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戎论》

“百有余载”，西夏“乍叛乍臣”，威胁着北宋安全。北宋朝廷曾多次发兵，御敌守边，均以失败而告终。针对这一历史和现实事实，李纲写了篇《御戎论》（《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精辟分析北宋、西夏形势；揭示出北宋腐败的政治制度；对防御西夏入侵提出独特见解。

公元10世纪末，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占居夏州一带地区（陕西横山以西），接受辽国封号，称夏国国王。宋太宗为了笼络他，在端拱元年（980年）赐李继迁名为赵保佶，授他为银川（陕西横山境）观察使。不久，李继迁叛变，袭击北宋边防驻军。北宋朝廷下令，断绝与西夏贸易。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率万余人马，攻打灵州（宁夏灵武西南），宋太宗派兵迎战，授以阵图，行军列阵，均须请示朝廷，宋军将帅不得自行作主，导致宋军行动迟缓。在这次战役中，民伕经沙碛向灵州运送粮饷，沿途饥渴交加，死亡十余万人。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攻下灵州；两年后又占据西凉府（甘肃武灵）。李继迁在作战中，中流矢死，其子李德明继位。嗣后，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相继攻占甘（甘州：甘肃张掖）、凉（凉州：甘肃武威）二州。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授李德明为定雄军（陕西横山县西北）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以示妥协，换取苟安。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建都兴州（陕西略阳），建立国家，国号大夏（西夏）。从此，又开始进攻北宋。当时，北宋西部边境，驻军达三四十万，分布在五路二十四州军、几百个寨堡。北宋兵力分散，每当西夏聚兵而来，宋军节节败退。宝元三年（1040年）初“延州之战”、八月间“好水川之战”、庆历元年（1041年）八月“定川之战”、庆历二年“渭州之战”，均以宋兵溃退而告终。西夏军队长驱南下，直抵渭州（甘肃平凉），在北宋六百里的边境上，焚烧房舍，杀掠居民。因此，北宋再次被迫妥协，求和。经双方交涉，在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册封李元昊为西夏国主，西夏名义上称臣。同时，北宋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各种节日，共“赐”银两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着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北宋、西夏仍然保持往来贸易。北宋以增加银、绢的办法，换得西北暂时苟安。但是，西夏掠夺北宋边境之事，仍经常发生。

西夏仅仅占据平凉、灵武、瓜沙、甘肃、银宥等五地，在地狭、人少的情况下，却构成了对北宋的严重威胁，北宋花费不少人力、物力，却“见功寡”，这是什么原因呢？李纲认为：北宋有“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自治之术未尽善者六”的弊端。

北宋“行军之道不若彼者”，具体有四个方面：

一、“彼军旅之力全，而我军旅之力不全”。西夏每次入侵北宋，事先“虚城清野”，集中各路兵马，倾国而来。进军路线，采取“待诸路以不争，而以全力据要害之地，以制一路于必死”。在行军作战时，精壮士兵在前，“老弱居后”；撤退时，其情相反。因此，西夏军队，攻入北宋境内，“破城寨，虏人畜，动辄如意”。但是，北宋所采取的策略却不同，每有军事行动，均以“五路之师，各以其兵入，力散势分，不相为用”，导致每战必败的结果。

二、“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西夏军队待遇不高。党项族贵族也没采用“高爵厚禄以宠战士”，但西夏战士人人，“乐骑射、耐饥渴”，在战场上作战时，他们冒矢石、殊死战，谈笑风生，进出自如，故能“惊边徼，摩封疆，出没飘暴，不可制御”。而北宋军队的士卒分别来自西北、中原和东南地区，他们对西北地形、气候适应不一，生活习惯不一，士卒军事素质不一。

宋军虽然人数不少，但战斗力不强。仅有西北地区的战士，“可为用耳”。至于从东南地区调来的军队，听到“鼓鼙之声”，见到“旌旗之色”，就会惊慌失措，“流汗股栗，已欲曳兵而走”。在临阵作战时，不能奋勇向前，一见“弱者先奔，则强者亦与之而偕溃”。

三、“彼所规者大，而我所规者小”。每次作战，西夏取胜后，对将士的奖赏，十分轻薄，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选拔将领，不论资排辈，依仗权势、裙带关系，而是据本人能力、才干和战功，“往往不次拔而用之”。因此，西夏战士在战场上作战，“轻首级而不争，乘利逐北，多致大胜”。但是，北宋则全然不同，凡是得一首级者，就“转资赏帛有差”，所以将士知道“首级”贵重。每当交战时，偶然取胜，每杀一人，北宋战士则下马“斩首”，贻误战机，活着的敌人便乘机逃遁远去。因此，在战场上，宋军虽有小胜，但无大捷。

