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领导罢工“借东风”

随着胶济铁路“南北之争”愈演愈烈，北派（山东地方实力派）罢工意图愈来愈明。邓恩铭决定利用这一时机，组织四方机厂随之罢工。四方机厂工人代表本想与北派联合罢工，因双方目标不一，谈判破裂。遂自行组织罢工，依然大获全胜。

1925年2月5日，夜，四方三育小学。影影绰绰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跃跃欲试的面孔。

邓恩铭以新闻记者身份，召集四方机厂20余名骨干在此开会，发动大家提出自己的罢工条件，并提出成立工会的要求。据与会者傅书堂在《党领导下的四方机厂工人的斗争》一文中回忆（载《青岛惨案史料》）：

邓说：“学有学会，商有商会。工人为什么不能有工会”等语。

当时决议5项条件：

一、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指郭恒祥等）；

二、必须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会；

三、不分领班、工匠、小工、学徒，每人每月增发大洋六元；

四、发给大煤（指煤块。以前领班、工头发大煤，工人则发煤末）、房金；

五、速发年终奖金。

会议决定以傅书堂、丁子明（丁菊畦）、纪子瑞等为四方机厂工人代表，与路局内的山东派商谈参加罢工问题。当时局内的山东派，就是被阚铎免职的原机务处长孙继丁和辞职的车务总段长马廷燮。

“工人代表和山东势力派孙继丁的秘书会见后，开始商谈罢工事宜。工人代表首先提出可以参加罢工，但不能毫无所得，白白效劳，在罢工实现后，铁路当局应以增加工人工资为条件。”（《胶济铁路史》）

这与山东派的罢工目的（驱逐阚、朱）不符。双方各持己见，谈判破裂。

据丁菊畦回忆：“我们向邓恩铭汇报了谈判情况。这时王尽美还在邓恩铭处，见到有些同志情绪不高，就鼓动我们说，我们和他们谈判破裂，是显示出工人有信心，而且他们还要和我们商量，不要小看了自己。此次罢工，成功对我们有好处，搞不好，就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片段》载《青岛惨案史料》）

“2月7日晚上，邓恩铭去四方机厂秘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对独立罢工进行周密部署。他要求，从零时起，四方机厂工人和胶济铁路全线同时大罢工。”（《青岛惨案史料》之《邓恩铭》）

实际上，原定2月7日晚举行的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因2月8日青岛方面有运送溃兵任务，直至2月8日晚才正式举行。（《晨报》1925年2月15日：《胶济罢运罢工后之所闻》）

2月8日晚，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

2月9日早，四方机厂工人罢工也开始了。这天早晨，工人都按时到厂，机器却没有开动。罢工宣传队、工人纠察队同时进行活动，整个工厂立即沸腾起来。

工人代表找厂长杨毅谈判。杨毅就是阚铎上任后准备让其接任孙继丁机务处长职务的人选，不料因大家反对搁浅。

据《胶济铁路史》一书记载，工人提出五项条件：

一、恢复被开除的四个工人的工作；

二、承认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三、不论徒工、壮工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七分；

四、补发年终奖金；

五、工人和员司在福利方面同样待遇，要分给宿舍，发给煤块。

杨毅未置可否，借故下楼，强迫工人开机工作。

据丁菊畦回忆：“我们就赶到车间，包围了杨毅和他讲条件。杨毅只得同意回办公室谈判，但推辞说：这些条件厂长无权做主，得路局批准才行。现在全路停车停运，局长都不在，无法解决。工人代表表示：条件不答复，就不能复工。”（《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片段》）

最后，杨毅有气无力结结巴巴地表示：“我作不了主，我解决不了，你们要停工就停工吧……。”（《胶济铁路史》）

四方机厂工人：在爆竹声中欢笑声中上工去了

2月11日，胶济铁路罢工结束，因为驱逐阚、朱的目的已达。四方机厂罢工是否继续？这是摆在组织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青岛党组织分析认为：“工人没有得到好处，应该坚持罢工，领头全路停车的人怕把事情闹坏要负责任，必然想法处理。因此，只要坚持罢工，一定获得胜利。”（丁菊畦：《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片段》）

这让胶济当局非常着急。先是动员高级职员出面调解，却不谈工人的条件，调解毫无结果。后派工厂守卫长曲耀才召集工人开会，强迫复工。党组织鼓动工人和他斗，曲耀才只好作罢。

2月14日，代理局长李钟岳派警务处长率路警前去弹压，警务处长恫吓工人：罢工是不合法的！工人们反问：铁路停车合法吗？警务处长无话可说，只好回去。（丁菊畦：《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片段》）

2月16日，李钟岳会见工人代表，表示，铁路当局将对工人的诸项要求调查研究，尽可能给予满足，而且以此作为条件，劝告工人复工。工人方面接受了劝告，但也提出，假如当局不履行协定，将要进一步采取适当的手段，并以此作为复工的条件。

2月17日，路局给出这样的答复：

（1）同意恢复被开除的郭恒祥等4人的工作；

（2）承认工会但要报警察厅批准，厂方承认工人代表，有事可找代表商量；

（3）增加工资要交通部批准，但保证一定增加；

（4）年终奖金照发；

（5）房金也要交通部批准，大煤可以买。

（山东省情网：《胶济铁路与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

邓恩铭听了工人代表的汇报后说：“不能要求一次斗争解决一切问题，要适可而止，只要答应复工条件的60％，就是胜利。”

