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 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研究

虽然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亚洲经济持续了数十年卓越的经济增长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失和亚洲新兴经济体重整旗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批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声浪渐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人们更关注发达国家如何应对这场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庆幸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可能绕过本国。事实上，直到2009年秋天，国际上大部分报告对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巴西等拉美和加勒比海岸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预期是乐观的。但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深化为全球性金融海啸，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逐渐变得明朗起来。IMF（2009）在2009年4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终于承认，发展中国家增长下挫程度比工业化国家更深，它们遭受到更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佩蒂斯（2009）甚至宣称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2008年是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破产的标志性年份。如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危机后经济复苏势头昙花一现，经济增长或者乏力或者进入“新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终于将注意力的一部分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目前关于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脆弱性

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文献综合评价了亚洲经济发展模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脆弱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次暴露了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拉詹（2011）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时指出，亚洲新兴经济体走上外向型经济增长道路导致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引起房地产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和风险社会化。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年之际，谢世清（2009）从投机冲击、全球化、政治危机和经济结构不平衡这4个角度对危机国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回顾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投机攻击是造成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受创伤的必要条件。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为学者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多素材。一些学者以综合研究为主。TeVelde（2010）全面总结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对低收入国家、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投资、就业等经济影响，以及对财政、社会稳定等社会发展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场危机没有等同地影响所有国家或地区，危机在每一个国家的演绎方式不一样。贾清显和王岳龙（2010）构造了关于金融深化、政府对金融中介的支配等指标来分别衡量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频发背景下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另一些学者则具体到地区或国别研究。Ltaifa等（2009）分析了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汇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变动，认为该地区的汇率波动既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不同政府国内政策选择的影响。

2．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

所有文献都认同国际金融危机外溢的渠道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些文献的区别仅在于检验工具的差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两种国际危机传染渠道和羊群效应等所谓的“纯粹传染”渠道都起了作用。Chan（2002）以国家间出口品的替代性作为贸易相似性衡量方法，估计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危机国的贸易相似性。其研究支持了亚洲金融危机在经济结构类似和贸易联系密切的经济体之间传播。Jeanneau和Micu（2002）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传染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当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由外部因素决定时，资本流入高度不稳定，容易遭受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及金融条件变化和投资者情绪变化的影响，从而转化为脆弱性的一个来源。就亚洲金融危机而言，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出现了严重的货币错配和风险转化的不对称性，因此一旦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就会出现金融危机通过资本渠道冲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现象（陈志昂和王义中，2005）。Radelet和Sachs（1998）直接将亚洲金融危机归因于国内外投资者的情绪恐慌。同一时期，Masson（1999）、Forbes和Rigobon（2002）等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渠道类别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普通传染（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共同冲击（美国利率变动、石油价格变动等）、纯粹传染（投资者行为、情绪等变化）这三类主要金融危机传染渠道对于金融危机在新兴经济体间的传播同等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渠道主要是贸易渠道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两种普通冲击渠道。Dees和Vansteenkiste（2007）估计了美国经济增速减缓通过直接和间接贸易效应（通过第三方市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影响。IMF（2008）发现亚洲新兴经济体同美国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仍然很密切，并且这种相关性在经济下行时变得更强烈。因而在金融危机期间，如果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着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政府净负债、货币贬值和较大负产出缺口，则会更多地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Felices等（2009）利用VAR模型检验了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共同运动，其结论是扩大新兴市场主权债务利差的冲击在短期内对美国利率有负影响，抬高美国利率的冲击则在更长时期内增加了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利差。Sun和Zhang（2009）用GARCH模型调查了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股票市场对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股票市场同时受到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和波动溢出的影响。不可否认，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由于金融全球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投资者情绪、观点和行为的变化也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受到外部冲击不可忽视的因素（Brana and Lahet, 2010）。

3．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呈脆弱性的原因

Lewis（1979）早在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就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弊端：“过去，发展中世界的产出增长率一直依赖于发达世界产出增长率。当发达国家快速增长时，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当发达国家增长放缓时，发展中国家增长放缓。这个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吗？”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一弊端更加凸显。

