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地区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及实践困境

一、民族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金融普惠：包容性增长的内在要求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亚洲开发银行基于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严重共存的背景和现实，在其2007年组织的一次以“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与贫困减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其要义和目的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目前，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增长理念、模式和战略，得到国际的高度关注和一些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作为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理论探讨的一大议题，但主流的增长理论大多关注和研究的是增长的来源而非增长的后果。这与其所遵循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看来，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的、乐观的过程，增长的福利经由市场机制形成的纵向“涓滴效应”和横向扩散效应，会自动传导到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能够自动消除不平等和贫困。按照这一逻辑，只要实现了总量和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就会水到渠成地得到妥善解决。然而，发展中国家长期且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促使人们反思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结构性特质，决定了它很难通过“涓滴效应”消除不平等和贫困；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引致每个个人的发展（如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只是消除不平等和贫困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认识促进了增长理念从只关注增长的来源到同时关注增长的后果、从单纯（总量）增长到益贫式增长的转变，强调应当使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得益增长率大于平均得益增长率。

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也促使学术界和国际机构重新思考贫困和不平等发生的根源，导致贫困观从收入贫困观向权利贫困观的转变，形成了对贫困问题的新解释。与收入贫困观的单一货币维度的贫困界定不同，权利贫困观将贫困定义为社会里的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方面享有不足的状态。从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多维贫困观，到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排斥理论，再到世界银行2001年对贫困的重新定义，(1)都明确地将权利贫困与贫困相联系，认为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剥夺、能力缺失以及由此而面临的各种社会排斥，才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向穷人赋权，提升其可行能力，使穷人能够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降低社会排斥，进而实现贫困减缓，已成为21世纪发展理论和国际开发机构发展战略（政策）的核心和导向。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与发展理论对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深化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上述认知中包含的理念和思维。目前，包容性增长并无统一而公认的定义，其核心内涵是强调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即增长机会平等和增长成果共享，主张通过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发展权利公平、发展机会公平、发展规则公平和发展结果共享，进而实现包容性的增长目标。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具有内在关联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后者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和要求。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包容性增长，实现“包容性”的共同诉求。这一点从两者的英文名就可以看出来。两者都强调“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增长即inclusive growth，强调增长的成果应当惠及所有人，尤其是被社会排斥的边缘群体；普惠金融即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也有人译为“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体系”或“普惠性金融体系”，主张金融服务应当惠及所有人，尤其是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和小微企业。

（二）金融之于经济的影响：发展金融学视角的梳理

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发展经济学独立出来的专门研究金融与经济间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从金融运动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发展，即探讨金融之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发展金融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历经“二分法”传统、货币面纱论、维克塞尔货币经济理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演进之后，“金融对实体经济具有实质影响”这一观点，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将金融与经济发展（增长）联系起来专门进行研究，当属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金融发展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格利和E.S．肖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等论文，提出并论证了“金融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的命题，拉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1969年，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提出了“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的观点，确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得出了“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成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渊源。20世纪70年代初，罗纳德·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相继出版，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此后，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地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金融发展理论又经历了金融约束论—金融内生增长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和深化。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发展理论从发展经济学独立出来，专门研究金融发展即金融的本质及演进，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金融学应运而生。(2)目前，发展金融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框架体系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但就广义而言，大凡联系经济发展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均可归为发展金融学的范畴。

就金融对经济发展（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而言，发展金融学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遵循戈德史密斯的传统，即以充分的数据为基础，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分析手段，论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遵循“麦金农—肖”的传统，更侧重于探讨金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复杂机制。梳理这两种范式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关于金融对经济发展（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第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力。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应保持匹配，金融过度或金融不足都会形成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第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引致效应是通过金融功能实现的。包括：服务功能，即为整体经济运行提供便利的服务，如清算和支付结算等；中介功能，即在资金盈余者与资金赤字者之间调剂资金余缺；资源配置功能，即通过金融的运行引导资源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项目上进行有效配置；风险规避功能，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如保险、各类抵押担保、信用证、票据承兑、保付代理乃至股票、债券、借贷等所内含的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降低经济活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利益损失风险；宏观经济调节功能，即通过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杠杆效应、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导向作用，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特有的信息优势，达到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

第三，金融是一种资源，也存在一个资源配置合理与否的问题，金融资源配置（包括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之间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果。金融抑制会抑制经济发展，而金融长期过度地脱离实质经济超前发展，也会阻碍经济发展。

此外，国内文献（如杜朝运，2007(3)；杜强，2016(4)）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所作的一些专门研究，从金融层面揭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原因，得出普惠金融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存在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佳的普惠金融指数，当低于这一水平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超过这一最佳水平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继续提高则会抑制经济发展等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了可以从金融层面入手化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应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等政策主张。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在民族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逻辑理据。

（三）金融效率、技术进步与穷人市场的拓展

很明显，不管普惠金融在宏观层面多么必要而有效，如果没有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主体的参与和推动，其普惠性仍是难以有效实现的。因此，普惠金融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约束，就是金融中介微观效率与金融服务普惠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至今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痛点和难点。但“长尾理论”和国际上近40年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表明，在技术（包括金融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穷人市场的拓展与微观金融的效率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

“长尾理论”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一种经济理论，由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广泛适用于信息化、数字化应用领域。长尾理论认为，一般来说，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在正态分布曲线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处于曲线头部的少数重要的人或物，而容易忽视位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多数普通的人或物。这些处于曲线尾部的群体被称为长尾客户，如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户等，他们数量众多、分散、单体规模小、资金少，往往为传统的市场经营主体所忽略。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发展，使得以更低成本关注曲线尾部群体变为现实，在交易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大量分散的尾部群体形成的集合市场，可以产生与少数头部群体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总体效益。进而，安德森认为，在互联网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环境中，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头部”，而在“长尾”，关注和开发长尾市场，是网络时代的新动向和新机遇。长尾理论为商业银行的普惠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互联网技术与银行业的深度融合和发展，那些过去被商业银行忽视的长尾客户，包括大量的低净值客户和在传统上被排斥的小微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等潜在客户，会转化成“有获取利益的基础”的“利基市场”。(5)在网络时代，利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优势，支持开发普惠金融业务，激活长尾客户，挖掘小、微、弱群体的价值潜力，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商业银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自身金融效率的内在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制度或机制创新带来的“金融技术进步”，对平衡“双重目标”冲突同样具有积极作用。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通过小组贷款、强制储蓄、中心会议等信贷制度或机制创新，在下沉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了机构长达40余年的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尽管格莱珉银行模式在我国的运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其在孟加拉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实践表明，创新普惠金融制度或机制，改进金融技术，进而降低服务穷人的成本和风险，是促使金融机构下沉金融服务、拓展穷人市场的有效路径。在互联网时代，这种金融制度或机制创新如果能与互联网技术有效结合，由此形成的效率激励，必定会极大地激发微观金融主体参与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