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营第一人才”
贵林先后担任过佐领与协领，无论哪一种职位，所管事务都限于驻防营之军事与政务。但他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于是，在浙江多项新政及社会团体中，都活跃着他的身影，并最终获得了旗营民意代表的资格。
尽管早在1889年，贵林已与宋恕建立友谊，1891年以前已经认识陈黻宸[29]，不过，贵林之真正出名，广为人知，还在其1906年接手惠兴女学校之后。时人已有明言：“佐领贵林接办惠兴女学，一跃而为学界中有数人物。”[30]故讨论贵林在清末杭州以至浙江政局与社会上之影响，势必先从此说起。
惠兴与贵林一样，同为驻防营出身。其姓瓜尔佳氏，丈夫为镶蓝旗附生，早逝。[31]1904年10月24日，已经认识到“现在的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的惠兴，毅然“以提倡女学自任”，在杭州旗营中创办了贞文女学校。还在8月7日召开筹备会之际，惠兴即以满人刚毅的性格，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办学决心，当众割臂自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32]而学校开办一年后，因为在满人群体中得不到有力支持，艰难支撑的惠兴家产荡尽，最后于1905年12月21日于家中服毒自尽。临死前，惠兴留下遗书八封，并有上浙江将军瑞兴的禀帖，希望以自己的死，为贞文女校换取官方拨付的常年经费，也实践了其以身殉学的誓言。惠兴自杀后，其分别致以遗书、委托校务的两位旗人妇女均不肯接任，学校面临停顿。贵林及时施以援手，才使该女校获得了生机。
贵林对新式学堂的热心，早在1897年受命承办旗营中的梅青书院、大力购置新学书报上[33]已见一斑。其支持惠兴办学，先是推荐宋恕女儿宋昭到贞文女校任教，后又遵照惠兴遗嘱，将其请款禀帖转呈瑞兴，已可谓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惠兴死后，贵林四处发送由他撰写的《杭州惠兴女士为兴女学殉身节略》，大力传扬惠兴为女学牺牲的事迹，其文不仅在《申报》得到刊载，并且感动了《北京女报》的主笔张毓书（字展云）。张氏一面在《北京女报》用白话倾心动情地演述惠兴故事，一面联络梆子戏著名演员田际云，及时编排出文明新戏《惠兴女士传》，于1906年3月29日开始在北京上演，此举借为贞文女学校募捐，而将兴办女学的思想普及到北方一般民众中。贵林也与之南北呼应，北京地区的大笔捐款保证了改名惠兴女学校的杭州旗营女校的再生，贵林也因其鼎力相助以及办学经验，被杭州驻防营公举承办该校，由瑞兴委派为总办。1907年5月，贵林进京，更直接参与了《惠兴女士传》的重演，在该戏临近尾声之处，张毓书邀请贵林登台，现身说法，报告观剧感想以及惠兴女校近况，使贵林的演说长才也得到了展示的机会。[34]而其议论诸葛亮著名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犹非上德者”，以为“当求死而不已”，既令孙宝瑄“深叹服”[35]，也足以概括其将惠兴开创的事业继承维护并发扬光大的实绩。由此使得贵林在新学界声名鹊起。
不过，贵林的此番作为也不乏讥之为沽名钓誉者，从其本人的自述已可理会。1908年5月，贵林“为女学界联团体、便交通起见”[36]，创办了《惠兴女学报》，发刊词中即道及：
中权受官、学二界之委托，感惠兴氏之激刺，由保守主义希望造时主义，至于今日，将及三年矣。凡此三年之间，除担任本校职任外，而他校以及公益、社会诸务，均就一己精力之所及，竭诚经营，不遗余力。誉者以为热心，毁者以为钓誉。中权氏不知其他，求心之所安，期事之有济。率此以往，即至牺牲己身，亦所不顾，矧区区毁誉乎？[37]
以此表明心迹，当然是信者自信，疑者仍疑。而贵林走出旗营，介入学界、商界、政界等各种社会群体的活动，其契机正在接办惠兴女学校，此段表白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言。
