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给陕甘边、陕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揭开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心头笼罩的迷雾。当党中央、毛主席得知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时，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救出狱。从此，陕北根据地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心，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西北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汇入中央红军的洪流，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王世泰自从慕家塬战斗负伤后，坐担架随军转战月余，伤情不断恶化，最后转到永坪医院，由于药物极缺，医疗条件太差，伤口溃烂化脓，又染上伤寒，迟迟不能恢复健康。待病好伤愈后，双腿肌肉萎缩，左腿不能伸直，站立时离地半尺许。王世泰的马夫老李，每天为王世泰按摩推拿，并用酒洗腿，在老李的精心护理下，王世泰才由1936年春开始拄双拐子下地，以后逐渐丢掉一只拐子。腿残废了，不能上前线，组织照顾他于1936年春到瓦窑堡中央军委驻地继续养伤。在瓦窑堡受到军委参谋长张云逸的照顾和关心，安排王世泰与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住在一个有三孔窑洞的小院里。李德住中间窑洞，王世泰住在东边窑洞。在这里王世泰受到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让王世泰感到无限幸福。
1936年4月，从前线突然传来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王世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王世泰悲恸不已，眼里虽未落泪，心里却在痛哭。刘志丹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他眼前；刘志丹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常常在他脑海一幕一幕展现；特别是刘志丹对他亲切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更让王世泰思念不已，是他教王世泰由一个青年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战士；是他亲手把王世泰培养成为一名指挥员；是他教王世泰正确对待胜利和挫折，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王世泰日夜等待着前方确切的消息，等待着志丹灵柩的到来。
一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来接王世泰，王世泰到了中央军委他的住处之后，周副主席说：“刘志丹不幸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但是你的伤还没有好，不能过度悲伤，要振奋精神，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的情操，这就是对志丹最好的悼念。”接着，周副主席说：“我找你是让你谈谈志丹的生平事迹，准备给志丹开追悼会。”说完让两个参谋作记录。王世泰对周副主席谈了刘志丹参加北伐战争，组织渭华暴动，建立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照金、南梁根据地，率领西北红军转战陕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事迹；谈了志丹善于团结群众，为人忠厚，刚正不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谈了志丹胸怀博大，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谈了志丹善于调查，精于研究，运用战术灵活的求实精神，是一位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等等。
谈话持续近两个小时，周副主席不时插话询问每一个细节，最后说：“志丹同志确实是我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约一周后，刘志丹的追悼会在瓦窑堡隆重召开，边区军民数千人参加，周副主席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讲话，号召边区青年为保卫红色政权，为烈士复仇踊跃参加红军。会后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不久即扩大红军7000人。
当王世泰向周副主席告辞，等候军委4科（管理科）找马送王世泰时，周副主席谈起：前不久军委骑兵团因故损失马匹近半，现在打算从内蒙赶一批马来补充。王世泰听后说：“战马要从幼畜开始训练，草原上的马是自由放牧惯的，很难训练成战马。”周副主席说：“哦！原来是这样，这确实是个问题了。”王世泰想只有抓现成的来得最快，便向周副主席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各县选送3至5匹好马到军委，以便尽早解决骑兵团的马源问题。周副主席高兴地采纳了王世泰的建议。然后，周副主席又问王世泰：“王团长，你没有马吗？”王世泰说：“原来有匹马，放在4科，不知谁借走的，要不回来了”。周副主席当即亲笔写了条子，交给4科去办，第二天王世泰的马便送回来了。有了马，王世泰这个残废人就有了腿，领粮、找药就不用愁了。1936年秋，井岳秀部张云渠营突然袭击瓦窑堡时，全靠了这匹马，王世泰才能随机关安全转移。周副主席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使王世泰感激万分。由于王世泰同李德住在一个院内，每次周副主席看望李德时，都顺便看看王世泰。一次周副主席看王世泰时说：“你现在还丢不掉双拐吗？”王世泰说：“左腿伸不直，比右腿短半尺，丢掉拐子不行。”周副主席说：“我正在设法联系送你去上海治疗。”接着他又说：“现在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十分嚣张，要去只能通过我的社会关系”。后来周副主席考虑到去上海要经过重重封锁线，不安全，而王世泰又是个西北人，去南方语言不通，危险性更大，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去上海不行，周副主席又想让王世泰去苏联治腿。去苏联需要乘坐飞机才行，当时边区没有飞机场，要坐飞机需要到国民党区域。周副主席仍然不放心，怕出不测。最后周副主席告诉王世泰：“我想让你去苏联看病，看来也没有条件了。你还年轻，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一边治病，一边加强锻炼，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疼痛，要有毅力。只要有决心，你的腿一定能够恢复的。”
