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包括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是针对资本输出国（母国）而言的，而外商直接投资则是对于资本输入国（东道国）而言的。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本节主要梳理基于母国视角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相关文献，且下文中提及的国际直接投资特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的投资行为，是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的有效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国内的需求趋于饱和，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开始逐步开拓其他国家的市场，跨国投资行为由此兴起。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其进入的东道国和其本身所在的母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学界开始关注这些跨国投资活动，并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本节将讨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动因、影响因素和决策时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解释企业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时增值活动是如何扩展的（Dunning, 2003），即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企业要进入另一个国家进行经营活动，以及怎样进行这些活动。随着理论和现实的发展，相关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投资的目标国选择的决定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决定因素和形成条件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流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这里将简述这三个解释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同时介绍其他尝试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理论，包括对FDI理论发展影响较大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同时，这一部分也将介绍关于FDI决策时机的研究。

（一）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发展起来的，主要观点在于市场是不完全的，且市场的不完全特征为某些垄断或寡头企业带来了特定优势，从而使它们得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市场利用这种优势获取利润。在垄断优势理论以前，解释FDI的理论通常是从企业增值活动的区位转移出发，而不是从企业本身的性质出发（Vernon, 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

通常认为，垄断优势理论的奠基人是加拿大经济学家Hymer。Hymer在其196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探讨了美国企业能够在国外设立子公司的原因。他清楚地论述了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的现代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内部化”的概念，认为跨国公司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不完全竞争市场能够为企业带来垄断优势（Rugman, 1978）。Hymer认为，企业之所以要有位于国外市场的企业的所有权，是为了消除国外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垄断力量。这个观点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在Hymer的论点的基础上，Kindleberger（1969）对企业跨国投资行为的解释进行了拓展和扩充，后期逐渐形成了基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和政府管制、税收、关税的存在的现代FDI理论（Rugman, 1980）。Kindleberger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国际资源转移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在国际市场上技术、管理、劳动技能、零件和其他投入材料能够完全流动，那么只会存在国际贸易而不会存在国际直接投资。他指出，跨国公司因为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产生了垄断优势，得以实现跨国经营。这些不完全性包括：第一，商品市场的不完全，包括产品差异化、特殊的营销手段、定价管理等引起的商品市场不完全；第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包括由技术专利或技术的不可得性、资本获取途径的不同、具有不同技巧的管理者分配方式的不同产生的要素市场不完全；第三，内部和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第四，政府对于进出口的限制。

在Hymer和Kindleberger研究的基础上，后来的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拥有所有权优势的原因和条件，完善和丰富了垄断优势理论。Johnson（1970）将生产知识纳入考虑范围。他将知识转移看作直接投资的关键，认为对知识资产的控制和转移是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的主要原因，总公司对知识的所有权使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中具有了优势（梁军，2007）。Caves（1971）提出能够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是跨国企业具有垄断优势的原因。他指出，如果企业拥有某些特殊的资产从而能够实施对外投资，那么这些资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这些资产必须是企业内具有公共产品特征的资产，如生产的知识、技能等；其次，这些特殊资产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在当地生产才能产生回报。之所以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是因为相对于资产输入的企业，东道国当地的企业在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知识上具有优势。如果跨国公司在其他方面不具有信息优势，那么它们将不能克服身为外来企业所存在的信息劣势。将这些条件一起考虑在内，就要求市场具有产品差异化的特征，这意味着跨国公司通常处于一个寡头市场或是垄断竞争的市场中。

也有研究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对外投资而不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创造利润。Knickerbocker（1973）提出用寡占反应（oligopolistic reaction）来解释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他通过考察美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发现防御性投资策略即企业的跟从行为能够解释大部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一个市场份额集中的行业（即寡头市场），当一家寡头公司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建立子公司（Knickerbocker称之为进攻性投资）之后，其他寡头公司会随之跟进，进行防御性投资。除了美国企业，也有研究表明欧洲和加拿大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由寡占反应来解释（Flowers, 1976）。

