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互联网工作环境中的生命之问

互联网技术诞生于20世纪中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仅限于在大型学术机构、业余技术爱好者和黑客团体之间的小范围内发展，除此之外，人们对这种技术知之甚少。而当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终与商业相结合之后，才真正深入现代生活的各处，成为形塑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

当然，二者的互动过程是复杂的。其中既包括商业对互联网技术的重塑与包装，例如将技术与各类商业发展需求相结合从而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在互联网技术文化基础上生发出互联网企业组织的企业家文化（卡斯特，2007），直至将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深度结合、捆绑（佟新、梁萌，2015）等，也包括互联网技术对商业领域的影响，一方面从宏观上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将金融资本的焦点由传统的实际盈利数额转换到对企业发展速度、市场占有率等盈利预期上来，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对商业领域的工作本身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包括客观的工作环境、工作技术和主观方面的工作文化、工作伦理等。因此，可以看到互联网技术影响社会更广泛层面的路径是通过与商业深度结合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技术逻辑与商业策略之间的融合与碰撞、妥协与纠结同时成为形塑互联网工作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

从工作研究的角度来看，随着互联网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互联网企业正在引领形成一种新型的工作环境类型，为了便于讨论，本书将其定义为互联网工作环境。此种工作环境类型，包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的工作支持基础，以自由、平等、合作的文化作为组织结构和工作文化的意识形态核心，并倡导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工作上自由、平等、合作的创新模式，以及以灵活、员工自主为主要特征的管理策略，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办公地点，员工对工作方法、工作任务的建议与评估的权限等（梁萌，2014）。这种新型的工作环境与传统制造业以严格管理控制为主的工作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时间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热门案例，后来者纷纷效法，也被人们视为未来工作发展的理想类型。

在我国最具有互联网工作环境特点的公司，当属被称为“BAT”的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者都已在全球资本市场环境中上市，在国内是互联网行业的翘楚。这三家公司已经基本掌握了整个产业的话语权，是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其企业内部的工作环境也被众多中小公司效仿，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互联网工作环境。

但是作为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者，在看到互联网工作环境的种种优点之时，也不得不提到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劳动者“过劳死”现象。

·2006年2月，36岁的东软集团嵌入式软件事业部大连开发中心副主任张东因心脏病突发猝死。

·2008年8月，30岁的英特尔海南员工黄青昆猝死。

·2009年11月，酷6网研发部一名“80后”罗姓员工在公司内吐血猝死。

·2010年4月，搜狐无线事业部一位彭姓员工意外死亡，约30岁。

·2010年5月，腾讯网女性频道主编于石泓脑出血死亡，仅37岁。

·2011年7月，百事通首席运营官吴征突发疾病去世，仅39岁。

·2011年11月，百度公司一名技术人员因心脏病突发猝死。

·2011年底，久游市场总监刘俊因病去世。

·2012年9月，金山西山居一名年仅25岁员工猝死于办公室。

·2013年5月15日，搜狐旗下游戏门户网站“17173”一名24岁的网络编辑在上班路上，突然晕倒在公交车站台旁，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3年7月15日，年仅36岁的淘宝电商淘品牌御泥坊前董事长吴立君突发脑疾去世，整个电商界“震动”。

·2014年9月26日，游戏企业广州仙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旭因过度劳累而突发心脏病逝世，年仅33岁。

·2015年3月24日，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任职软件部驱动及系统组经理张斌（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硕），于当日凌晨1点发出最后一封工作邮件后猝死于酒店。

·2015年12月13日晚，腾讯技术研发中心语音引擎组副组长李俊明突然晕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6年10月6日，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锐，在自家小区楼下因突发心肌梗塞离世，年仅44岁。

·2017年2月8日，途牛副总经理李波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4岁。

以上信息主要来源于媒体的报道，是对事件的简单罗列。实际上受条件所限，我们很难找到相关事件的全面数据信息，而从经验推断以上所列信息也仅仅是相关事件的冰山一角而已。通过媒体对案例中劳动者生前工作状态的报道，我们发现巨大的工作压力和长时间的加班工作基本是报道中的共识。特别是最后几则案例，腾讯公司在对该事件的反思中特别强调一定采取措施减少加班，而其员工也在网上的讨论中写道：“IEG一个Leader猝死了，小区散步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去世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绩效再好年终奖再高身体坏了又有什么用呢？老婆小孩家人怎么办？希望呼吁少加班政策不光是摇旗呐喊不见真章，不然真想换个行业了。”人们对后面两位移动互联网高管的离世也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两桩突发的悲剧在时间、主角特征和行业等方面都具备了高度的一致性，在当时一度掀起了互联网行业对其工作压力和加班文化广泛的反思。

