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运动的观念和制度基础

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日益增强加剧了贸易紧张。^[61]理解国货运动的起源的关键既不是外国投资水平，也不是基于新工业中新的中国公司数量和利润贡献而形成的实际增长水平。关键问题是中国实业家以及他们在政治上和公众中的支持者越来越确信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公司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增长。中国实业家成为国货运动议程的普及背后音量最大的传声筒，同时也是最有力的财政赞助者，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近代轻工业中的中外竞争开始于国货运动发动前后。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不到600家中国人拥有的企业使用机械动力。然而，不到十年时间，大约2,000家工厂雇用超过270,000名工人。（Feuerwerker 1977:16-17; Chen Zhen 1957-1961, vol. 1:55-56）^[62]这种快速增长使得国货运动的参与者（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一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这段时期铭记在心，几乎把这段时期当作近代自给自足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63]尽管近代工业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它在整个经济中还是只占极小的一部分，1933年只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T. -C. Liu and K. -C. Yeh 1965:66）。然而，其重要性在于它蕴涵的能量是中国未来的象征。不管实际的外国投资规模有多大，中国的改革者和后来成为新的中国自有工业领导者的人们成为国货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在随后几十年的国货运动中把“外国存在”等同于“外国统治”。甚至有历史学者认为黄金时期之前的几年实际上成就更为灿烂辉煌（参见Xiao 1999），即便如此，这并不否定我的观点：在中国流行的看法（通过国货运动表达出的看法）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即国家拥有财富）与限制外国参与到中国经济中来，这两者密切相关。确实，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方显廷回想起这段时期，将之作为“中国工业化历史中最好的时期”，也是一个“不得不暂停进口外国货而且本地产品价格暴涨”的时期。（Fong 1975:9）

19世纪末，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以“国内市场观念”（home-market ideology）或贸易保护主义为手段来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廉价且批量生产的进口货的冲击（参见Crapol 1973; Wolman 1992:1-16）。同样，中国的精英人士开始相信如果不对外国进入中国市场加以控制，将会破坏国家维护主权和建立工业经济的能力。这种信念成为“商战”（commercial warfare）话语的基础，并且传播迅速，成为体制改革的基础。^[64]通过这些精英人士清楚有力地阐述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商战话语提供了新的词汇和概念。此种话语也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在这种框架下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成为国民经济下降的主要指标。^[65]此外，此种话语也为20世纪初期的国货运动期间消费文化民族化的努力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参见图1.3）。

具有改良思想的著名官员曾国藩1862年首先提出“商战”的概念。曾国藩以古代法家“耕战”或“农战”（agricultural warfare）的观念建立他的思想体系。这种“耕战”观念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时商鞅的哲学体系。商鞅鼓吹通过向商业活动征税来支持战争，但同时要给予商人更多增加收入的活动空间。曾国藩修改了这些想法来适应他的时代，他把国际贸易视为弱化中国经济、使外国能够军事征服中国的一种武器。清王朝的监察御史李璠发展了这些想法，1878年，他主张商战政策中应把中国的精力集中在发展本国工业和商业上，并且逐渐消除外国经济统治中国的潜在可能。（Pong 1985）此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1823—1882）支持这种想法，他认为如果中国采用商战的策略，外国人在中国将会无钱可赚，不久就会离去（Hao 1986:166-167）。

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买办学者郑观应（1842—1921）写了许多文章（后来编撰成《盛世危言》[约1893]一书）来普及“商战”的概念。^[66]这本传播甚广的书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至今仍在重印再版。它改变了对“国防工业”的看法，认为工业本身就具有国防性质，也明确阐明了进口货所造成的威胁（郑观应1998:292—298）。^[67]依照郑观应所述，贸易呈现出一种更为隐秘的战争形式，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缓慢而和平的：“被军队消灭是一种人们容易察觉的灾难，但是，国家被商业包围征服是看不见的。”（转引自Fewsmith 1985:26）因此，中国的国家缔造者必须超越那种只集中于和防御相关工业的狭隘“自强运动”，必须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近代工业部门。只是建造战舰、竖起炮塔、建立兵工厂和组建近代军队是不够的。郑观应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为了在商战中生存下来，郑观应争论说中国需要通过提高出口量并减少进口量，来“振兴实业”以及实行“重商政策”。这将会防止中国资金“外流”。（Hou 1965:93-94,131）首要的是，中国政府需要意识到商人在民族存亡过程中可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

