏远的池塘去滑冰，春天里整夜坐在洒满月光的特拉华山岗上，恋爱或者失恋，从未有过性的苦闷，尽管处在连续不断的恋爱刺激中，但这种刺激是从爱情的更粗俗的成分中升华而来的。

但是，在这些伙伴关系中，你几乎可以说，想象中的女伴自始至终一直在场。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一种荣誉制度：这些男孩女孩都清楚地知道，人们期待他们互相之间举止得体，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正如坎比先生所言：“男孩们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在友谊中得不到的东西和平等互敬的爱情。他们出入游乐场或夜色迷离的街道，寻找那些能够坦率地任人追求自己身体魅力的女孩。‘Chippy’是称呼她们的行话。”但在别的方面，男孩们总是更愿意考虑本阶层的“正派”姑娘，并且奉行这样的法则：接吻几乎等同于求婚。

把女士保护起来的观念，在一个20.4%的女性人口都在为生计而工作的国家，当然很难维持下去。生活中的这个不幸事实，导致当时的道德家们陷入深深的忧虑。如果上班族女性的人数稳步增长的话，道德家们便会认为，她们是不幸的经济境况的牺牲品，是她们的穷鬼父亲没有能力养活她们，她们因此不得不跟那些粗鄙的商人们接触，他们希望，但愿这种接触不会玷污她们的纯洁。如果那些毫无“优势”的女人数以百万计地在商店和工厂里打工——工资低至每周6～8美元，大约相当于1950年的18～25美元——这必将迫使她们面对一些可怕的诱惑。欧·亨利最感人的一篇短篇小说就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女店员，她把基钦纳将军的相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作为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化身，而一个名叫皮吉的品格低下的男人在追求她，总有一天他会有办法把她搞到手，因为她那点微薄的薪水让她食不果腹。

还有数不清的女仆。但在城里，她们大多是移民血统，或是有色人种，因此有人认为，她们几乎没有希望有更好的命运。而且，无论如何，她们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因此反倒不会被引诱。在乡下小镇上，女仆很可能是农家姑娘，不久将嫁给一个店员或铁路公司的职员，并开始操持家务，有希望依然保持着她的清白。（顺便说一下，除了在南方之外，只有在少数富人当中才会把她们称作仆人；不管她们的身份多么卑微，美国人对民主观念的尊重迫使人们不得不把她们称作“小姑娘”，或者，在不那么老于世故的圈子里被称作“帮手”。）

如果不幸的家境迫使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女性为生计而工作的话，中小学老师、音乐教师或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职业。如果有天赋的话，她甚至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歌手，甚或是歌剧演员。有人走上了舞台，不过要冒着降低社会地位的风险，因为女演员大多被认为“行为不检点”。（在讨论女性的经济地位和机遇的时候，人们总是反复谈到女性职业对其性道德的影响。）有一些开拓者，不顾各种反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其他职业——比方说医生；但只有在一个不同寻常的社区里，她们这样做才不被认为是没有女人味儿的乱弹琴，要反对她们的决定，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一个着手挣钱的女孩是自私的，这会给她老爸带来不必要的困窘，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没本事养活自己的女儿。人们普遍同意，一个女孩子所能做的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帮着老妈忙里忙外，并等待一个“如意郎君”。

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人可能会想，这样一套礼俗没准会产生一代性格内向的神经病患者。但我想坎比先生是对的，在《信心的时代》（The Age of Confidence）一书中，他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倘若沉默寡言和矜持压抑的规则损害了很多人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未见得就比生活在坦诚率真和相对性自由的法则下难过多少。但这样的生活还是有它不幸的方面。围绕着性功能的缄默（除了男人们在吸烟室里的闲谈之外）是如此铁板一块，以至于大多数美国女人都是稀里糊涂地走进婚姻——而且对婚姻将会涉及什么常常抱有恐惧的观念。有可能——即便不是很有可能——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年复一年，性生活一直是件令人反感的必做之事，仅仅是因为男人有兽性本能必须满足（免得他们去跟坏女人胡来），因为生儿育女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她们才不得不勉为其难。

有一点倒是真的，离婚率已经在上升。1900年，结婚和离婚的比例是12.7比1，相比之下，在战后反常的1946年是2.6比1，而在更常态的1949年是4.2比1。但是，即使是1900年的数字，也并没有让人产生很阴暗的想法，而在普通美国人的社群当中，对离婚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一桩婚姻，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噩梦，但必须把这场梦继续做下去：这是公众舆论的判决。

结果，在任何规模的一座美国城镇里，你几乎都可以找出一对这样的中老年夫妇，他们许多年来几乎不和对方说话，他们互相之间的敌意是如此之深，但他们却继续生活在同一片屋顶之下，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共同生儿育女，甚至，多半还同床共枕——并且内心抱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他们正行走在唯一的美德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