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转型的困境

人总是从某种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的，既有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和独特利益都构成思考的出发点。固然，人无法逃脱“先见”的影响做到价值无涉，然而这些先见和价值又常常是走向真理的羁绊，让人陷入思想的牢笼无法自拔。探讨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就面临这样的情形。这时，就需要回到文化的本质这一起点问题上来。文化不只是一个“名词”，表现为文本中的符号体系或者物化的产品，它更是一个“动词”，表现为现实世界中的生命活动；它不是僵死的教义而是生动的创造，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生活；它是在人面前展现出的道路，人走在这条道路上以行动创造着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以生命实践传承和演绎着自己的文化，这便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从生活世界的事实出发去理解，文化就是人在与自然及与他人的互动中创造意义的生命实践。它通过建构知识体系为人提供基本的世界观；通过建构价值体系确立行为规范维系了社会秩序；通过建构信仰系统为人提供立足此世的终极依托。由此，文化借助符号体系建构了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知识、价值与信仰等构筑的意义世界形成了文化的实质和核心。从此视角看，中国文化便是中国人在实践中不断被传承和创造的由知识、信仰、价值等构成的意义世界，它不仅存在于文本和器物中，更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生命实践；探讨文化转型就不只是对文本的考察，更是对生活实践的理性自觉。那么当下中国文化的处境如何？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革、转型与发展之后，中国文化在剧烈变迁中展现出再度复兴与繁荣的景象，这体现为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精神的振奋、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等。不论从国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还是世界对中国的期望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复兴都将是大势所趋。推动文化复兴首先需要直面现实中的问题，不难看到，中国文化依然面临深刻的矛盾。从价值观层面看，传统价值观被不断瓦解。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建构社会价值体系。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金钱和权力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人们被卷入到对这一现实“核心价值”的追逐中，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也成为流行的价值观。显然，新的文化价值观需要超越这一现实，以更高的价值来引领社会。如果不能形成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做什么都可以”，“失范”也就难免了。例如，在商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普遍的质量安全问题，被曝光的虽是个案，但折射出的却是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在监管不力、利益驱动之下，价值观的混乱导致人内心无所秉持，于是便会冲破道德底线铤而走险。从信仰系统看，信仰的迷失使人的灵魂无所依凭，无信仰成为时代的标签。传统信仰体系不断被冲击，乌托邦理想被现实的物质利益驱动所取代，这在官员阶层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传统中国认同“以吏为师”，官员阶层对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制度下，官员们拥有获得各种资源与财富的机会和能力，然而信仰的迷失也成为腐化堕落的共同原因。灵魂的安顿终究需要精神的信仰，于是信仰宗教的人数呈快速增长态势。^[1]中国人的信仰充满实用精神，这虽然免去了如西方现代转型中从宗教神圣权威下寻求解放的世俗化过程，为接纳和建构现代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容易形成精神世界的迷乱。价值与信仰的迷失导致生命的异化与自我认同的危机，最终形成意义世界的危机。随着人与社会、自然、他人以及自身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快速变化的世界和转瞬即逝的有限性使人催生了无意义感，而只有在感性的满足与物欲的释放和狂欢中得到解脱，这又让精神陷入更大的虚空之中。精神不得安宁，灵魂到处游荡，不知所归成为时代的流行病。文化意义世界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世界的核心，意义世界的危机可谓是一种“核芯熔毁”。^[2]如果这一核心坍塌熔化，毁灭的将不是物质的工厂而是整个民族的灵魂，散布的不是核辐射而是精神的萎靡与颓废。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生命精神也在发生着断裂，生命之根无处可寻、莫名的乡愁挥之不去，寻根、追魂成为时代的迫切诉求。这种文化意义世界的危机说明，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吐故纳新之后中国文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余英时认为，“中国的文化危机今天仍在持续之中，甚至更为深化了。”^[3]文化困境不仅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障碍，更让生命精神陷入困顿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经济发展的意义，而能够展现一个民族高度的不仅是其物质和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为其精神和文化的创造。那么，如何认识这一困境？这需要理解产生困境的问题情境。