19世纪末，中国地方领导人逐渐加大了对工业发展的支持，最初集中于支持制造设备，特别显著的是诸如铁路、采矿和军事器械这样的重工业。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改良派的领导人物，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1812—1885），努力发展西方军事技术，由此开始了“自强运动”或曰“洋务运动”时期。他们逐渐接受这样的看法：中国需要改良军事武装，提高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的了解，来保护国内秩序和抵制帝国主义。^[68]19世纪70年代，自强运动或曰洋务运动的范围扩大，从集中于生产军事器械扩大到和外国公司竞争。例如，清朝的改革者建立了中国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挑战西方国家对于沿海航运的控制，建立了开平煤矿与外国人在采矿上进行竞争（Hao 1986:167;Carlson 1957）。^[69]

当中国开始进口诸如香烟和纺织品这样的货物时，商战意识就开始席卷这些消费品。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政府主办的工业包括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被设计用来生产国家主要进口货的替代品，尤其是机器制造的棉纱织品。李鸿章对这些事情特别积极努力，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成为众多李鸿章主导之下成立的新的“官督商办”企业之一。^[70]创办这些企业标志着一项重要的转变，即向“有意识的开发专业技术和寻求政策上的自愿合作”转变（Fewsmith 1985:28）。与政府和商人之间早期在食盐专营上的合作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在新企业中的角色是鼓励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理论上，这些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运作，并且被授予专卖权以确保盈利。实际上，这些试验在经济上并不成功。^[71]

尽管这些企业作为经济企业是失败了，但是它们作为民族经济早期形式具体化的有力象征，出现在国货运动中。这些企业宣传这样一种观念：中国公司应该避免外资进入，以及中国公司应该服务于国家，阻止外国控制本国市场。同样，尽管商人在“官督”下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也认识到在面对激烈的外国竞争和缺少强大的法律制度情况下，他们需要在政府保护下生存并兴旺起来。因此，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官员对于私人投资者施加了更多控制（Bays 1978; Ayers 1971），他采取了“官督商办”模式的另一种形式：“官商合办”。两家采取这种形式的企业是湖北棉布厂（1889年建立）和湖北棉纺厂（1894年建立）。尽管开始的时候很有希望，然而，这些努力依然要面对老问题：再投资的低水平和官商之间争夺控制权。这些失败不断地影响商人对政府指导企业的信心，政府进一步的努力，比如张之洞试图增加地毯厂的资金，遭遇到商人冷淡的回应（W. Chan 1978:433）。最终，像盛宣怀（1844—1916）、聂缉槻（1855—1911）、周学熙（1866—1947）这些20世纪初期的官商已经开始成立他们自己的“商办”公司。与官场的联系使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受政府的控制较少，这是很重要的进步，尽管他们这样的努力也因为资本有限而受到妨碍（W. Chan 1977:9）。^[72]

与此同时，像上海、广州这样的主要城市，新的商人阶层在努力争取得到更多的控制权。逐渐地，认为私人负担经费和私人经营近代工业能够有助于中国繁荣富强的观点被广为接受。

国货运动前夕商业的制度支持

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耻辱地败给日本之后一段时间里，私人企业发展很快，政府支持其与外国进行“商战”。1898年夏天，维新运动的参与者提倡制定版权法和专利法，奖励发明者，鼓励商业。最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深受“商战”观念的影响，提议中国应遵循日本明治维新的榜样，创办商业学校，组织商会，出版商业杂志。他也赞同创立一种政府机构来促进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比如商务局、省贸易办事处和地方商会。（K. -C. Hsiao 1975:311-312,319-331）尽管顽固的官僚利益集团很快推翻或破坏许多改革方案，但挫折只是暂时的（Kwong 1984; K. -C. Hsiao 1975）。