在早期，解释国际要素流动的理论都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如李嘉图模型、Heckscher-Ohlin模型），但是这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上失去了解释力——如果要素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就不应该产生国际直接投资，而应只存在国际贸易。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突破了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解释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然而，垄断优势理论没有考虑到跨国企业在区位选择上的影响因素。根据垄断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应当选择技术知识水平较低的东道国进入以获得更大的优势，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企业之间存在交叉投资行为（如欧洲、加拿大的企业选择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而这三个地区的技术知识水平差距较小）。同时，垄断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投资到发达国家市场也缺乏解释力。此外，垄断优势理论在关注结构性市场不完全的同时，忽略了交易成本市场不完全，即在强调跨国公司自身优势（包括规模经济、知识优势、分配网络优势、产品多样化、信用优势等）的同时，忽略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由外生的交易成本带来的市场不完全（Dunning & Rugman, 1985）。

（二）内部化理论

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从交易成本型市场不完全出发，认为出现跨国公司的原因是企业需要内部化交易成本，通过内部化来获得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概念起源于Ronald H.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文。Coase（1937）指出，市场的运营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来自价格机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为了发现与生产相关的价格，企业会产生相应的成本。除此以外还有合同的谈判成本，等等。这类成本被Williamson（1975）称为交易成本。Buckley & Casson（1976）将Coase的理论应用到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提出企业为了避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带来的成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内部化市场。在Buckley & Casson（1976）的理论中，不完全的市场更多指的是中间品市场，当且仅当内部化中间品市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出现跨国公司。在这里，中间品市场不仅指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也指不同类型的由人力资本、专利带来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在考虑了区位选择理论后，他们指出鉴于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不同（如原材料的成本、中间品的成本等），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时倾向于选择能够最小化生产成本的市场进行投资。因此，内部化理论将全球市场看作一个体系，从企业全球商业策略的视角来分析跨国公司是否进入以及进入哪个特定国家市场的决策（Buckley & Casson, 2009）。

内部化中间品市场能够为企业带来五种类型的收益。①产生内部期货市场以更好地协调市场中各方的力量；②实行差别定价从而有效地在中间品市场掌握权利；③避免双边（指中间品的买方与卖方）议价的成本；④消除买方不确定性，包括交易双方在产品的价值和性质上的信息不对称；⑤通过转移定价来提升最小化政府干预（关税、对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带来影响的能力。

在这五点收益中，前四种主要依赖于产品的性质和外部市场的结构，第五点不仅依赖于产品的性质和外部市场的结构，也与市场所在地区的财政系统有关。虽然内部化市场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但同时这一过程也需要相应的成本。第一，市场分化带来的资源成本，这一类成本与市场活动的最优规模有关；第二，由内部化带来的额外的交流成本，这个成本会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包括地理距离与社会、语言、文化上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加；第三，由当地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政治歧视产生的成本，包括政府对本土厂商的资助、外资企业有被政府征收的可能等，母国与东道国间的政治关系越不稳定这一类成本越高；第四，管理内部化市场的成本，此类成本与管理的专业水平有关。

由于企业是否可能内部化市场取决于内部化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因此内部化理论认为最终企业是否存在内部化市场的动机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①行业因素，包括产品的性质、外部市场结构和市场活动的最优规模；②地区因素，即东道国与母国地理和社会上的距离；③国家因素，也就是东道国与母国的政治和财政关系；④企业因素，如企业的管理专业水平。

与垄断优势理论相比，内部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互相投资的行为，以及为什么会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根据内部化理论，只要企业认为在内部化市场之后的收益能够大于成本，那么便会选择进行跨国投资。

虽然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在考察国际直接投资的成因和决定因素上的思考角度并不相同——垄断优势理论从企业所处市场的结构性不完全出发，考虑了由企业内生的因素产生的市场不完全；内部化理论从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不完全出发，考虑对企业来说是外生的因素产生的市场不完全——但是有研究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在本质上也属于内部化理论（Rugman, 1980）。Rugman认为，企业是通过内部化市场之后产生的垄断优势，因此上述垄断优势理论的内容也可以看作是内部化理论的一个分支。

