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与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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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促进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全面小康建设与精准扶贫,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指导和协调下,四川省金融学会和四川农业大学于2017年11月18日在成都市温江区召开了“首届中国西南农村金融论坛”。本次论坛由四川省金融学会现代农业金融专业委员会、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承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扶贫”,论坛邀请了国内农村金融领域著名专家何广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熊德平(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孔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教授到会作主题报告。论坛得到了西南地区川、渝、贵、云、藏五省(直辖市、自治区)相关高校、科研院所、涉农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学会的积极支持,共有专家学者、银行家、企业家、农村金融相关专业研究生等近200人参会。论坛围绕“农村商业银行经营与产品创新、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农业经济与金融”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文报告、交流发言。会后,会务组通过与作者商讨,将愿意发表的25篇论文结集出版,旨在为推进新时代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一、农村商业银行经营与产品创新

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功能的若干意见》中要求,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确保“三农”贷款持续增长。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在农村市场能否保持优势地位直接关系到农商银行体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在未来中国乡村振兴中能否发挥金融服务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就此问题,本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探讨。蒋远胜等从产业组织和农村金融的视角,以浙江省为例,运用银行网点地理密度(BGD)和银行网点人口密度(BPD)两个指标度量了农商银行的市场竞争程度,提出了建议:科学布局网点,延伸金融服务半径;增强盈利能力,改善总体经营绩效等。肖诗顺等以四川省部分农商银行为例分析了不良贷款的现状及原因,提出了防控农商银行不良贷款反弹的对策。广安市金融学会以武胜县为案例,尝试就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做一些探索。张剑等对四川省崇州市已经申请到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112户农户进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满意度问卷调查,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构建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申云等认为,农业供应链金融能够充分利用农业供应链进行整体信用评估和社会资本软实力评估,实现对社员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的提升。刘安等以具有丘陵山区代表性的四川省苍溪县为例,对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解决方案,为丘陵山区全面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抵押权贷款提供参考。王挺等在深入剖析“两权”抵押标的物产权管制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经典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影响“两权”抵押价值的诸多因素和“两权”抵押贷款应遵循的设计思路以及产品要素的基本特征,并提议:银行机构要优化信贷产品基本要素,同时包容、鼓励“两权+其他担保”复合信贷产品的发展;外部环境要尽快完善确权、登记、评估、流转、风险缓释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变土地流转“薄市场”为“厚市场”,共同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改革。冯鑫结合成都市探索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融资试点情况,切实分析了当前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工作中面临的法律中的突出问题和配套政策瓶颈问题,为解决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和促进农村产权立法等工作提出解决路径,以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遂宁市金融学会认为四川省蓬溪县作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积极探索和推动了农村产权确权、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试点工作,但抵押贷款风险管理及债权维护难度较大,相关法规亟待完善。

二、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模式在支持贫困户精准脱贫的要求下面临新挑战,急需加强金融扶贫模式和方式的创新。针对如何进行金融扶贫、如何发展普惠金融问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王挺等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合出发,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四川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作为案例,站在银行业的角度,对银行业传统金融扶贫路径进行回顾,并对以往金融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尝试建立一套针对“互联网+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估体系,同时按照效果评估体系框架,结合四川农信社实践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策略。陈实立足四川农业银行金融精准扶贫实践,在总结近年来金融扶贫工作措施与成效、分析存在的困难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金融精准扶贫实效,助推脱贫攻坚的路径建议。任瑞洪收集了全国各地典型案例,对保险业如何有效对接贫困户需求,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形成完整的金融扶贫产业服务链进行剖析和分享;同时,他对下一步保险业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方式与方法进行了探讨和展望。金媛等分析了贵州省六盘水盘州市“三变”促“山变”的脱贫模式,为进一步探讨政府干预与市场资源自由配置的边界,进而从目前的“次优精准扶贫”状态向未来“最优精准扶贫”状态做帕累托改进提供理论依据。南充市金融学会提出四川省仪陇县是西部地区最早进行小额信贷试点的地区之一,其农村小额信贷坚持“小额、短期、加压”的小额信贷经营理念和机制,可以看作是孟加拉乡村银行(GB)小额信贷模式的本土化发展。广元市金融学会以广元市昭化区农村小额贷款为研究对象,尝试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分析我国现阶段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困境,采用辖内农村金融机构的数据及相关案例证明相关理论,尝试提出降低农村小额信贷交易成本,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农村金融体系的良性循环,实现农村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等建议。覃姣等认为支农可持续性包含覆盖力和财务可持续能力两个方面,只要财务费用控制得当,资产运营效果良好,商业性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支农可持续性的覆盖力和财务可持续能力这两个层面即是相容的。李优树等测算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个门槛值(0.618),提出:从政府政策支持角度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克服普惠金融前期投入高收益小的负外部效应;再由金融机构通力合作深化普惠金融发展,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胡芝嘉等认为,构建扶贫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分是研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的有力途径,并结合对四川省六个贫困县的调研,提出了有关改进建议,以确保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精准使用。

三、农业经济与金融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血脉”,同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也是金融行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何助力农业现代化更是重中之重。对此,专家学者们展开了深入讨论。成先明以成都市为例,详细阐述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认为“以丰富担保物为主题的农村金融创新”解除了政策束缚,政府、银行应协同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支持农业现代化;从法律层面、机制层面、业务操作层面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约束;并围绕“法律基础、机制保障、市场化运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吴平等通过研究发现,农村金融规模扩大与财政支农投入的增加在长期内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却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时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改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提升财政支农效率等政策建议。郭华等认为易地搬迁会增强少数民族农村家庭金融包容度。因此,必须从正规金融服务机构供给和微观个体家庭的需求两方面进行平衡,使少数民族农村家庭金融包容度得到提高。杨曼路等认为,研发效率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与产出效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高于经济效率,科技转化为产值的能力不足。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是中间产出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物质资本是最终产出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韩田等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核心,如何把农民和土地进行有效的结合才是改革的要点。同时,要有选择地吸取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清晰降低交易费用的观点,并深度研究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加快制度建设,促进其他土地产权的流转。伍艳通过研究发现,生计资本的增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中有干部对农户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的增加对农户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了负效应,这表明农户土地面积的增加不会提高信用社或银行向其提供贷款的概率。因此,农户应该通过提高社会资本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强借贷行为。王悦对遂宁市下辖的生猪调出大县的生猪养殖户进行问卷调查,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受访农户具有正向选择倾向等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江勇从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现状入手,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走访考察、座谈交流和数据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