实际上，在旗营内部，贵林已努力推进多项改革。吴庆坻著《辛亥殉难记》称：“驻防营设学堂、办警察事并创举，独肩其劳。”[38]可见其大略。此外，1908年3月，贵林还在旗营自治会内发起组织了阅报社宣讲所，“定每月宣讲一次”，擅长演讲的贵林也当仁不让。[39]而依据《申报》的记述[40]，1907年以后，贵林更频繁参与社会事务，可考知者如下：
1907年9月22日，参加浙江教育总会成立大会。
1907年11月14日，作为旗营学校代表，参加浙江学校认股会。
1907年11月25日，参加全省国民拒款大会，当选为杭（州）乍（浦）驻防代表。
1907年12月2日，作为驻防代表，参与全浙十一府暨驻防、留学界拒款会代表谒见新任浙江巡抚冯汝骙的请愿活动。
1907年12月9日，参加浙江教育总会正式大会，被推举为调查员。
1908年1月15日，参加浙江禁烟调查社新总理莅任欢迎会，发表演说。
1908年2月25日，参加在凤林寺举行的安葬秋瑾祭奠会，发表演说。
1908年6月29日，参加禁烟调查社周年纪念会，以社董身份报告入会理由，并代发起人辩诬。
1908年12月19日，参加浙江农工研究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
1909年3月6日，参加浙江省农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协理。
1909年9月12日，参加全浙保路会特别会，被推举为驻防代表，即任临时干事。
1909年9月25日，参加浙江省救火联合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临时议长，当选为副会长，以职繁辞。
1909年10月28日，以惠兴女学校校长身份，参加浙江教育总会举办的夏震武会长欢迎会。
1909年11月6日上午，参加全浙保路会及绅商学界为汤寿潜入觐举行的欢送大会；下午，参加浙江教育总会大会，当选为评议员。
1909年12月7日，参加全浙保路会举办的挽留汤寿潜、拒任江西提学使特别大会。
1910年1月2日，参加国民筹还国债大会，演说国民捐之历史。
1910年1月14日，以浙江省筹还国债会三位代表之一的身份，晋谒浙江巡抚增韫。
1910年1月23日，参加浙江省筹还国债会正式大会，被推举为学界八位代表之一，并发表演说。
1910年3月11日，参加杭嘉湖绍金衢严七府出品展览会开幕第一日活动，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说。
1910年3月20日，参加杭嘉湖绍等七府出品展览会开幕礼，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说。
1910年4月12日，担任浙江省第四次国会请愿代表选举大会主席，并作报告。
1910年7月24日，参加杭州商务总会邀集绅商学界讨论迁移日人商店后续问题之聚会，发言质询。
1910年9月9日，参加杭州士绅组织之浙路维持会会议，被推举为两名赴沪代表之一。
1910年9月10日，参加浙路维持会成立大会，发表意见。
1910年10月1日，担任全浙商会维持浙路大会主席，宣告意见。
1911年9月17日，参加浙江省水灾急赈会，发表意见。[41]
以上列出的27次活动尽管并不齐全，仍可看出贵林之勇于任事，且职务繁多。最忙的时候，他甚至一日之间，上、下午分别参加不同的会议。与会的种类也五花八门，大致确如其所说，可归纳为“公益、社会诸务”。个别组织固有官方色彩，如禁烟调查社总理，“向举臬司及巡警总办充任”[42]，贵林本人也曾以巡抚代理委员的官家身份出席1909年10月14日举行的浙江谘议局成立大会[43]，然而，其间民间社团占了绝大多数，也一目了然。
所有各项事务中，贵林参与最多、表现也最为突出的是浙江拒款保路运动。根据朱福诜等浙路全体股东代表1910年撰写的《浙江铁路始末述略》[44]记载，此一风潮起自1905年美商欲承办浙赣铁路，“浙人以保国权为念，群起力争”，于当年7月成立了商办全浙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任总理，获得朝廷批准，由此开始民间的集款筑路。然而，早在1898年，清廷先已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了包括苏杭甬（后改为沪杭甬）铁路在内的五条铁路修筑草约，英商据此要求正式签约，以借款的方式谋求控制路权。