面对“中国文化困境”这一问题需要回归事实寻找问题产生的历史境遇。现代性的兴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的基本语境，这不仅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还包含文化的裂变与重建。思想家敏锐地感知到了社会经济变迁引发的精神冲突和裂变，首先从文化层面提出了现代性的概念。^[4]现代性向全球的扩张也引发了文化之间的碰撞，文化变迁成为社会系统变迁的一个环节。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构成巨大冲击，如何在建构现代性中寻求重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主题。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催生了现代性，现代性又推动了文化的断裂与再造。面对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中国人在经历了器物模仿与制度移植的失败后，将屡屡的失败归因于文化。霍尔研究了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认为不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人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之中并受到其限制。要顺利与其他文化交往，人需要超越自身的文化，由此也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系统。^[5]中国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和碰撞中也逐步深化了对自我的认识，现代性建构的基本指向就是超越自己。超越不是片面的否定或者对其他文化不加选择的复制，而是从方法论上克服自我中心论的狭隘视野，在不同文化的参照中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克服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形成更合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简言之，中国文化转型与现代性建构的宗旨是确立与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相支持和融通的知识与思想，建构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以及为生命提供终极关怀的信仰系统，由此来重建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这既是个人的选择更是整个民族的选择，如此生命才有所附丽、精神才有所皈依。百余年的文化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命形态，然而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依然面临困境，这既表现为社会变革的实践也体现于学术思想的论争中。

在社会变革的实践层面，社会转型与现代性建构内含了文化重建的主题，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匹配的文化形态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现实中的曲折则形成了瓶颈。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持续的社会运动与制度变革中推进的，在实现重大转折的同时依然面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难题。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创新依然步履蹒跚，对此的一种解释是文化的深层依然存在阻挠社会变革的因素和结构，尤其是专制政治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政治行为的模式。^[6]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思想启蒙和文化讨论的基本指向。从理论上分析，对民主的追随是发展民主的动力；法治是一种信仰，人们信仰法律而不是权力是走向法治社会的文化根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也需要相应的文化作为支撑。没有人们对民主的热烈追求，没有对法治的自觉信仰，即便是在制度层面上建立起形式上的民主和法治也可能会成为沙滩上的高楼而随时面临倾倒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为变革的目标取向，这既推动了相应的文化观念的培育与传播，同时也遇到重重阻力。制度变革的迟缓与曲折限定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并直接形成了文化的困境，文化的变革也需要潜移默化的长期积淀才能化为人的信念和行为规范。这样，制度变革与文化发展相互交织和掣肘，造成了现代性建构中的文化困境。

在学术思想层面，围绕现代性建构的主题展开的旷世论争也显示了变迁的艰难。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热”到新世纪推广孔子学院，文化成为现当代中国变迁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传统话语的解构是走向文化新生的途径，“文化保守主义”坚守传统文化和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其终极关怀和精神归宿；“文化激进主义”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各种主义、思潮、派别都轮番上场、争论不休。如陈来所认为的，二十世纪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儒学遭遇“离散、飘零、被放逐”又不断被肯定、被讨论，“是理论上对多元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7]对启蒙思想者的激愤以及持续不断的反传统思潮应“同情地理解”，因为传统力量的强大令人窒息，有时需要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去面对才能有所突破；而重新发现和肯定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不仅是认识到西方文明缺陷的结果，更是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生命力之体现。然而文化论争持续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主题却难有根本性的突破，对现实社会变革的文化诉求也难以给出有效的回应。

现代性建构是认识自我、重建文化自信心的历程。中国文化虽未曾中断，但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游荡于自卑与自负的两极中。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居于人类文明的前列，形成了“中央帝国”的自负；强悍的西方文明击碎了这种自负，强烈的反差使人滑向自卑。今天，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国民教育体系、从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到市井语言都依然存在这种内在的紧张，道德颠覆、信仰迷失、精神空虚等都在无形中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论争与革命之后，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变革陷入了某种僵局，被某种结构性的力量困住。

[1] 官方统计，中国的信教人数有一亿多。童世骏等于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比例来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孙轶伟：《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6期。）2010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自我认同为基督教信仰者的最多有3000万人，其中38％的人已经受洗。有18％的人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约1.85亿的佛教信仰者，其中1.7％的人是“三皈依”的信徒。（李向平、王莹：《中国基督徒有多少——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最多为3000万》，《中国民族报》2010年8月24日。）统计上的困难显而易见，但是信众持续增长的趋势还是很明显。

[2] 2011年日本大地震中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可能出现“核芯熔毁”（meltdown），即流经核反应堆的冷却水大量泄漏，核裂变产生的巨大热量无法去除，致使核燃料所在的反应堆堆芯最终熔化的现象。

[3] 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4] 波德莱尔较早提出了现代性的概念，对时代变革中的精神文化的裂变与惶然做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也揭示了这一趋势。

[5] 〔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51页。

[6] “文革”之后，黎澍即撰文对泛滥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7] 陈来：《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传统与现代 人文主义的视界》，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