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性建构的结构性矛盾与系统运行机制

认识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困境需要进入到社会变迁的深处揭示其中的矛盾。中国文化在应对现代性挑战的进程中陷入诸多矛盾的漩涡中，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并形成某种稳定的结构，导致现代性建构和文化转型陷入某种僵局。这些矛盾既是人们头脑中的理论把握，也是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客观事实。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长久以来支配了人们的思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步与落后成为人们理解文化的基本图式。日本学者高坂史朗比较了中国的“中体西用”、韩国的“东道西器”、日本的“和魂洋才”后提出：“文化的差异实质上是作为问题意识的投影而出现的、考察者本身的世界形态的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一投射的世界形态的症结归根于主观性的问题。”^[1]的确，不同的文化系统塑造了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提问方式的背后则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矛盾。

其一，如何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的内在张力中寻求文化的定位？文化一旦形成即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并物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从而形成强大的传统力量。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不仅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对抗，更表现为结构层面上的冲突。在中国变迁中，传统性渗透至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在专制制度强化下构成强大的堡垒；同时，对现代性的吸收多止于表层的技术、形式、概念而难以深入到深层的制度、理念和信仰。在反复的挫折中人们认识到，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渗透，克服简单地“回归传统”或者盲目地“照搬西方”需要超越二元论的思想方法。从西方现代性的成长历程看，现代性恰恰是深植于传统性之中才产生的，这包括在中世纪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孕育了现代性的基因。杜维明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并不仅仅是沉淀于现代精神中的历史残余，也不仅仅是发展之路上有待清除的障碍。相反，它既作为一种限定性的力量，也作为一种推动力量，规定着某一地方现代性的具体面貌”^[2]。中国文化不仅有着丰富的可以与现代性融合的基因，而且可以作为建设性的力量弥补现代性的缺陷。现代性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既有积极的一面创造了新的文明，也有消极的一面给人类带来毁灭的可能。批判一直伴随着现代性的成长历程并构成其根本精神，而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可视为现代性精神的延续和结果。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如何超越传统思想方法并确立新的认识图式和世界观，如何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等之间选择合理的定位仍是有待破解的难题。

其二，面对本土性与普世性的张力，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精神又顺应人类普世文明的方向？现代性不是封闭的体系，它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已成为全球性的开放话语，普世性正是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之上的。基于多主体平等对话之上的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人类在对他者的认识与接纳中走向多元文化的共存。伴随全球化进程，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反而在增强，在他者的参照下对“我们”的认同问题成为文化冲突的根源。中国逐渐接受了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却遇到种种阻力，如何从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的层面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还是艰难的问题。“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等显示，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价值并从中寻找新的认同。

其三，如何在协调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寻求现代物质文明之上的精神平衡与丰盈？工业文明带来物质的丰裕也造成了精神的冲突，西方思想家对此予以了持之以恒的批判。这是现代性扩张中的内在矛盾所致，也是西方文化内在机制演化的结果。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现代化大都市拔地而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神层面的单调与浅薄。从目的理性上说，精神的丰富是生命发展程度的体现；从工具理性上说，文化精神的拓展成为发展的动力。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冲突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愈益成为一种结构性冲突，不仅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而且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要求。中国的发展壮大了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文化精神的力量则显得软弱无力，无法引领甚至屈服于经济技术的统治，最终表现为个体层面上的人格冲突和精神失落。

其四，如何克服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因隔膜和冲突而形成的内在张力？精英文化在“学术化”的潮流中越来越远离现实大众，成为小圈子里孤芳自赏的技术性积累。主流文化在新技术的冲击和开放世界的影响下更多的是自说自话，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官员阶层，在掌握形式上的话语权的同时却在实际生活中被边缘化，如何重建核心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问题。大众沉醉于快速兴起的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兴起在带来丰富的文化消费品的同时也销蚀了人的批判力。大众文化在商业推动下呈现繁荣景象，却无法掩饰内在的空虚。