（三）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Dunning（1977）综合运用了要素禀赋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提出了折中各理论观点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用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成因和决定因素。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权（ownership）优势、区位（location）优势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优势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又称为OLI模式。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无形和有形资源上相对同一个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拥有的优势，这一类优势是企业的内生优势。Dunning（1977）认为所有权优势有三类：一是源于规模（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抑制有效竞争）、垄断力量、更好的资源可得性的优势；二是子公司相对于新企业所拥有的优势；三是作为跨国企业所拥有的优势（跨国公司在多个经济环境中运营，因此在利用不同要素禀赋和应对不同市场情形时具有优势）。

区位优势指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利用东道国的资源进行生产，相较于直接在母国生产的优势，包括东道国自身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禀赋。区位优势对于企业来说是外生的优势，是企业决定在哪个市场进行生产的关键因素。

内部化优势产生于对不完全市场的内部化。与内部化理论不同的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讨论的不完全市场不仅指认知性市场不完全（即交易成本型市场不完全），也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中讨论的结构性市场不完全。通过将企业所有权保持在企业内部，企业因此能够避免结构性市场不完全中的竞争壁垒、经济租金壁垒等，也能够降低认知性市场不完全中由信息不完全带来的成本。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不是相互独立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经济的内部化。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每种优势的重要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能是不同的（Dunning, 2001）。所有权优势可能会因为企业母国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韩国企业与加拿大企业在所有权优势上很可能是不同的（如两个国家的企业在不同资源上的可得性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的市场失效程度有所差异，因而不同市场的内部化优势也会不同，比如木浆市场和半导体市场内部化技术获得的内部化优势是不同的。相同几个地区之间的相对区位优势对不同企业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比如汽车制造商丰田（Toyota）和本田（Honda）在考虑将泰国和中国台湾作为生产基地时，这两个地区的相对区位优势对它们来说可能是不同的。如表1.1所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情况下，企业才有可能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当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没有区位优势时，企业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进行对外贸易。当企业只具有所有权优势时，企业只会进行对外技术转让。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综合了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的要点，相对于后两种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此有学者将它称为FDI理论中的“通论”。但自Dunning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后，这个理论仍面临着不少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有5点：①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包含的解释变量太多，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三种优势各自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变量，使得OLI模式的预测价值变得很小；②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必要分成这三种因素；③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从静态的角度回答产生FDI的原因，无法解释在给定OLI三种因素的组合时不同企业产生决策的不同，且无法有效地解释跨国公司如何形成和利用优势；④内部化理论忽略了企业管理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投资战略的影响；⑤OLI框架忽略了金融因素对FDI决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能够很好地补充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林季红，2007）。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了企业如何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

（四）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除了上述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三个主流的解释FDI的理论外，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FDI产生的原因和决定因素，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Vernon（1966）通过研究美国跨国公司的行为，将产品的发展轨迹分成了三个阶段，即创新→成熟→标准化。他认为，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创新产品刚刚投入生产的阶段，厂商尤其会考虑调换投入品的自由度，同时，此时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且厂商对与消费者、供应商及竞争对手有效沟通的需求很高。因此，在这个阶段厂商倾向于在本国进行生产并出口到其他国家。到了产品的成熟阶段，竞争者开始变多，成本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为了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避免关税壁垒等不利于控制成本的因素，企业开始在其他国家（通常是发达国家）设立分公司生产产品。最终当产品变成标准化产品后，即在这个产品市场中不存在信息上的垄断或是其他企业特有的优势时，企业往往会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欠发达国家，本国逐渐停止生产并进口这个产品。

与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从企业角度解释企业进行FDI的原因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更加动态地解释了企业从国际贸易转向国际直接投资的过程和原因。然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依然是基于对美国这样发达国家中善于创新产品的跨国公司进行的分析，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生产的行为和非创新产品的跨国生产缺乏解释力。