浙江全省由此兴起了国民拒款风潮，民众纷纷购买全浙铁路公司股票。清政府却不顾浙人反对，1908年3月仍与英商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对内称为《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借款150万镑。浙江商民的抗争焦点随之从拒款转向保路。而为破坏浙路的修建，1909年间，朝廷也不断以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的任命，试图将汤寿潜调离浙江。1910年8月，更将汤革职，不准其再干预路事。浙江绅商因此成立浙路维持会，要求留汤办路，运动也日益深化。
以此反观贵林的行迹，其大致参加了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全过程，而且屡屡建言，态度相当积极。最初在1907年11月14日由浙江铁路学校发起召开的省城各校认股会上，关于“研究交款方法”一项，贵林不赞成“五年交清”，而倾向以十年为期，理由是：“付款期长，清苦学生亦可认股；倘限期过短，诸多不便。”[45]这是出于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提出的合理建议，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而在汤寿潜被革职后，贵林不但参加了1910年10月1日由全浙商务总会召集各分会分所“公谋维持办法”的大会，而且被一百多与会者公推为主席，主持了四条维持浙路方法的讨论与修订。其中最为关键的第三条，原拟为：“公同研究《公司律》进退商办总理权限，议决后，呈由抚宪分别奏咨。”经楼守光（醰安）、褚辅成（慧僧）提出：“今日之会由商会发生，当注重政府违背《商律》。似应联络全省，诘问商部。”“商会之设，责在保商。全浙实业仅此数百里之铁路稍有成效，而政府任情摧残，破坏《商律》，商人无所适从，商会形同虚设，竟可从此解散。现在惟有派员进京，要求商部尊重《商律·公司律》；要求无效，一律解散。”对此激烈主张，贵林也表示同意，并倡议“即日实行”，获得大众赞成，此条因此改为：“决派代表入都，呈请商部代奏，保存《商律》，俾达收回成命之目的。”其中所表达的指认政府革去汤寿潜浙铁公司总理之职为违法，从地方官代奏变为直接派代表进京，以示“持死力争”[46]的决心，凡此，抗议清廷的指向均极为显明。
就个人姿态而言，贵林的主张可谓相当激进。1910年9月9日召开的浙路维持会一开场，贵林即率先发言，提议：
此次政府咎汤，无端牵涉路事，破坏商办，违背先朝成宪，事关东南大局，危亡所系，凡属国民，万不能再安缄默。其办法应分为两团体：（一）为法定团体，如股东等应主和平；（二）为人民团体，不厌激烈。即日公电军机处、都察院、邮传部等声明：汤以言得罪，于路有功，力请代奏。颁布后命，解释谕旨界说，收回“不准干预路事”成命，以安东南人心。否则南洋劝业，招致华侨，亟亟提倡实业，概归无效。有血气者忿蹈东海，卑卑者竞隶外籍，朝鲜前车，庚子顺民，人心解体，国本大伤。
并在商讨最后办法“万一政府主持压力，人民呼吁概置不理，应再派人叩阍，并吁求台谏联合奏参，为再接再厉之举”时，“尤形忿激”，声言：“最后办法诸君即不赞成，鄙人必独行其是；即获严谴，为汤寿潜第二，或竟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记者称其“语语血诚，会众为之动容”[47]，当系写实。
贵林所述尽管言辞激切，但若仔细体察，还是可以分辨出其维护朝廷或曰国家大局的良苦用心。所谓“不厌激烈”，并非走向革命一途，而是就表达的形式立说，因“最后办法”已将赴京请命设定为最高级别的抗争手段。身处地方，贵林其实早已如杭州将军瑞兴一般，切实感知到“人情愤激，官力难遏，大有横决暴动之势”[48]的统治危机。作为满人群体中的一员，又深受儒家忠孝观念熏陶，贵林此时只能期盼朝廷的改弦更张、顺从民意，以求消弭正在迅速积聚的革命情绪，是即“以安东南人心”之真意。故其“血诚”，实可自代表民意与为清廷着想两面言之。
