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機會

傳統中文課程是以典籍為基礎，着重教授歷史和道德倫理，港府從開埠之初起就着力改變這種課程，以擴寬學童的眼界。阿爾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在1857年到訪香港島時寫道：

來到一所得到英國〔經費資助〕支持的細小華人學校〔位於黃泥涌，即今天所稱的跑馬地〕，學生一個個坐在小桌子後，上了年紀的教書先生則在角落。這是賞心悅目的景象。牆上貼着英國地圖和英文字母，那些孩子有本小小的摺頁書，還有墨硯和鉛筆。⁽²⁴⁾

在蘇格蘭學者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²⁵⁾苦心竭力督導下，改善「村落書館」（village school，這個詞也指位於日益擴大的市區及其周邊的那些資助小學）的工作有了長足進步，史釗域在1872年成為皇仁書院掌院後，⁽²⁶⁾在這所頂尖英文中學教授西學科目，並採用西式教學法。⁽²⁷⁾

史釗域是教育界的重要人物，1889年英年早逝，不過他去世時已累遷為輔政司。就讀於他的學校的孩子，尤其是少數來自香港島鄉村的優秀小伙子，似乎很輕易就能在洋行、律師行和政府部門謀職。這些教育機會和成就，以及他們更廣闊的眼界，把香港居民與他們對面的鄉下同胞之間的差距更為拉大。⁽²⁸⁾毗鄰香港的新安縣和珠江三角洲其他中國縣的精明華人，也看得出香港英文教育的價值。⁽²⁹⁾許多來自殖民地這所和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覓得工作，尤其是在有進步思想高官的衙門，並任職於由外國人主持的中國海關。⁽³⁰⁾

在1898年前幾年間發表的年度教育報告可見，這些趨勢有些發揮了作用。在1895年，政府「宣佈，決定今後在本地人中推廣英文而非華文教育」；它說「華人要求英文教育之呼聲日熾」，此外，「為對整體本地學校有所裨益，設立一學院以育成本土英文教師之需要日益迫切」。⁽³¹⁾政府愈來愈重視西式教育，認為補助學校（Grant-in-Aid Schools，又稱輔翼義學、助賞義學）的掌理者很符合這種趨勢，這些學校是按學生成績領取政府資助，所以效率很高，政府認為這點「在華人家長眼中，重要性遠勝所有其他考慮因素」。⁽³²⁾對於中國日後將實行的現代化，香港可借重之處已經顯而易見。⁽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