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FDI产生的原因，但这两个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解释了如美国这样发达国家中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在解释其他国家的FDI现象上并不具有普适性。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在尝试用欧美学者提出的FDI理论解释日本现象失败后，针对日本的现实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Kojima（1978）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 H-O模型）提出了针对日本FDI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也就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认为，与美国的跨国企业通常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日本的FDI通常出现在日本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以获得东道国在这个行业所需要的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弥补国际贸易上的不足。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企业进行FDI的动机可以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获得东道国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即获得东道国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获取更便宜的劳动力（即获取东道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少贸易壁垒的影响（即降低贸易壁垒对企业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影响）。通过FDI获得上述比较优势后，企业能够为获得更大收益的贸易创造条件。事实上，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的解释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有一定的重合，OLI模式中包含了这三类动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解释企业采取FDI的动因，以产业为对象，而不是像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那样以企业为对象进行分析。虽然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大量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个理论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最主要的一个缺陷是，它是在一个静态框架下分析产生FDI的动因，要求世界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以及满足其他H－O模型的假定（Rugman, 1980）。在这些假定下，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忽视了技术的动态演进过程。

（五）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其他理论

尽管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层出不穷，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国际贸易，但仍缺乏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理论。如前所述的理论都是基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的讨论，对欠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的跨国公司缺乏一定的解释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新兴市场（如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的企业在国际直接投资上增长迅速，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因此，解释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FDI动因的决定因素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新话题。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不少研究提出了致力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垂直扩张和水平扩张。垂直扩张指企业为了保障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的生产，或是为了保障产品或服务的配送和销售而选择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水平扩张指企业在继续在本国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情况下，为了在其他国家销售产品或服务而在这个国家设置厂房或服务配送设施（Guillén & García-Canal, 2009）。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垂直直接投资的原因和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垂直直接投资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减少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整条供应链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最小化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Lall, 1983；Lecraw, 1977；Wells, 198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现FDI原因的差异主要在于水平直接投资。如前文所述的几个解释FDI的理论，发达国家进行水平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拥有知识、技术水平等无形资产，进行FDI有助于它们获得相应的优势，或是本身具有垄断优势，而这个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并不适用。因此，多数文献主要致力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出现水平FDI。

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是为了克服母国政府对其施加的限制和监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施行许可制度或是配额分配制度，这些都限制了企业的发展（Lall, 1983；Wells, 1983）。同时，在这些国家，政府可能对家族企业进行审查或没收它们的资产（Wells, 1983），因此，企业有动机为了避免这些政府带来的影响而选择FDI。此外，也有研究认为，母国的经济改革会促使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Goldstein, 2007；Guillén, 2005）。通常，企业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垄断或寡头地位，国内的私有化、自由化或去监管政策可能会威胁它们的垄断或寡头地位，因而它们可能进行FDI作为应对策略。

也有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也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在研究了亚太地区发展最好的前50家跨国公司的发展情况后，Mathews（2006）提出，新兴市场中的跨国企业作为后来者有缩小和已有跨国企业之间竞争力差距的动机。因此，他在Dunning的OLI模型基础上构建了LLL（linkage, leverage, learning）框架来解释新兴市场产生跨国企业的原因。通过成为跨国公司，企业更有可能和其他跨国公司联系（linkage）起来，从而能够和其他跨国公司交换资源或是“杠杆”（leverage）资源，即借用其他跨国企业的资源。在“联系”和“杠杆”过程重复多次后，企业可能学到（learning）其他企业的知识或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Fosfuri & Motta（1999）通过构建一个参与者存在技术差异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指出技术落后国出于获得技术进步的目的有很强的动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

（六）影响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决策的因素：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到2017年位居世界第三位，1982—201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5.8%，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影响中国企业包括动机、区位选择等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因素，并做了大量经验性的研究。