当然，仅通过以上个案，我们很难一蹴而就地断言互联网劳动者的“过劳死”与其工作环境之间的直接关系。但这些现象已经足以让我们对互联网工作环境产生怀疑和警惕。也就是说，在享受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和效率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这背后的代价究竟为何？

而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则更有利于我们对现实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态度问卷调查2014”的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被访者表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比例是36.77%，表示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比例是11.56%，二者之和为48.33%。可见在此次调查中，有将近一半的劳动者表示自己正在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压力。进一步的分析则显示，在经常使用互联网技术工作的劳动者与不经常使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工作压力状况是有显著差异的，前者远高于后者。

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工作环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的客观工作环境，但是需要继续追问的是，相对于传统工作环境，这些变化对于劳动者产生了哪些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哪些消极的作用。换句话说，在关注互联网工作环境时，相关研究需要考虑到其中重要的行为主体——劳动者——的感受与体验，只有以此为核心才能呈现出工作环境变迁中的复杂机制和真实特点。

管理学将互联网工作环境中的一些特点作为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工作的主要发展趋势来看待。以德鲁克（2009）为代表的管理学家们提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将成为劳动者的主体，因此传统的严格管控的管理策略必须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从这一角度，相关研究认为互联网工作环境所凸显出来的管理策略革新正是这一趋势的典范。在互联网工作环境下，所包括的工作灵活性、组织扁平化和促进合作等特点，激发了知识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加了劳动者的福祉，有利于企业组织效率的提升和创新的发展。

在实践层面上，有关工作环境与工作压力（work stress）、工作环境中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wlb）的相关研究假设实际上也支持了管理学对互联网工作环境的判断。一方面有关工作压力的研究总体上的共识是存在一种好工作压力（good stress）的类型，此种工作压力将会提升劳动者的学习意愿和工作潜能，从而产生积极型工作；另一方面研究提出工作环境中的要素可以分为要求和资源两个面向：要求面向会使劳动者产生工作压力；资源面向则具有缓冲工作压力的作用，有利于舒缓工作压力和提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条件。在此两条假设下的实证研究也主要认为互联网工作环境有利于“好压力”的产生，其所提供的给劳动者的多种资源（灵活的工作时间、对工作的控制等）也能够起到缓解工作压力的作用（Karasek，1979；Schieman ＆ Glavin，2009）。虽然传统行业向互联网学习借鉴的条件还不成熟，研究者们仍认为这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新闻报道和管理学的研究两个方面，我们似乎看到了互联网工作环境的两张面孔。一方面，它代表了未来企业管理策略的新趋势，被研究者认为是有利于知识工人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种工作环境下劳动者“过劳死”的悲剧仍然在持续发生。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二者之间所产生的张力？这正是本书所要探寻的关键问题。这些用鲜活的生命画出的问号，不应该仅仅止步于面对巨大工作压力而无奈的感叹号，为了那些仍然在此行业中的劳动者，以及未来潜在被影响的工作领域中的人们，现在是时候对互联网工作环境进行一次客观、理性而深入的审视，以呈现互联网工作环境的全貌，以厘清“过劳死”生命之问的相关企业组织背景。

具体来说，本研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互联网工作环境对劳动者利益与福祉的影响，也即从工作压力的角度，此种新型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工作压力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是否存在着支持劳动者缓解工作压力的空间与资源？以及基于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判断互联网工作环境对未来工作变迁的可能影响。

但是由于工作场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很难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宏观而肯定的答案。而仅凭已有数据，我们仅能对目前的工作压力现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而难以呈现出背后深入的原因与细节。鉴于此，本研究将以一个典型的互联网公司——易万公司为核心案例，以其所发动的狼性文化运动为分析线索，将该公司的日常劳动过程、管理策略、企业文化等一一呈现出来，力图梳理出新型互联网工作环境下企业组织工作压力机制的特点。同时，在对传统工作环境和互联网工作环境的比较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从具体层面着手，试图描绘和梳理工作场域的实践中，各类变量自身及其互动的变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产生工作压力的工作要求变量和减缓工作压力的资源变量在互联网工作环境中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是否随着工作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第二，从企业组织和劳动者个体来看，企业组织在互联网工作环境中所建构的一整套管理策略是否确实有利于支持劳动者改善和调试其工作与生活？或者说在管理策略中，那些企业通过设计期待其产生影响的变量与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三，以上两方面问题的讨论对进一步推动工作环境发展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