周副主席让王世泰心里觉得暖烘烘的，自此以后，王世泰一扫之前那种悲观情绪，与马夫老李的推拿按摩紧密配合，采用蹬滚木棍等办法，加紧锻炼，终于甩掉双拐，回到部队，继续领兵作战。
1936年6月，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转移到了保安县城（现志丹县）。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到了安塞县的谭家营。由于仓促撤退，王世泰和陕北省委机关失去了联系。当时王世泰身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罗武（外号大罗，是关中军分区通讯员，来陕北省委送信顺便看王世泰来的），一个是马夫老李。途中，他们遇到陕北省委组织部长王达成带的十几个人，行动很困难。王达成知道王世泰在陕北比较有名，在安塞打过仗，老百姓大都知道“王团长”，便指着王世泰向老百姓说：“老乡们，这就是我们红军的红三团团长王世泰。现在王团长负伤转移与大部队失掉了联系，大家能不能给我们搞些吃的。”群众一听是王世泰，非常热情，纷纷前来问候。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要饭吃，终于到达转移目的地谭家营，见到了郭洪涛，王世泰说：“我是个残废，暂时也不能带兵打仗，希望能给我安排点别的工作。”郭洪涛随即决定让王世泰到安塞县当军事部部长。
当时安塞县的县委书记是贺炳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爱民，副主席刘汉鼎兼游击队队长，他们对王世泰非常热情，也非常尊重，让王世泰管游击队，派了个秘书叫李德元，协助王世泰的马夫老李料理王世泰的日常生活。
在安塞的三四个月里，王世泰边养伤，边集中精力抓县游击队的整顿、训练工作。当时的县游击队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枪不多。王世泰建议崔世俊当游击队队长，主要工作放在扩大游击队队伍上。到了当年冬天，游击队扩大到了100多人。为解决游击队的经费和过冬服装，王世泰让崔世俊带游击队到定边、靖边一带打土豪，搞来一大批物资。不仅解决了游击队的全部过冬服装和活动经费，还送给省军事部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一部分。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王世泰当时已调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副部长，部长是钟赤兵，机关驻在安塞县西营村。钟赤兵长征过雪山时因冻伤截了两条腿，也拄双拐。人们戏称他俩是两个部长一条腿。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他们高兴极了。
12月15日，周恩来副主席一行十七八个人从中央驻地保安到杨家湾，从这里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钟赤兵和王世泰带警卫班从安塞赶到延安城北10余华里的杨家湾迎接。周副主席一见面就说他们：“你们两个残疾人，谁让你们来的？这儿离城这么近，敌人把你们俘去怎么办？”当他们向周副主席汇报了急切盼望解放延安的想法后，周副主席关切地说：“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要注意安全。”接着周副主席简要地给他们讲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对策，是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晚饭后，周副主席告诉他们，我们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早在4月份就已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目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占领了绥德、清涧县城，其先头部队已进至蟠龙镇。他指示红军和游击队一定要设法阻止汤恩伯部前进，要主力在两三天内攻克延安城。他并要求钟赤兵迅速回安塞坐镇主持全面工作，命令王世泰赶赴蟠龙地区组织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阻击汤恩伯部队，让他们白天走不成，晚上睡不好，要求最少要拖住他们三天时间。
当钟赤兵和王世泰汇报到当天中午曾有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周，又飞走了的时候，周副主席焦急地说：“糟糕，我们来迟了一步，这正是来接我们去西安的飞机，因为没有发现约定的标志——白色十字，没有降落。飞机会不会再来就很难说了。”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们要做两手准备，让占领飞机场的部队明天一早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王世泰问：“骑马三天能不能到西安？”王世泰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正常走要七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三天到不了，四天五天行不行？”王世泰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00多华里，五天可以到西安。”王世泰向周副主席建议，精减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帮助下，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可尽早到达西安。
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王世泰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后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