近年来，人们尤其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前期研究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亚洲发展模式的反思。亚洲发展模式最有名的反对者之一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Krugman（1994）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曾预言，“东亚奇迹”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就像一只纸老虎，因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储蓄-高投资”的要素投入增加——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而不是提高单位生产率。Yusuf（2001）的研究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采取的出口导向经济政策并不像理论上推断的那样有效，出口对亚洲动态性增长和工业生产率改善的作用比以往所预期的要小。Ertuk（2002）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有着基于真实经济的潜在原因——亚洲发展模式导致的过度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而不仅仅是金融投机的结果。Jomo（2003）研究了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危机国在危机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随着时间的变迁，东亚各国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因而没有一套统一的制度改革可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经济体。与Jomo的观点相反，Dittmer（2007）指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有别于“华盛顿共识”，尽管它在亚洲危机中遭到冲击；特别是中国，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特征的亚洲发展模式。Blecker（2003）的研究视角跳出了亚洲新兴经济体本身，他认为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缺陷是，在给定全球需求的条件下，新兴经济体的制造品出口市场受制于工业化国家的吸收能力。一旦某些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下出口表现令人失望，则很容易陷入本币崩溃或金融危机。中国学者刘连银和谢岚（2000）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较为客观。他们首先承认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弊端，国际金融危机与这种弊端确实有关。但是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是一个动态的综合模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特色。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最内在根源在于出口结构相似性和产业结构的先天不足。

后期对这个议题的研究集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上，几乎所有观点都认为当前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在短期内西方国家萎缩的市场不太可能很快恢复，亚洲对西方传统市场的出口已经全面下降，导致全亚洲生产能力过剩和商业融资困难（Klein and Cukier, 2009）。因此，Heng（2010）认为以出口导向为主导的亚洲区域合作模式——雁行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可能是成功加入飞行队伍的最后一个成员。Palley（2011）预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下依然能够有所增长，但是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暂时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增长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障碍，因此全球经济需要重大调整：出口导向型增长已经衰竭，需要新模式——内需导向型增长来代替它。Magnus（2012）认为，亚洲和发达经济体间的关系在2000年以来变得复杂了，这也是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后果。如果亚洲新兴经济体在未来转向新增长源的话，则将不得不强调结构性和政治议题，而这样做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会拉低潜在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输家可能是那些已经融入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的国家。也有一些学者如倪建伟和何冬妮（2010）总结了专家们关于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国际经济衰退背景下发展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各种观点。

此外，还有少量文献具体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别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陈汉林（2003）对比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韩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是避免类似危机冲击的必要条件。Baek（2005）比较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拥有类似的特征，并且也同样具有高度的经济脆弱性，但中国发展模式仍显示出其基于历史背景的独特性。AASA（2011）特别强调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的必要性。

4．新兴经济体应对经济发展模式脆弱性的对策和建议

几乎所有文献都认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放弃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模式，转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Palley（2002）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就一直坚决反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他认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天然遭受到“合成谬误”、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贸易条件恶化等问题的威胁。考虑到出口导向型增长有上述病症，发展中国家需要寻求基于内部市场发展的新增长模式。2011年，新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在全球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和新兴经济体间激烈竞争之际，Palley（2011）再次指出，在当前的环境下，出口导向型增长无法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起到作用。他呼吁发展国家建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增长，放弃旨在吸引出口和FDI的战略。Hamdani（2009）认为，中国、印度等几个有适度储备头寸的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主动转向内需维持的增长，而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东南亚经济体则可以通过经济同盟的方式与周边国家建立共同增长的新引擎。这样，这些新兴经济体都能够摆脱发达国家的桎梏，独立维持高速增长。然而少数经济学家，如美国学者拉詹（2011）和中国青年学者张明（2013）则认为，对于长期实施外向型增长战略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转向内需增长模式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些学者强调依靠政策改革来维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Lee和Hong（2012）认为条件收敛理论和其他各种内生增长模型都预言，政策可能对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有着永久性影响。因而通过改善教育的质量和数量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等政策改革，亚洲新兴经济体可以延长当前的增长路径。

纵观当前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冲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背景下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评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学术界对亚洲发展模式进行了充分论证。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大部分研究依据亚洲新兴经济体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非常脆弱的表象批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但很少有人从表面触及本质。为了更好地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转型到新的发展模式上，必须在新的经济背景下评估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2）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问题。最近10多年，亚洲连续两次遭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第一次冲击（即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发展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那么在最近一次冲击后，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再次平安渡过危机，亚洲经济具有多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弹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3）包括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其未来的最优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现有文献发现，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转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因此找到一个适合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最优经济发展模式是亚洲目前面临的迫切课题。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就是试图找出上述问题的恰当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