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
为什么是记忆？
记忆不见得需要行诸文字，口碑、声音、图像等等，都可以算作记忆，中国文明有考古遗存以来的长久延续性与丰富性，又提示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记忆史。
《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提出了记忆来源的不同与区分，后人则将其演绎为不同的世道。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此处的抉择显然有其主观的因素，为了护持他心目中的“仁”，除了所取的“二三策”，其余大量记忆被删除或减损，个体的认识或经验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说起来不可思议，作为1980年代生于四川东部（今属重庆）的人，当年我与其说先知道自己所在的故乡四川，不如说先是听《三国演义》的评书联播知道魏蜀吴、刘关张与诸葛亮，尽管是演绎，尽管距今快两千年，不过那些人物好像比周遭活生生的四川省离我更亲近一般。我想如果不是对于三国历史有特别留意，很多人哪怕是历史学者可能也很难把自己认知的（演绎的）“三国”与真实的三国史作一个清楚的区分。这里面存在不少无法一是一、二是二的界定，人人都有一个“三国”，但谁是真的“三国”，相对而言却并不那么重要，对于人们而言，那些留存于脑海中的“三国”记忆或许更为要紧，因为更有温度，也时常活化为生活中的知识与力量。这些习焉而不察的记忆无形中改变或形塑了我们的心灵。
所有的历史遗存都源于记忆与遗忘的缠斗，这里面不断复活与竞争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个体的心性与情绪。前几年，坊间突然出现一股民国热，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降温，不过众所艳称的“民国范儿”却相当可议，当然，这些“热”风中是否“此中有真意”，只能说“欲辨已忘言”。回到个体，就我祖辈在四川垫江（今属重庆）的记忆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痛苦之“范儿”。
我爷爷生前，曾提到我姑奶奶幼时经常在茂密如苞谷林（四川称玉米为苞谷）的罂粟丛里捉迷藏，可见当时鸦片种植之盛，而鸦片危害之大也可以想见。证以那一时期的报纸，种植、贩卖、吸食鸦片都会被课以重税，更有甚者，不抽不种也可能要交税，烟毒之烈，危害之深，令人发指。
我外公十来岁时，家中惨遭棒老二（即一般意义上的土匪，不过四川的土匪有很多种，如教匪、刀儿匠，甚至还有红灯教）杀人灭口，当时其父母被害，家中稻谷被一抢而空，而姐姐则带着妹妹、弟弟躲在后面山坡于凄凄惶惶中熬过了一夜，他自己则因在县城上私塾而躲过这一浩劫，后来一个人将弟弟妹妹抚育成人。殊不知，我老家就在川东，离当时1945年前后的战时首都重庆直线距离一百二十公里，脚夫两天可以步行抵达。如此近的距离，却有如此惨烈的景象，所谓“民国范儿”，绝对没有不少人所谓的那么愉快。
同样是遇到抢劫，四川嘉定的郭沫若幼年则幸运得多，他家从事长途贩货，难免遇到麻烦，不过当地土匪讲究信义，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抢熟人和近邻，只抢大户，得知是误会后不仅所抢货物原样送回，还附上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1〕
同样是土匪劫掠，遭遇却有天壤之别。
对于外公这一小家而言，大时代中不起眼的个体记忆，其实远远没有因为历史事实的远去而烟消云散，尤其是老人的性格就为此变得格外沉稳甚至沉闷、严肃，而且某种程度上，这一性格也形塑了一个家族。
这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家族记忆也是近代中国记忆的一部分，看似小恩小怨，却对于个体影响至深。作为个体，又深知要挣脱这一潜在的影响是何等艰难。
对于个体而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说法，正提示某种创伤记忆的长远影响，这些看似缥缈的时代灰尘，很可能会如影随形地伴随某个人相当久长的岁月，那种恐惧与担忧无法言说，却又无处不在，亲历者时常试图自我催眠与遗忘，却效果不佳。经历了成都高师风潮之后，女主角刘舫变得神经衰弱，甚至影响到整个身心，这些不那么显见却让人揪心的痕迹，有意无意间被历史一带而过。
所有历史都是记忆，都是各种记忆的折叠与改写，有意无意的，这其中既有作者的心血，也有各色人等的情绪，还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权力，看似冷冰冰的各种历史文本，无疑可以通过记忆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由此可以发掘出历史研究的新机。历史研究无异于在虚虚实实的记忆之间舞蹈，将记忆的各种形状与被施与的手法和盘托出。
说来有趣，去年在山东曲阜开会，偶遇某老师，因为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上过他不少课，一直执弟子礼，所以很是熟悉，他命我陪着去孔林一趟。在这个千年同封的地方，谈学林往事与近事，深切感受到人们以立碑修墓来表达记忆的隆重与谨慎，同时也察觉这里面其实有着无数层累的记忆，而且进一步辐射到整个曲阜、山东乃至中原，如果不仅仅执著于文本，或许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深入。当然也有堪入笑林者，一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老伯，指着漫山遍野的墓碑，问我们“这伙计生前做多大的生意，怎么有这么多的家业”。老伯大清早在这么有名的地方游览，却并不知晓这座庞大陵墓的主人姓甚名谁，似乎提示我们局中人似乎也不见得就知道当时的所谓历史真相，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只是到此一游，有些真相有时只是局外人的“看山是山”。
“国家不幸诗家幸”，“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类似诗文很多都叙说了记忆形成的前因后果，治世、衰世与乱世的记忆相当不同，衰世、乱世因其个体遭遇的痛苦可能比承平时代繁剧很多，所以记忆也格外丰富，尽管对于个体而言，也有不少人觉得“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近代中国对于曾经盛极一时的清朝或人们所艳称的汉唐盛世而言，无疑是衰世，而面临列强紧逼与各种派系割据纷争，又无疑是乱世，注定了这是一个记忆的巨大场域，蕴含着深广的记忆星火。
记忆的研究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在我看来，记忆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通史，作为视角其实更有生命力，可以切入已往历史研究的骨骼与动脉之间，揭示出过往最为柔软的部分。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以几个侧面，试着从史实重建与方法探索两个层面作一些摸索。其中较为注意不同文本、场合的比较，留意本相、异相之间的差异与竞争，期待能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记忆在这里更多是一种视角，所关照的对象既有风潮，又有阅读史、个体记忆与文化实践，其中各种文本、记忆之间的互动与角力，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也是期待在今后延伸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