12月17日上午9时，空中传来嗡嗡的马达声，不久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这时周副主席一行已走出一段路了，发现飞机后，他们又折返回来。随即，周副主席一行乘飞机飞向西安。12月18日，驻守延安的国民党军向绥德方向跑了，宝塔山部分国民党驻军向红军投降，汤恩伯部被红军和游击队阻击在蟠龙以东地区，延安宣告解放。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1937年2月，国共和谈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为培养大批的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将原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起初，抗大只有一、二两队。王世泰参加二队的学习，学员以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为主，还有贺子珍、康克清等人。王世泰担任二队一个班的党小组长，还有一个任务是做原四方面军军长詹才芳的思想转化工作。
中央特别重视抗大工作，毛泽东、洛甫、凯丰、吴亮平、罗世文都给他们讲过课。最令王世泰难忘的一课就是毛泽东讲《实践论》、《矛盾论》，虽然理论性很强，可毛主席讲起来却是那样的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的思想就很快被大家理解、接受。从2月到7月，王世泰在抗大学习了近半年时间，他感到自己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理论都有很大的提高。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体制，8月15日，陕甘宁省军事部改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统一管辖指挥边区地方部队、保安队及自卫军。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时抽调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边区，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
为配合留守部队保卫边区、肃清匪患，维护地方治安，中央军委于1937年9月发布命令，将分散在边区各地的游击队、独立营、警卫队等，按地区、战斗力、数量等集中编制，成立边区保安司令部、各分区保安司令部和各县保安大队。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随即成立。10月，王世泰被任命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庆环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西部屏障，辖华池、曲子、环县、三岔区，人口约10多万。境内多山地、梢林，人民生活贫困。由于地方缺武装干部，王世泰去时从抗大要了7个人，其中有张涛、刘懋功、齐渭川等。张涛任参谋处长，齐渭川任政治处主任。分区部队改编为第五保安大队，刘懋功任大队长，牛书申任政治委员，并建立了分区骑兵连和分区警卫连。分区保安司令部的架子搭起来以后，王世泰便积极着手组建各县的保安大队，在区、乡、村三级同时建立了保安中队、小队和自卫军小组。组织健全后，便开展了以防奸、肃特、剿匪、维护地方治安、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和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中心的纪律教育；开展了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军事基础训练。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留守部队对该区土匪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938年1月，土匪赵老五率部袭击环县洪德区，杀害了自卫军排长吕文清。4月12日夜，他又唆使耿子平、缪福禄、穆正明等匪百余人袭击了时驻河连湾的中共环县党政机关，县保安中队长张俊禄，中队副王生烈、班长王华、汪思学和县妇联主任张月英在反击匪徒中壮烈牺牲。事件发生后，王世泰立即下去调查情况，对失职的环县保安大队长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撤职处理，任命王世选为保安大队长，中队长王世朝奋勇抗击敌人，受到表扬。回到分区后，王世泰命令第五保安大队政治委员牛书申带一个连和县保安大队留守环县县城，亲自带领第五保安大队长刘懋功的两个连和分区警卫连、骑兵连，跟踪追击耿子平、缪福录等大股土匪，一直把土匪追到宁夏交界处打垮了。
环县土匪多是有历史的，因而历届政府不敢久住一地，常常为躲避匪害，变成“流亡政府”。当王世泰带领部队把耿子平、缪福录几股土匪打垮赶出环县，王世泰调回延安以后，以赵老五为首的境内另一股土匪以为时机到了，在国民党甘肃、宁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组织500多名土匪在一个深夜突然把环县县城包围住，准备洗劫县城。当时环县县城内只有100多人的保安队，但有王世泰在任时在城靠山部位修筑了五六个高大碉堡，当他们发现土匪攻城，立即带保安队固守碉堡，居高临下抗击土匪。土匪火力虽然很猛，但始终未能攻入县城。此时，县政府保卫科长李正廷考虑到土匪人数多，火力猛，保安队人员少又没有外援，天亮以后很难守住县城，便带领几名同志趁黑夜摸出城外，组织附近自卫军200多人，抢占了县城后山，天亮后，突然呐喊着向下攻击，打得几百名土匪溃不成军。赵老五以为自卫队援军赶到，遂带领土匪仓惶逃走。赵老五股匪元气大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环县境内。此后，边区部队又两次大规模的剿匪，使全区的匪患基本肃清。