中国企业的FDI行为既有符合上文提到的传统FDI理论的地方，也有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国有跨国公司，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通常难以由针对自由市场的理论来解释。Buckley et al.（2007）发现，虽然中国企业OFDI行为与传统理论所认为的一样，会受东道国的资源驱动，也会受中国政府的政策自由度以及东道国与本国的文化接近程度的积极影响。但不同的是，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政治风险高的地区。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进行OFDI的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较低导致决策者对风险的敏感度较低。陈松和刘海云（2012）、Kolstad & Wiig（2012）等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然而，也有文献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政治风险低的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heung & Qian, 2009）。对于这些结论相悖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杨娇辉等（2015）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呈现出的风险偏好是由于中国企业出于得到比较优势和资源寻求的目的，偏好于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通常政治风险较高，因而表现出对风险的偏好。也有研究认为，中国企业的风险偏好程度依赖于企业的所有制，国有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源富有型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系统可能不太稳定；私有企业进行FDI活动通常是为了市场开拓和生产转移，表现出风险回避的特征（Ramasamy et al., 2012；余官胜和林俐，2014）。

上文中介绍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进行OFDI时会考虑到能让自己产生区位优势的地区进行投资，包括地理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等，也会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成本、东道国与母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等因素。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它们在区位选择时同样也会考虑这些因素。有不少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资本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大、劳动力价格低、对外贸易成本高、和中国文化相似的地区（阎大颖，2013；罗伟和葛顺奇，2013；陈松和刘海云，2012）。也有研究提出中国企业在进行FDI时会考虑东道国与中国是否有双边投资协定等合作关系。邓新明和许洋（2015）、宗芳宇等（2012）指出，虽然当东道国制度质量较高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如果东道国制度质量低于一定水平，双边投资协定会起到显著的促进中国企业对该国投资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几个同样制度质量低的国家中，中国企业更可能投资与本国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

因此，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既有与传统FDI理论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公司所有权的不同所导致，私有企业的行为与传统理论更一致，表现出风险回避性；而国有企业的行为决策较难用传统理论解释，表现出更弱的风险回避性。

（七）关于FDI决策时机的研究

FDI决策时机研究指对企业在什么时候会决定进行对外投资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较少，主要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企业进行FDI的时机。尽管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已经指出当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厂商会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但是通过许可贸易的形式还是通过FDI的形式进行转移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Aliber（1970）最早提出了对于FDI决策时机问题的看法。在假设了资本来源国具有垄断优势或拥有专利的情况下，Aliber认为关税、运输成本、某一时刻“在国外经营的成本”和“国家间资本化率的差异”是影响企业在国外生产时决定采用许可贸易的方式还是采用FDI方式的关键因素。当在国外经营的成本较高时，企业更愿意采用许可贸易的方式；而当市场规模大到足以降低国外经营成本时，企业更愿意采用FDI的形式。此外，对于同样一笔收入流，当母国的资本化率更高时，企业也更愿意采用FDI的方式转移生产（Buckley & Casson, 1981）。Buckley & Casson（1981）指出Aliber的理论基本上是在静态框架下讨论的。基于Aliber的模型，Buckley和Casson除了比较出口、许可贸易以及FDI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外，将在不同模式间转换的装置成本和产品价格通常会随时间下降的动态性质也纳入考量范围，在相对动态的框架下讨论了企业在不同阶段选择的贸易或投资模式。结论表明，企业的出口、许可贸易或FDI决策除了会受成本影响外，还会受到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情况和产品的市场增长率的影响，且通常三种模式是渐次进行的。他们特别指出，如果一家企业曾经有另一种产品进入过某国市场，企业很可能会跳过出口这一环节，直接选择在该国投资生产。

Aliber，Buckley和Casson的研究虽然具有开创性，分别从静态与动态的模型，站在产品发展阶段的角度讨论了很少被研究的FDI决策时机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在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企业的FDI行为是因为产品发展到了可以向国外市场扩张的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结论与前文中提到过的其他理论一样更适用于发达国家企业，而对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行为缺乏一定的解释力。理由同上文阐述的一样——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拥有的专利、技术等由于通常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此它们的FDI行为往往不是为了转移产品的生产地，而是出于学习技术、管理技巧等其他目的。因此，这些国家的企业是否在某个时刻做出FDI决策，除了考虑成本、东道国市场需求等因素外，可能也会受其他因素（如企业自身的财力、技术水平等）影响。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值得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母国视角