参与拒款保路历次集会时，贵林多半被视为旗营的民意代表，不过，他所拥有的满营武官身份，仍潜在地发挥作用。如1907年12月2日全浙拒款会代表进见巡抚冯汝骙，“各代表排次入花厅”，而以“驻防贵翰香君居首”，以下顺序为留日代表、杭州等十一府代表、副会长王廷扬，“以次站立”等候。这一序列无疑凸显了贵林在众代表中的特殊地位。入座后，冯氏也先向贵林发问：“杭城女学堂有几所？”显然也对贵林的热心女学有所耳闻。而贵林亦率先将话头转向主题：“此次中丞到浙，百姓仰望久矣。浙路借款问题，全仗大公祖主持。”并称：“满营及各府近已集款至四千万余元，筑造全浙铁路，已绰绰有余，何待外债？”而对于拒款会的作用，也专从安定人心一面立说：“拒款会未设以前，省城人心恐慌，大有纷扰之势。自拒款会成立后，人心稍安。”[49]这自然也是贵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希望能够控制局势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不过，贵林亦官亦民、处处争先的角色，既为其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赢得了声望，也招致了诸多不满。譬如1907年9月22日，浙江教育总会开成立大会，贵林谋求成为代表杭州府的唯一一名临时干事，以便对会长的选举拥有更大发言权，当场即“致各府来会者大哗”，并遭温州二人大力指斥。[50]而关于1909年11月6日下午的会议报道，则被《申报》讥讽性地标题为《全浙教育总会尚武之气概》。所记会场中的煞尾动作，即贵林的发言，“归咎于从前会长（按：指项崧，温州瑞安人）之放弃，大发牢骚，骂詈多时，若以此尽到会之义务者然”，责备的语气已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一个月后保路会召开的挽留汤寿潜大会上，贵林的举动更是令人侧目。因“三时四十分钟入席，默坐许久，尚无人登台报告”，以来宾身份临场的贵林便跃身而出，演出了如下一幕：
来宾贵翰香突然登台诘问：“今日会事究系何人主持？似此推诿，实属不成事体。”复又盛气演说汤京卿必不就职，可以无庸发电挽留之原因，并痛骂浙江绅士之凉血；语次，忽又牵涉国民捐，谓拟发起，凡现办公益之人，月薪在三十元以上者，月捐二成，集款开设国民银行。方在手舞足蹈、兴高采烈之际，商会业董王湘泉君愤甚，不俟其辞毕，突然登台谓：“贵君所说问题重大，与今日开会宗旨渺不相涉，可请另日再议。”即照秩序，请会众推举临时主席。当推定陈介石主政，为临时议长。贵赧颜退席，意兴索然。[51]
若论贵林此次的越位发言，原本事出有因，但因其言辞过于得罪在场绅商，且表现欲太强烈，乃至反客为主、另设议题，不免被自认主人的商董抢白。而其对帮助政府偿还国债所举办的国民捐极为倾心，于此也尽显无遗。
然而，以贵林之说辞动听，无论官方主持还是民间社团的集会，仍然不时有会议主持人请其代为发言。如1908年12月19日，贵林受浙江农工商矿局总办、农工研究会监督汤汝和（字味梅）委任，“代表报告本会组织情形”；1909年11月6日，欢送汤寿潜大会临时主席陈黻宸又委托贵林“代表演说”等。[52]诸如此类的代言，当然也有益于提高贵林的社会知名度。
总体而言，贵林在清末浙江新政中不乏可圈可点的精彩表现，于办女学、争路权、偿国债方面尤其突出。其立场大体接近立宪党人，不过，与本地汉族绅商更关注保路不同，贵林是以同样的热情参与维护路权和发起国民捐。前者包含了地方利益与国家权益两个层面的内涵，其兴起及迅速扩大蔓延的趋势直接与朝廷的旨意相冲突，亦令地方官感觉棘手；后者则因其为国分忧的单一性，而得到了当地各级官员的普遍支持[53]。由此显示了贵林所持守的国家至上理念，以及在其意识中，朝廷与国家二者既可以分离[54]，又具有相关性。分离是一种理性判断的结果，故对朝廷有不满以至抗议；合一则更多属于身为满人的情感认同，因而即使是最激烈的抗争，在贵林也是出于“爱国”的宗旨、“恨铁不成钢”的心意。此外，其不甘人后、能言善辩的突出个性，又引起不少人的反感。不排除贵林的争强好胜中有个人成名甚至揽权的成分，但其人之热心公益，即使厌恶、反对者也并不否认。毕竟性格问题是小节，政治诉求的相近为大义，以仗义执言姿态出现于公众场合的“旗营第一人才”[55]贵林，也因此在立宪党人中获得了更多的赞誉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