1938年5月，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把王世泰从庆环分区调到延安，担任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当时的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虽然是高岗兼任，但高岗主要精力放在边区党的建设上，萧劲光主要负责留守兵团，王世泰到任时，边保机关的各类机构尚未健全起来。王世泰到职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建立健全组织，经过半年多时间，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机关等部门就开展了工作。随后又组建了警卫连、随营学校。第二项工作是建立地方武装部队。首先调整和加强了各分区保安司令部的领导力量。经过逐步地调整、巩固和发展，边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量大大加强，在中央军委和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统一指挥下，与八路军留守部队和边区人民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肃清匪患，守卫河防，反对摩擦，保卫和建设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项工作是组织边区自卫军。1938年10月，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发了《陕甘宁边区自卫军组织条例》，在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边区自卫军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39年，边区的自卫军发展到22万人，其中基干自卫军有3万余人。这支自卫武装力量的组成，在抗战和巩固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9年5月，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蓄意制造了瓦窑堡反共摩擦事件。他们突然袭击警备四团七连赴杨家园子征兵的工作人员，打死连长以下8人和5名群众，扣押了安定县县长薛兰斌。事件发生后，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广大干部战士对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事件的丑恶行径，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予以回击。高岗派王世泰前去处理事件。王世泰立即带领两个营，赶赴瓦窑堡。此时，驻在瓦窑堡的有抗大分校一大队、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警卫四团，还有安定县政府机关。王世泰到安定后，为了统一认识，迅速处理问题，几个单位一起开会，形成了要尽快赶走国民党县政府，消灭县保安队的意见，并委托王世泰向中央汇报。
回到延安后，王世泰请示高岗，高岗说这事应向王明汇报，他是统战部长。王世泰先找到王明的秘书廖鲁言，廖鲁言请示王明，王明开始说他不管，后又推托说他有病。因此，廖鲁言把王世泰领到毛主席那里，要王世泰直接给主席汇报。
在此之前，王世泰从来没有面对面的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王世泰进去后，毛泽东让王世泰坐下来汇报。王世泰便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事件的前前后后。汇报中毛泽东不时插话询问了一些细节问题。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问王世泰：“在瓦窑堡政治上谁负责？”王世泰回答说：“苏振华。”毛泽东又问：“军事上谁负责？”王世泰回答说：“陈先瑞。”毛泽东再问：“政治军事谁负责？”
这一问把王世泰问住了。毛泽东见王世泰半天回答不上来，就接着说：“你们光知道打仗，用武力解决问题。可是，这是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讲到“大有文章可做”，王世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理解其深刻含义。便问道：“主席说的大有文章可做，指的是什么？”
毛泽东看王世泰没有理解他的话，便解释说：“他们抓了我们的人，杀了我们的人，他们理亏。我们抓住这件事，向全国公布，让人们了解他们破坏协议的真相，这就叫有文章可做。”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王世泰感到主席把自己看成处理事件的负责人了，赶紧解释说：“我是受高岗委派去了解情况的，我不是负责人。”毛泽东点了点头说：“是这回事呀！”毛泽东的和蔼可亲，使王世泰胆大起来，不禁要把积压在心里的一些意见向毛泽东吐出来，便问毛泽东：“安定、延安、甘泉三县是我们流血打下来的，是谁同意国民党派县长和保安队进来的？像甘泉县的县长徐绍林就是陕北三大反动文人之一，让他们进来当县长我有意见。”
毛泽东沉思了一阵，笑了笑说：“问题复杂呀！今天就谈到这里。通知高岗、罗瑞卿、萧劲光他们明天下午来，你也一起来。”
第二天下午，高岗、罗瑞卿、萧劲光和王世泰到毛泽东那里，他首先分析了全国抗日形势，讲了当前开展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使大家进一步理解了党中央对敌斗争的方针和政策。当谈到瓦窑堡事件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高岗、罗瑞卿、萧劲光说：“你们都派人去，互相不通气，又不讲政治策略，这不乱套了嘛？”接着他对处理事件作了具体指示，让萧劲光总负责，让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去具体处理，并让通知新华社派人写文章，向全国披露事件真相。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王世泰问萧劲光：“今天你们为什么都不发言？”萧劲光说：“在毛主席那里，我们没有经过调查了解得出的成熟意见，敢说什么。他定了的事我们执行就是了。”王世泰毫无顾忌地说：“你们不敢说，我昨天和主席谈了近两个小时，还问了主席一些问题。”萧劲光哈哈大笑，拍了拍王世泰的肩膀说：“你这个冒失鬼，胆子可真大。”
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及其所属各部编成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宣布取消，改为警备第三旅。旅长贺晋年，王世泰担任政治委员，副旅长吴岱峰、黄罗斌，副政治委员吕振球，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陈仁麒。下辖警备第七、八、九团，防区划在三边。
1942年10月中旬至1943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政府礼堂召开了高干会议。会议历时88天，约有500人参加。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到会讲了话。会议以学理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明确了边区党发展生产和发展教育的任务。
