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儒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对峙
——李大钊“青春”人生论的解读

胡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其目标是向西方学习物质、技术层面的东西。甲午战争的失败，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痛定思痛，国人冷静地意识到，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物质和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建设，而是必须在社会制度方面做深层次的快速有效的变革。不幸的是，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漫长的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帝制复辟活动频繁的内乱局势使国家陷入思想的彷徨迷茫之中。

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究竟会走向何处去？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自觉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复兴的核心在于转变人的道德信念、确立一新的人生论来促进思想或文化的变革，尤其是道德的变革，诚如陈独秀反复申说的那样，“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在他们看来，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或道德革命，其他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即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是绝对不可能持久。中国社会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迫切、最根本的变革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不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根本思想”的转变。因此结论便是，要真正使腐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首要的只能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意识世界。这就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优先的思想。只有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使绝大多数国人具备了一种新的人生论，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等才有望得到根本的变革，并获得快速的发展。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是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方向和任务的。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提倡和确立一种新人生论。从现在看，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认识和制度改革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漫长途程之中；科学，尤其是基础学科或科学理论，还有待于普及和提高；依法治理公众社会事务的意识远未得到大众的认可，更不用说在实际生活中贯彻落实。新文化运动积极提倡的新人生论即便在当下也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并未被大众接受，所以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积极提倡新人生论的两位思想家是陈独秀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人生论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人权、平等、自由、科学、法治、民主和进化等。当然，李大钊完全赞同陈独秀上述人生论思想的各种要素。由于受当时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以为后来者居上，所以他们都将新人生论的实现完全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因此，陈独秀创办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刊物题为《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李大钊也将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身上，所以他将自己的人生论思想称为“青春”的人生论。他的人生思想的终极目标是“青春中华之再造”。但与陈独秀稍有不同的是，李大钊更为注重的是上述各项要素背后一般性的思想基础。

李大钊1907年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大钊积极参加了京津革命同盟会。后于191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留日期间，他继续自觉地接触、学习和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1916年4、5月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先后担任了《晨钟报》和《甲寅》月刊的编辑。1918年经由章士钊先生推荐，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到北京大学后，他积极参与了由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工作。不久，他又与陈独秀等人合作创办了《每周评论》，组织发表文章品评当时国内的各种政治、社会等问题。可以说，李大钊实际上已经成为由陈独秀、胡适等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学说。据有的学者研究，北京大学应在世界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院校之列。同年10月，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倡导与筹备下，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