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本书第一次系统阐述的唯物史观，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同时，这本书在运用唯物史观广泛考察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也论及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问题。

（一）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德国各式各样唯心史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的原理。他们提出，一切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3卷，第31页）这就指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而把对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考察，奠定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基本事实，而且还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解剖和研究，从物质生产中划分出社会关系的领域来。他们认为，物质生产包括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第3卷，第33页）。并且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第3卷，第28—29页）物质生产中许多个人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及其历史形式。他们写道：“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第3卷，第34页）。

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所写《神圣家族》一书中已经接近了对生产关系的理解。而《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他们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已经成熟了。尽管这时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还没有最后形成，是用其他术语表达的，如“交往关系”“交往方法”“交往形式”等。在稍后写成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抛弃了上述术语，用“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来代替它们。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根据这一唯物史观，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着重解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孤立地、抽象地谈论生产关系，而是把它理解为一定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第3卷，第40页）。他们认为生活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即“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第3卷，第43页）。人和自然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力方面。他们解释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第3卷，第33页）。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生产力，总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第3卷，第43页）。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第3卷，第33页）。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探明生产关系的变化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定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着的，交往形式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第3卷，第80页）。《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表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第3卷，第81页）

马克思恩格斯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分析中得出了重要革命结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3卷，第83页）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爆发为革命，“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第3卷，第43页）革命就是发展的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最尖锐的表现和解决的办法。“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第3卷，第83—84页）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由此而引起的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三）社会经济形态和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为建立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还没有最后形成“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科学概念，但已有“社会形态”的提法。当时他们对“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萌芽。

对于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来研究的。当时，他们一方面认为分工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另一方面认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第3卷，第74—75页）他们认为分工是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发展的，首先是性别上的分工，然后是自然分工，最后才是“民族内部的分工”即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以及城乡分离，进一步发展就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与此同时，各个不同部门内部的劳动分工也日益发展，从而在社会中从事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趋细致。

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分工体系内各个个人的相互关系上面，放在生产力和分工所采取的社会形式上面。他们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3卷，第25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划分为彼此联系、依次更替的四种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代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占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首次论述。

（四）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和社会成员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并不是永恒的，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第3卷，第410—411页），“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第3卷，第71页）。他们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研究了私有制产生的问题。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提高了人的劳动生产率。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就有可能在为自己生产必要产品以外，还提供一定量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进一步促进分工发展，引起“真实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随之也就产生了劳动与享受、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所有这些分离必然引起种种矛盾：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矛盾、劳动和享受的矛盾，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些矛盾最后归结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矛盾，即后来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在私有制产生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个体家庭出现的意义，认为由分工发展所引起的种种矛盾，是以“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第3卷，第36页）。个体家庭经济单位出现以后，各个家庭之间由于劳动上的差别，必然引起产品占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某些产品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另外，私有财产还由于原始共同体公职人员侵占公有财产而产生。这在当时还是私有财产形成的一条主要途径，以致马克思恩格斯说，在古代，“真正的私有财产到处都是因篡夺而产生的”（第3卷，第422页）。他们认为，古代的“真正的私有制”是从动产开始的，到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土地私有制才发展起来。

各个家庭之间在私有财产上的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则会使贫富两极分化过程加剧，剥削现象也就产生了。这就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最早的所有制或私有制形式。他们援引当时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第3卷，第37页），认为家长奴隶制这种所有制形式也符合这个定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成员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也就发生了。他们指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第3卷，第513页）。阶级的产生，意味着出现了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现象。从此，“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第3卷，第507页）

（五）对货币、价值的观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系统研究商品货币关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货币的本质和作用已经有所理解。他们认为货币是一种“普遍商品”“普遍的交换手段”（第3卷，第463、462页），实际上已变为同其他事物比较的“独立力量”和“普遍尺度”（第3卷，第517页），“是已经固定下来的衡量一切人和物的用作比较的根据即标准”（第3卷，第519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商品经济以致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具有巨大权力，已“独立化而成为一种对社会或个人来说的独立力量”（第3卷，第462页）。货币的权力在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货币危机首先在于：一切资产同交换手段相比，突然贬值而丧失了胜过货币的能力。危机的发生，正是在人们已不能再用自己的‘资产’而必须用货币支付的时候。这种危机又不是像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货币不足而发生的，而是由于作为普遍商品和‘通用的流通的财产’的货币同一下子不能成为通用财产的所有其他特种商品之间的特殊差别表面化了。”（第3卷，第462—463页）

马克思在1843年1月至1845年1月写的《巴黎笔记》中对李嘉图、麦克库洛赫著作的摘录中，恩格斯在1843—1844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均持否定态度。稍后不久，在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对詹姆斯·穆勒著作的摘录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经改变了看法，正如列宁所说，这时“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列宁全集》第55卷，第13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非常明确地接受了古典学派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当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麦·施蒂纳时，谈到了商品价格的形成问题，指出施蒂纳“甚至没有从竞争里了解到：‘需求，例如对于面包的需求是每天不同的；……他不了解，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第3卷，第430页）这表明，他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商品价格不是由人任意规定的，而是有其决定的基础的；它不是由竞争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这里讲的生产成本，就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关于这一点，他们在谈到作为普遍商品的货币的价值决定时说：“金属货币，则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第3卷，第466页）

（六）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

《德意志意识形态》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认为它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从封建社会中发展过来的。“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第3卷，第70页）。他们着重考察了“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工场手工业是超出行会制度范围、摆脱行会束缚的生产形式。工场手工业中的阶级关系与过去不同，行会中的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为工人和雇主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所代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大工业，从而开始了“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第3卷，第67页），形成了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现代资本的出现，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现代化的市场，工业资本控制了其他资本形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概还原为金钱关系，造成了私有制容纳不了的庞大的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参见第3卷，第67—68页）。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只存在一种功利关系，“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第3卷，第479页）的关系。对于资产者具有独立自在意义的只是剥削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资产阶级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第3卷，第48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资本、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的本质也作了说明。关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而产生的“现代资本”不同于中世纪行会手工业中的“等级资本”，前者采取货币形态，后者体现为自然的物质形态。他们把现代资本叫作“现代私有制”，理解为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坚决不同意地租由土地生出、利润由机器生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指出土地与地租没有必然联系，机器与利润也没有必然联系。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土地才有带来地租的特性，机器才有带来利润的特性。所以，地租、利润是“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第3卷，第255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还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之间之所以存在矛盾，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在于这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着真正的私有者和没有财产的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日益尖锐，而且必然会导向危机。”（第3卷，第553页）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第3卷，第612页）

（七）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预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以后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第3卷，第79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建立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占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占有”“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第3卷，第76—77页）。这是一种与私有制相对立的、由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共产主义革命还必须“消灭劳动”，即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特殊形式的劳动——雇佣劳动，它将“转化为自主活动”（第3卷，第77页）。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消灭阶级。过去一切革命只不过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统治的更替，“而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第3卷，第78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要“消灭分工”即消灭那种和私有制、阶级剥削联系在一起的旧有分工，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内。消灭了个人屈从于狭隘的旧有分工以后，在无产阶级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第3卷，第84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第3卷，第57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第3卷，第39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规律将为人们自觉地控制和驾驭。“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自量。”（第42页）因此，在未来社会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自发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将被对社会生产进行自觉调节所代替。“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第3卷，第4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还没有把它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加以区别，作者否定按劳分配，强调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第3卷，第637—638页）这是本书第2卷第五章中的一段话，据考证，这一章大概是由莫·赫斯起草，由马克思恩格斯校订的。

原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

历史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588—591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