国际直接投资是企业为了寻求自身利益进行的活动，且直觉上会对资本输入国产生诸如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增加出口等影响。作为资本输出国，OFDI是否会影响母国的经济发展？对母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正面影响？接下来将对考察OFDI对母国经济影响的文献做一简要回顾，梳理母国经济主要受影响的方面。

（一）OFDI与母国对外贸易

有不少研究表明OFDI会影响母国的出口，对出口存在互补或替代效应。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都认为OFDI与母国的出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会减少该企业的对外出口。Mundell（1957）从纯理论的角度证明，在一个两国两商品两要素的世界中，贸易障碍会促进要素流动，对要素流动加紧控制则会促进贸易。当在两国之间流动的要素是资本时，就产生了FDI。因此，Mundell（1957）的研究说明，OFDI与一国的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前文介绍的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时产地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OFDI带来的生产地转移会导致母国进口原本出口的产品，意味着OFDI与母国的出口规模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且OFDI的增加会伴随进口规模的扩大。同时，根据上文介绍的Buckley & Casson（1981）建立的模型，当企业以转移生产为目的进行OFDI时，企业会停止向东道国出口该产品，母国的出口也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即OFDI与出口之间是相互替代的。

有不少实证研究验证了OFDI与母国出口间确实存在替代效应（Gopinath et al., 1999；Helpman et al., 2004），也有实证研究发现OFDI与出口间存在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同时存在（Grubert & Mutti, 1991；张春萍，2012）。如前文所提，在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他认为企业进行FDI活动是为了获得优势，这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这个理论为OFDI与母国进口之间的互补效应奠定了一定基础。Helpman（1984）通过建立一个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当企业在具有与本国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企业间的贸易会增加，母国的出口规模也会因此扩大。Blonigen（2001）通过产品级的数据表明，OFDI与母国出口之间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在互补关系。他指出，当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生产与本国的生产是垂直关系且本国生产处于生产链的上游时，一国的出口会增加，因为此时在海外的子公司会从母公司进口中间品来制造面向消费者的最终品。因此，一国的净出口是否会因本国OFDI的增加而增加，取决于由此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哪种效应的力量更强。

综上，目前的研究表明，OFDI与母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之间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同时存在，具体OFDI是否会扩大母国的出口，取决于跨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是否是垂直分工关系，以及垂直分工关系下互补效应是否能够超过替代效应。

（二）OFDI与母国技术水平

OFDI对母国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逆向溢出效应是一个受到较多实证研究关注的问题，多数研究表明OFDI并不总是能提高母国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有时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OFDI是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与东道国和母国自身的经济环境有关。Dunning（1994）通过考察20世纪70—80年代主要的跨国公司的研发情况，发现在合适的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强和提升母国的科技能力，但如果环境不合适，则会有相反的效果，具体的效果取决于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和体制环境，以及东道国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例如，当跨国公司因为国内市场扭曲或国内供应能力较弱而选择在国外子公司进行研发投入时，母国的创新能力可能会因此受损；但是当投资是为了了解国外企业的研发活动时，从长期来看，母国的创新能力会因此受益。蒋殿春和张宇（2008）认为，母国完善的制度环境是O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母国的制度不完善，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容易受到低估，难以激励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性的活动，从而制约FDI对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虽然有很多研究表明IFDI和OFDI一样也能够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但是Nam & Li（2013）的研究发现，比起接受外商直接投资被动的学习模式，OFDI更有助于企业接触知识类的资产并学习，进而通过人力资本的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技术的进步，化IFDI被动的学习模式为OFDI主动的学习模式。

也有研究认为，OFDI在技术进步上是否对母国有正向作用与投资资本的流向有关，且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Potterie & Lichtenberg（2001）利用美国、日本和11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发现只有当一个国家的FDI流向研发密集型国家时，母国的生产率才会得到提升。Bitzer & Görg（2009）检验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17个国家的FDI情况，结论表明，总体来说国家的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是负相关的，但是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法国、波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的生产率。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FDI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李梅和柳士昌（2012）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显著从中获益，而其他地区并未能得到正面溢出效应。然而，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在整体上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目前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有研究发现中国对研发要素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赵伟等，2006）。而最近的研究却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邵玉君，2017）。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技术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形，随着投资后时间的推移，OFDI对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程度先上升后下降（蒋冠宏等，2013）。

