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中国权力合法性的胶着状态

认识当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需要从政治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视域中切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制度在变革中不断重塑合法性基础。唐文方于1999年对中国六城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7年至1992年的调查做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领导人通过经济改革成功地平抑了社会不满。民众更多支持现存政体，无意挑战威权也无力推动改革。^[1]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政治的总体格局没有实质性变革，各种适应性调整政策维系了发展和稳定，不过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在积聚，由此形成了合法性的胶着状态。

从统治绩效看，经济发展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成为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但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和体制性的分配不公也侵蚀了合法性基础。当今中国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深刻的历史记忆使人们对现实有较高的认同。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凸显，缺少约束和制衡的权力被滥用带来分配不公，带有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蕴藏着风险。尤其是，权力对市场的过分渗透和支配使得市场经济体制迟迟不能完善，提供公共服务、平衡社会分配方面不到位，由此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从政治权威看，中央的亲民政策得到民众支持，普遍的腐败则招致民怨深重，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2]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的原则，不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当执政者形成了自己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时就会更多地强化自己的利益，结果损及民众利益而削弱了合法性基础。从土地革命到改革开放再到建设“和谐社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有着较高的支持，对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政策比较认同，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又让人们对政策的实施心存不满，腐败则是对权力合法性的直接侵蚀。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弱化而越来越依赖于暴力去维系，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地方政府的维稳成本不断攀升，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趋于尖锐。^[2]

从制度结构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形成自我膨胀的机制，阻碍了政治改革的进程。强势政府主导的发展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在应对各种危机如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应对能力，这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是，在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分权不够的情况下，权力也趋于集中导致集权，近年来甚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曾经痛切地批判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3]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决策常常取决于“一把手”的见识、意志、能力甚至利益。一个人可以推动一个地区和部门的快速发展，也可以造成长期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激化。追溯中国官僚政治的传统，王亚南揭示了官僚政治、利益分配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机制：“官僚士大夫们假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在这里可以看出其中的“分配既得权利的利害冲突关系”。^[4]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大行其道，与现代政治的规则导向方向相反。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与现实利益结构相结合，由此构成的政治格局阻碍了政治的发展。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员群体，这也成为改革的对象。

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下，官僚体制使每个环节上的参与者都不敢冒险，结果，说假话容易被重用而讲真话常常被排挤。有活力的社会需要有上下沟通、发现弊病和解决矛盾的机制，这样才能形成自我更新的良性循环。相反，如果有意见不敢提、有问题不敢碰、没有畅通渠道传递信息、信息传递后不能形成有效决策、决策后缺少执行力，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矛盾积累下来。官僚主义是社会政治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苏联的沉痛教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的僵化，权力支配了人们的思想，结果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凋零。^[5]

可见，当下中国政治合法性格局形成了一种胶着状态。一方面，政治稳定、秩序良好、国家能力强大，民众在与历史的比较中总能找到肯定现实的理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尖锐、不满情绪普遍、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呈现复杂态势。

[1]“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如是说。

见网页：http://finance.ifeng.com/news/pic/detail_2011_06/07/6862510_0.shtml。

[1]Wenfang Tang.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nds in the Post-Deng Urban China：Crisis or Stabi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8（2001）. pp.890-909.

[2] 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了上访者携带炸药在政府机关引爆的惨剧，这种有声的抗议也表现了民众对政府权威的怀疑。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5] 参见〔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