这些结构性冲突既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又是思想学术中的论争，它们交织在一起构筑了当下中国文化及其变革的基本格局。这一稳定的结构具有强大的约束性力量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像一座牢笼将人困住而形成了文化困境。那么，这种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其内在的动力机制是怎样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系统运行的机制，认识当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深入社会文化变迁的系统整体以把握其中的运行机制。文化作为一种生命实践融汇于社会系统的运动与变迁中，其困境是在现代性建构中产生的，因此，考察文化困境的根由需要分析各个相关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市场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存在互动互生的关系，发展贯穿着文化价值观的震荡。东亚经济奇迹和中国的发展证明，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会直接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还有着自己内在的结构和演化规律。市场经济在激励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机制下释放了人的活力，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经济的发展，它需要并培育了开放、平等、自由等价值和秩序。同时，市场经济的弊病凸显出来，不可持续的发展在毁坏人的物质家园的同时也直接毁坏着人的精神家园。现实中的交易机制必然塑造相应的价值观，市场经济像一台疯狂的机器载着每个人追逐着现实的享乐。几千年来的一些陈腐规则再次支配了社会价值体系，留下的是信仰的空白和意义的毁灭。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但不能由此归因于市场经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民众转向重视提升生活品质特别是精神的满足，如何建构新型文化世界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形成文化困境的根本力量。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并集中体现于意识形态中。现代性建构包含以民主化为趋势的政治变革，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确立了思想文化发展的自由、宽容的制度环境，而相应的文化也为民主转型提供了土壤。在中国，这一过程显然比理论中的模型更为复杂。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对文化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上的权力高度集中、只对上级负责、制度约束不力的政治架构也强化了这种专制政治文化，进而形成文化发展与创新的阻力。同时，传统政治文化中那些腐朽的观念在适当条件下会死灰复燃，甚至它们根本就没有“死”过，其阴魂依然游荡在社会的上空。中国的政治革命不断，但是骨子里的专制、集权、权力崇拜、等级尊卑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由此也使民主共和容易流于形式。^[3]可以说，文化既有强大的力量影响和塑造了政治架构及其变革的方向，同时也极大受制于政治架构的制度性约束。比较而言，政治是“硬力量”而文化是“软因素”，政治因其现实的利益驱动和暴力支持而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强大的力量面前文化总是被动地顺服并成为其附庸。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作为文化精神承担者的知识分子或者屈服于政治的高压，或者融入到既得利益集团中。总的说来，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和权力至上的政治文化相互结合并相互强化，权力对思想和文化的支配形成了强大的控制链条，直接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可见，政治变革的滞后是形成文化困境的直接原因。

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也为价值观变革提供了土壤。社会与文化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社会变迁内在地包含了文化的变革，文化变革则是社会变迁的精神脉络。随着家庭、社区、单位等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城市化、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的断裂、破碎极大地冲击了文化价值观。文化作为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变迁的积极或消极的力量，二者在相互作用与彼此强化中形成强大的惯性力量，既形成了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动力，也构成了导致社会和文化陷入困境的阻力。

回到对文化自身的分析，中国文化存在极其稳定和坚固的内在结构，其中存在的阻碍创新的封闭和僵化结构是形成文化困境的内在因素。孙隆基探讨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规定，从中发现其深层结构中存在阻碍其走向现代化的力量，不论是在大陆、港台还是海外都展现了这种深层结构。^[4]从历史上看，现代中国的变革深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盘踞于社会结构深处的文化基因中总有负面的因素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人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并延续着传统；另一方面，人试图超越传统却又常常走不出传统，对传统文化的苦涩抗拒导致精神上的紧张。历史上中国文化延续和巩固了一套稳定的体系，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也总是被融合到这一体系中，其惊人的柔韧性与包容性既有优点也存在阻碍创新的缺点。对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力量要有足够的认识。如内尔森所认为的，有些核心信仰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被看做“光可以进去但却绝对出不来的文化黑洞”。^[5]柏杨把中国文化比喻为“酱缸”，什么新东西到里面都会被改变。现代性根本上是对人的解放，主体性的成长和培育是其宗旨。从此视角看，中国文化对人的个性、权利、自由的承认和保护不力压抑了人的创造力。在现代性建构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文化自身的变革又与政治变革紧密相连。这既是中国文人对天下社稷的担当传统的体现，也顺应了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即“救亡压倒启蒙”。余英时认为，一方面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坚持“政治决定一切”，结果使需要长久潜心改造的文化转型屡屡中断和受挫，不断的挫折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自我超越的能力。^[6]然而中国文化绵延至今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表现为它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

上述社会系统的各个不同要素和子系统相互依赖和作用，共同塑造了社会变迁的系统机制。面对现代性建构的社会转型主题，文化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作为自变量它是一种“软”因素渗透到社会系统的每一个环节，既可能积极地推动社会变迁也可能成为负面的因素；作为一种因变量，文化又受制于现实中的各种“硬”力量的强大制约甚至支配，政治权力、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都对文化结构及其变迁产生强大影响力，既可能推动也可能阻挠文化的创新与变革。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这一系统机制的运行导致形成文化困境，文化困境反过来又强化了系统的格局。一个悖论是，一方面政治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框架、专制制度窒息了文化的创新，另一方面政治总是立足于特定的文化观念系统之中、相应的文化观念阻碍了政治制度的变革。

[1] 〔日〕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吴光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2]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彭国翔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

[3] 以“文化大革命”为旗号的运动恰恰是反文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泛滥的却是传统文化中最陈腐的一部分，专制、个人崇拜等都是皇权政治体制下的腐朽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遗产却被抛弃。

[4] 参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转引自〔美〕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严春松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75页。

[6]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