王世泰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在发言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自大革命失败以后至党中央到达陕北这一时期，西北党（主要是陕甘）的发展过程和党内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的历史，谈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看法。王世泰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和赞扬。
1942年12月到次年1月，警备第三旅正式开赴三边接受防务。按照党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一律“执行一元化领导制度，划分军队防区”的指示，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任命王世泰担任三边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高峰任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王春华，统战部长孙殿才，宣传部长贾怀济。由于贺晋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司令部的全盘工作由王世泰负责。
王世泰上任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1943年1月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王世泰给警备第三旅制定大生产的各项指标，教育各级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为战士做出榜样，大生产很快出现了好的势头。第八团开赴清泉沟以后，面对荒凉偏僻、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交通闭塞的荒山沟，安营扎寨，白手起家，自办铁厂，锻造生产工具；抓紧春耕春播时节，突击开荒种地；组织打猎、采药、编织等加工组，修建了简易营房和去外面的公路。各团也涌现出了一批先进模范人物，第七团第七连一班班长张治国，33天挖甘草1580斤，创造的价值等于三人一年的全部费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荣获毛泽东、朱德六位领导亲笔题词的奖状。他所在的班两个月开荒1200亩，收获的粮食创“耕一余九”的边区最高纪录，荣获联防军授予的“生产模范班”锦旗一面。联防军政治部出版了《警三旅张治国运动》一书，推广其经验。第八团二连战士郝树财，日开荒4.3亩，创边区个人开荒最高纪录，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有“气死牛”之“雅号”。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自给他奖励了纪念品和镢头。还有侯步昌、贺芳春等也荣获了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光荣称号，出席了边区群英大会。
在王世泰、贺晋年的带领下，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警三旅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43年，全旅开荒2万余亩，人均达6亩左右。农业总产值达到2370.1万斤，折合细粮约5266石，挖甘草42万斤，价值21.92万元。解决了全旅人员全年所需粮食的52%，超额完成任务113%。伙食、服装、杂支及其所需经费均达到了全部自给，蔬菜和副食品生产自给有余。1944年，全旅粮食全部自给有余。部队生活平均达到每人每月肉5斤、油1.5斤、菜35斤、粮45斤的标准。并开始下发干部津贴（每人每月1元），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评选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刻苦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王世泰名列其中。
在搞好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群众性练兵运动也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按照联司的有关指示和决定，王世泰组织警三旅广大指战员连续两年掀起训练热潮。从机关到基层，由上到下，自觉学习，互相帮助，进行评比竞赛。就连规定休息的时间，许多人都在燃起火堆练投弹、练刺杀，点起香火练瞄准，到处是操场，到处是课堂。整个部队呈现出了一片朝气蓬勃、团结紧张的新气象。1943年冬天，司令部与政治部举行射击比赛。王世泰代表政治部打靶，10发打了100环。司令部的人不干了，说王世泰是军分区司令员，又让王世泰代表司令部打靶，结果10发打了90环。涌现出来的训练尖子和模范也层出不穷。警三旅在搞好自身训练的同时，还根据联防军司令部的命令，帮助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进行军事训练。
在大力加强生产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同时，王世泰还十分注重加强军政、军民和各方面的协同配合，尤其是深入切实地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警三旅的防地及其周围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与北面的蒙古族伊克昭盟，相互间建立了友谊和和平相处的关系。1944年秋，国民党驻防绥远的第二十六军何文鼎，强迫伊克昭盟沙王反对警三旅，沙王不愿意，带了王府人员和警卫连躺到乌审边境。王世泰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联防军司令部和党中央，毛泽东立即来电报要王世泰亲自去见这位王爷。当时国民党也派去几路大员争取沙王，怕沙王进入陕甘宁边区。王世泰赶到时，尽管沙王已带领随从西去鄂托克旗，但警三旅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警三旅与国民党邓宝珊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的新十一旅不仅始终保持了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关系，在这个部队里还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抗战胜利后，新编第十一旅率先起义，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成为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