于是决定第二天复工。

第二天上午，工会召开全厂工人大会，动员复工。工人表示同意，当天下午复了工。

午饭后，为庆祝这次罢工胜利，工人们放鞭炮，并合影留念。这张合影，人员密密麻麻。尽管看不清每个人的表情，但他们的脸上一定带着胜利的喜悦。

这份喜悦，从他们向“全国各铁路各矿山各工厂的工友们”发出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宣言》中可见一斑：“现在我们四方机厂的工友，已和他们从前被革除的四位工友，在爆竹声中欢笑声中上工去了。”宣言中说：

……本月八日全厂一致罢工，向路局要求下列五个条件：

一、以后厂中关系工人事件，须与工会交涉；

二、恢复从前因办工会被革除工友之工作；

三、不分领班、工匠、学徒、小工均一律增加工资三元，并改日计为月计；

四、每年发给两次来回免费联运通票；

五、速发年终应得奖金。

……现经警务处长的调停，路局完全承认前两条，第三、四条等候局务会议与交部核示解决，第五条年终奖则已于十一日下发，不成问题了。我们认为，这种结果的确不十分圆满，但我们所特别重视的前两条，总算是达到了。至于第三、四条，我们认为在现在正式局长尚未确定之时，实不能办到，只好留待将来解决。

（《平民日报》1925年2月22日，收入《青岛惨案史料》）

在党组织的发动下，胶济铁路沿线也都有了工会。此后着手组建胶济铁路总工会。

1925年3月，胶济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等6个分会，并组建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丁子明任委员长，傅书堂、孙义昌任副委员长。

由于执委会成员绝大部分是四方机厂工人，所以当时的胶济铁路总工会和四方机厂分会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邓中夏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认为：“‘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

四方机厂罢工胜利，对青岛工运影响很大。青岛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等日本纱厂以及水道局、电话局、啤酒厂、祥太木厂、铃木丝厂等相继成立了工会。

中共山东省委1928年2月在《山东职工运动的最近与将来》中这样追述：“1925年2月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罢工胜利，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四方各纱厂随之而起，4月之总罢工实现。”

胶济铁路当局：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4月之总罢工”，始于青岛日本大康纱厂。大康纱厂5000名工人4月19日举行了建厂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抗议日本厂主扼杀工人工会，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

四方机厂趁机催促胶济当局满足此前所提要求，不然也要举行罢工。当时李钟岳在北京，交通部责成，“倘有事变发生，须以李君是问。此间之形势，仍在一夕数惊之中。”（《晨报》1925年4月27日）

李钟岳晋京未归，为当局应付工人提供了借口，说“只有等到二十五日局长归来再作答复”。部分工人认为，这是“想使事情在暧昧的拖延中了结。于是就决定从二十一日开始怠工”。（日本铁道省北京办事处编《中国铁路罢工情况》，收入《青岛惨案资料》）

随着罢工风潮日盛，胶济当局迫于形势，副局长周庆满终于在25日李钟岳未归之际向工人代表答复：“一、改日薪为月薪。二、一律增加银元三块。三、实行与定期调薪无关的铁路临时加薪制度。以上三条未实行之前，可将下次六月份的定期调薪提前二个月从四月份实行，其金额为日薪七分。”（同上）

“据一般人推测，工人们对此答复当然是不会满意的，必然要举行罢工。但意外的是，怠工事态并未扩大，进展竟停止了。据说这是由于工会干部与工人们相互倾轧的结果。原来工会干部在提出要求实行增加三块银元的开始，就和工人约定，这三块银元要作为今后争议的需用，资金交付工会，而且工会干部还要求工人把当局所认可的增加的七分日薪也提供给工会。”（同上）

这事儿从何说起呢？同年4月7日的《中国青岛报》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现闻该工会鉴于当局对之极端注意，欲谋种种方法破坏该会，故不可不未雨绸缪，急谋抵御之策。但无论办何事项，非财政充足，即无以善后。欲财政之充足，不可不先谋储蓄，乃思得一筹款之法。业已开会讨论数次，有主张于会员薪资中，十分抽一者（每月赚洋十元提取一元），有主张抽百分之五者，又有主张抽百分之二三者（每月赚洋十元提取五角或提二三角）。又有人提议：拟就薪水之多寡，定筹款之办法者，即每月赚洋三四十元作十分之一提取；二十元上下者作百分之五提取；十元左右者作百分之二三提取，惟终未解决。拟待续开会议，再行讨论；惟无论如何，该工会决意得一宗巨款，储蓄备用。盖一则可以办理种种有益之善举，二则可作以之抵御当局一切不良之对待云。”（《机厂工会之筹款声》）。

想法不错，可会员们并不同意。

“工人们对此答复道：这次加薪不是临时的加薪，仅仅是把理应增加的薪金提前二个月而已，因此，此钱没有向工会提供之理，并拒绝了工会的要求。与此同时，也敦告工会，假如工会仍固执所提的要求，工人们不能承认此工会是维护工人利益的机关，并要联合一同退会。至此，工会不能团结一致，也就失去了要求继续罢工的希望。”（日本铁道省北京办事处编《中国铁路罢工情况》）

因双方谈不拢，罢工遂消于无形。对于胶济铁路当局来说，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殊不知，一场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