除了能否促进国内的技术水平，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含量的影响也是一个吸引颇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学者。陈俊聪和黄繁华（2013）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升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他们指出，由OFDI带来的国际市场需求信息、研发反向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等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陈俊聪（2015）通过测算全球112个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考察OFDI对母国服务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权保护制度和研发创新能力上存在差异，OFDI对母国服务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在这两类国家之间是不同的。具体地说，更注重产权保护以及研发创新能力更强的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行为更能促进母国服务出口技术水平的进步。同时，研究也指出服务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OFDI对母国服务出口的技术水平，无论进行FDI的企业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与陈俊聪等人测算技术复杂度来考察OFDI对出口技术的影响不同，毛海鸥和刘海云（2018）将研究拓展到出口技术含量层面，深入分析了OFDI促进母国出口技术含量的渠道来源。一个产品的技术含量指它所有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的总和（Lall et al., 2006）。通过对中国的实证检验，发现OFDI是通过技术效应（即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促进技术含量进步）、规模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的影响）、结构效应（即通过改变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结构改变出口品技术含量）三个渠道来提高母国出口技术含量的，且三个效应对OFDI促进作用的影响依次递减。此外，研究还发现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对母国出口技术含量的促进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寻求型OFDI对出口技术进步的作用最强而市场寻求型的作用最弱。

因此，OFDI是否能够促进母国的技术水平仍存疑，目前的研究认为，母国技术水平能否因OFDI的增加而提高，可能与跨国公司所在国国内的市场、国内的制度、资本流向地等因素有关。虽说如此，目前的多数研究一致认为OFDI对母国的出口技术含量有正向作用，即OFDI的增加有助于母国提高出口品的技术含量。

（三）OFDI与母国就业

FDI对母国的就业影响是另一个学界十分关注的议题，且OFDI对母国就业是否有正面影响仍存在争议。Stevens & Lipsey（1988）认为，跨国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当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时其资金成本会随之上升，这时将生产从母国转移到投资国对企业来说会变得有利可图，而这将导致母国就业的下降。不少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Kravis & Lipsey, 1988；Hijzen et al., 2005；Driffield & Chiang, 2009）。但同时，也有研究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后需要国内母公司进行辅助类活动，如研发、监管等，且OFDI对母公司就业的影响会受到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企业自身的投资动机等影响，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有利于母国就业的增长以及影响母国的就业结构。确实有不少研究发现进行FDI能够促进母国就业（Desai et al., 2009；Yamashita & Fukao, 2009；Maaso et al., 2008）。Debaere et al.（2010）利用韩国跨国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流向欠发达国家的FDI会降低母国的就业增长率，但流向较发达国家的OFDI对母国就业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OFDI对国内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就业影响都是正向的，且OFDI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李磊等，2016；阎虹戎等，2018）。

三、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评述

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源于快速增长的FDI活动。学者分别从企业的内部因素（如垄断优势），或是外部因素（如内部化理论）以及产品自身发展周期的特点来解释企业进行FDI活动的原因和决定因素。虽然每个理论对跨国公司的出现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有各自的不足，包括不具备动态性、适用范围不全面等。同时，现有的研究表明，企业作出是否在某一时刻进行FDI的决策取决于出口、许可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成本的权衡以及目标国市场、资本化率的情况。由于早期的跨国公司大多出现在如美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化国家，现有的发展较成熟理论大多针对这些国家中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的解释力不足。对中国的经验性研究表明，除了传统投资理论提出的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考虑的因素外（包括成本、母国与目标国的地理和文化距离、区位优势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国有企业更偏好虽然政治较不稳定但资源丰富的国家，私有企业则更厌恶风险。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但它们的FDI活动可能在无意中会对母国产生溢出效应，包括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母国出口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增加就业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