三边还设有一个西北局办的民族学校，王世泰兼校长，为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建设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天宝（四川省委书记）就曾是这个学校的学员。王世泰到三边时，整风运动的学习阶段已告结束，进入了审干阶段。在审查中，把怀疑的对象，主要放在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都有政治问题，遂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有100多人，都打成“特务”、“反革命”。连王世泰的秘书徐宗望和他的妻子蔡瑜都被列入学习班的名单。为了弄清情况，王世泰找了几个人谈话，结果发现都是冤假错案。旅政治部把教导大队一个队长关起来审查，王世泰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找吕振球、陈仁麒谈话，严肃批评了他们不征求王世泰的意见就随便关人的错误做法，并明确指出下不为例，否则要负政治责任。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是王世泰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王世泰非常了解。联防军政治部突然来电报，说张文舟有问题，要调到延安去审查。吕振球拿电报来找王世泰，王世泰说：“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了。”他给吕振球出主意说：“就说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人离不开。如有材料，请转我们审查处理。”对于审干，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进行了纠正。为此，王世泰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一条规定：凡从国统区来的党员和学生、青年，有的人历史暂时查不清楚的，一律保留，等全国解放后再调查。在未作结论前一律以诚相待，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不能影响现在的使用，并对历史清楚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这样，使抢救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1944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决定调王世泰到关中分区担任司令员。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最南端的一个地区，位于平原和高原的结合地带，是出入边区的咽喉之地。
1945年5月，关中分区警备第一、二团和警备第一旅旅部机关开赴华中后，关中分区实际上只留下警备三团，另外就是保安纵队。王世泰到任后，逐步着手健全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机关，并将保安纵队和各县保安中队分别改编为警备第一、二团，从上到下初步完善了军分区的各级机构，至8月份，旅团建制初具规模。
正当王世泰对关中军分区机关和部队积极进行整顿、组建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加快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步伐，企图首先夺取关中分区，威胁延安。从7月15日起，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令，将河南前线及韩城、朝邑、西安地区的部队，星夜西调，分别集结于淳化、耀县、同官、旬邑等地。至7月19日，国民党已在关中分区东、南、西三面集结了11个师的兵力。从21日开始，在国民党第八军军长袁朴指挥下，分3路向关中分区大举进攻。王世泰立即命令警备一团、分区保安纵队、关中分区警卫队进入战斗位置，协同新四旅七七一团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并组织了六个民兵游击小组和三个爆破小组配合主力战斗。
在爷台山阵地关中分区仅有六个连的兵力，面对六倍于已的国民党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奋勇杀敌，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疯狂的国民党军一方面集中重炮团的强大火力向爷台山阵地实施炮火覆盖，另一方面又增调其预备第三师投入战斗。激战至27日，关中分区不得不撤出了战斗，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地区内的41个村镇被敌占领。
为了打退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收复爷台山阵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的阴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未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临时指挥部起初设在马栏，8月7日，迁移到距爷台山10公里的凤凰山下的兔鹿村。
8月7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地域开进，8月8日黄昏进入前沿阵地，23时发起总攻。八路军全线出击，向国民党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8月8日，部队在阵地上得知苏联红军对日正式宣战，出兵东北的消息，指战员们群情振奋，欢呼雀跃，大大增强了拿下爷台山的信心。
为了给守军以致命打击，八路军正面攻击部队首先以山炮三门、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进行压制。战至9日4时，除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梁、熊家山两阵地外，其余各部的攻击均无大的进展。为迅速解决战斗，临时指挥部立即命令第三五八旅投入战斗。第三五八旅八团二营协同新四旅十六团一营于10时向爷台山主阵地发起了强大攻势。广大指战员在炮火的掩护下，冲入守军阵地，经过反复冲杀，顽强肉搏，战斗至下午2时，全歼守军。接着，各参战部队乘胜追击，穷追猛打。8月10日，整个战斗结束，收复了爷台山全部阵地，全歼守军五个整编连和一个营部，毙俘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9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