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利于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的形成离不开部分原有的功能，部分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状态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与面上改革就是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系。整体推进，才能统筹协调，把握改革大局；重点突破，才能以点带面，激发改革动力。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往往事关改革大局与成效，“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满盘活”。因此，在实践中，必须坚持试点选准对象，试点形成突破口，才可能发挥试点示范引领作用，这样试点总结出来的经验才有价值，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促进和带动全局改革。

我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与面上改革形成，就是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结合的成功案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党的决定引领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在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中，先后通过兴办经济特区、保税区、自贸区等一系列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的措施，鼓励外国资本、技术、管理等进入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经济发展也取得长足进步。在中央赋权的基础上，从沿海重点城市开始，逐步向中西部重点城市延伸，将基层探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不断在全国推广，推动了我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也是从中央赋权到基层探索，进而总结形成系统集成设计的过程。

中国的对外开放试点是从沿海开始的。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按照市场取向进行改革探索，赋予经济特区可以让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超过内资企业、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多优惠政策、给予经济特区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等特殊政策。1984年，中央政府在总结两省、四个经济特区特殊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将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城市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和外资企业的自主权。1985年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厦漳泉三角地区的51个市、县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又成为经济特区。这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区域从沿海个别地区和少数城市，扩大到对沿海地区的全覆盖。

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逐步向沿江、沿线、沿边，更进一步向内地拓展延伸，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的新局面。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1992年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先后开放长江中上游的武汉、重庆等6个沿江城市，形成了沿口岸线开放格局。开放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黑河等13个沿边城市，形成了沿边疆开放。在大连、广州、青岛等9个城市设立保税区，之后还相继开展设立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跨境工业园区等试点。这些区域通过一系列开发开放新试点，大量引进外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推动了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对外开放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和对接更趋紧迫，2013年国务院先后在上海、广东、重庆等12个地区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突破性开放试验和压力测试。2016年，在济南、南昌、浦东新区、两江新区等12个城市、国家级新区设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在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多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新经验模式，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快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才拉开序幕，一方面大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地广人多，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太庞大、复杂，不仅涉及面广，历史遗留问题也较多，如果突兀地整体推进开放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明确在全国实施对外开放决策的背景下，把地理区位条件最好、人口集聚和流动最多、经济基础最具优势的沿海地区作为重点突破的主要抓手进行试点，是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牵住了“牛鼻子”，然后再有选择地把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拓展，这从方法论上看，就是成功地实现了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全局与局部、治本与治标、渐进与突破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