四、“彼所图者久，而我所图者速”。西夏党项族贵族，狡狯多诈，善于深谋远虑、分析形势、窥则机会，每当国力强盛，就背叛北宋，发兵攻打宋境，洗劫民财，掠夺人口；当国力衰败时，就向北宋求和、称臣，勒索“岁赐金缯”。因此，数十年以来，“叛服不常”。但是，北宋对西夏失去警惕，“方其和附”，驻边宋军，不做任何防御准备。一旦西夏叛乱，宋军匆忙上阵，“则不计利害，不议可否”，兴师动众，企图侥幸一时之利。

关于“自治之术未尽善者”，北宋有六方面弊端：

一是“将帅之任不专”。古代将帅，受命率兵出战之际，君王对他们信而不疑，“不从中制”；使他任职期长而稳定，不轻易撤换。“故能习熟利害，临事制变，士卒乐为之用。”但是，北宋立国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止军阀割据，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剥夺将帅兵权，形成“为帅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的制度。自宋真宗赵恒以下的各代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束缚将帅，使其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们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人聚议，也是众说纷纭，不可定夺，往往失去战机。将帅权力不仅受到限制，而且一年之间，易换三五人，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同时，士兵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因此，将帅要“建不世之功亦难矣”。

二是“士卒之气不振”。古代有才干的将帅，行军作战之时，与士卒同甘共苦，官兵关系亲如手足，赏罚分明，军需供给充足，于是，“百里之内，牛酒日至”。战士在战场战死，“恩恤备至”，这样使全军将卒，感到“生无饥寒之患”、“死无妻拏之忧”，便士气高昂，赴汤蹈火，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如今，北宋朝政腐败，官吏贪污索贿，将帅易换频繁，“将与卒辽绝而不相知”，军需粮草供应不上，士卒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大批士卒逃亡。在战场上死亡的士卒，家属得不到“恩恤”，导致军心涣散。在这种情况下，“欲责其仗节死难亦难矣！”

三是“糗粮之蓄不广”。国家以兵为本，兵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军队出征，粮草先行。这是行军作战的基本常识。如今，自陕西以西，关中之地，有沃野千里。自古以来，盛产粟谷，但是，近十几年以来，由于天灾人祸，灾民疏散，田园荒芜，大批饥民处在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百姓怎能提供军粮呢？军队缺食，使成群结队到县衙门闹事，或四出抢粮。军队缺少粮草，怎能备边拒敌呢？

四是“钱货之法不通”。往年，陕西一带地区，通行铜质钱币。如今，改用铁质钱币。但是，铁质钱币比铜质钱币，重量轻二分之一，价值是一比二十，货币贬值，导致物价飞涨，官兵的俸禄，每人每发一千，铜质钱币仅占五十枚，这样难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在西北作战的宋兵，其军饷数额，五分之一来自东南地区，由于朝廷调度失灵，交通阻塞，不仅军需物资供应不上，甚至官兵俸禄发不足数。

五是“赏罚之令不明”。奖罚分明，可以激励士气，使之奋勇杀敌。但是，北宋朝廷对守边将帅、士卒，却不能做到。每当宋军与敌军交战之际，不少将帅、士卒冒矢向前，多立战功，却“未必赏”；“而货赂侥幸之人，第功殊列，偏禆失主将逗留怯敌者”，没有给予严厉惩罚；有的谋取“小利”，便夸大其功，这就不能使战士信服，更不能激励他们奋勇杀敌。

六是“攻守之议不审”。北宋朝廷在防御西夏军队入侵，制止党项族贵族叛乱时，事先没有周密计划、长远打算。一旦遇到敌情，慌忙“浪战”，“以侥幸一时之功”。因此，在近十几年以来，花费不少钱、粮和人力，却没有“显效”。

为了有效制止西夏贵族叛乱，李纲针对北宋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端，主张事先应把战略、计策拟定周全，军需粮草要储备充足，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于军事部署方面，应让原来的五路宋军，“各守其地，按兵以备不虞”。同时，另派将帅，领精兵数十万人马，“择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才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招募军队时，应招西北地区弓箭手与敌军正面交锋，让东南地区的士兵“守营垒、护辎重、张声势，而勿与战”；宋军取胜后，不要以首级数量计功，“而以用命先登、却敌破阵为最”。在评选方法方面，应自下而上地进行推荐，一级一级地评审，防止徇私舞弊。平日，要派得力将士，严格训练士卒，“峙糗粮、缮甲兵，习于山川形势”。朝廷对于出征的将帅，应予信任，授予他们权力，不应从中牵制；对阵亡的将帅、士卒的家属，给予“恩恤”，勉励活着的将士，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增强宋军战斗力；在丰收的年景，要“广储蓄”粮草，以备荒年。总之，北宋能把上述几方面事做好，国威即可大振，外患可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