在新政期间，晚清政府（1901—1910）在体制上支持商业在国家、省份、地方几级引人注目地扩张。在国家层面上，清政府建立了新的官僚机构来发展中国经济，包括新的金融、工业、商业、教育部门（Reynolds 1993:1）。^[73]省一级的官员遵循张之洞的范例，建立商务局。清王朝这些针对商业的政策变化延伸到地方层面，尤其表现在制定商会的法律体制、创建奖励体系和给投资近代企业的人以奖励和荣誉称号方面（W. Chan 1977:25-26）。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政府进一步制定法规以支持工业，出台了一系列处理专利、破产、合并连同其他事务的商业法律规范。^[74]在十年内，成立了一千多家商会，有25万会员，这些商会散布在中国以及海外华侨社区中。^[75]“政府承认私营经济具有合法性，它的领域和政府有区别，并且超出政府的活动范围”（Fewsmith 1985:35），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早期社会运动中的国货运动先驱者

20世纪最初几年，以经济民族主义为中心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这直接导致了国货运动的开始。20世纪初期，逐渐增多的引人注目的外国存在引起了当地中国人的反对，他们举行的抗议将外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政治化，并坚持中国人自己应该控制自己的经济。到20世纪最初十年，描述中国困境的词汇继续增多，比如“国家主权”和“恢复主权”这样的词语看起来“几乎每本书的每一页纸上都有”（M. C. Wright 1968:4）。这些词汇和为此采取的行动在一些社会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这些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绅士兼商人领袖领导的，包括抵制俄国的运动（1901—1905）、收回路矿权利运动（1905—1911），以及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个极不稳定的政治问题，在最后的十年中，它们不断被用来反对清政府，也被用来反对后来的中国政府。20世纪初期，清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领土完整，这成为越来越多的批评的焦点。例如，义和团运动末期，俄国军队拒绝从中国退出，俄国显然打算迫使清政府签署条约以巩固他们对满洲、蒙古和新疆的控制。在抗议运动中，上海地区的中国精英人士和商人组织会议并且分发传单抗议俄国的侵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拒绝俄国的要求。许多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天津、杭州、苏州、东京、旧金山和新加坡的中国学生和精英人士成立拒俄会。（K. -S. Liao 1984:57-58；也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在日本，中国学生抗议俄国进一步侵略东北，甚至在1903年春成立了“拒俄义勇军”（Harrell 1992）。^[76]

尽管国货运动的起源可追溯至1905年之前，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强调这一年为国货运动起点的最显而易见的原因。^[77]为了抵制有歧视性的美国移民入境政策，遍及中国和海外的中国商人在1905年夏天兴起了一场抵制美货运动。正如本书第三、四章详细阐述的，这场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抵制运动是国货运动的主要部分。这场第一次全国性的抵制运动揭开了十年中逐步增强的反帝主义的序幕，这一反帝主义是通过消费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消费行为的方式展开的，它促成了运用民族国家来作为主要特征鉴别商品和消费者的行为的广泛传播。

地方上努力从外国人手中回收采矿权和铁路许可权，被总称为“收回利权运动”。这一运动通过鼓动大众参与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政府依赖外国资本（E. -H. Lee 1977; Tim Wright 1984），使铁路所有权具有了政治性。外国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修建铁路，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争取在中国修建铁路的特权成为帝国主义的关注中心。对于修建中国铁路的经费竞争成为西方国家和日本“争夺许可权”的部分内容。大众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从四川地区开始并且迅速蔓延到湖北、湖南和广东，导致省和地方试图在没有政府支持的外国协助的情况下修建铁路。（Esherick 1976:82-91; Mi 1980）这种抵制在初期获得成功，比如，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了广州至汉口的铁路修建权。受到鼓舞的学生、商人、海外华人以及积极参与抵制运动的其他人在夺回国民经济主导权方面起到了直接作用，他们认购发行的低价股份来支持广东省铁路部门。（Rhoads 1975）

尽管基于爱国主义的经济发展很快遭遇到财政、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种种问题，但是这些努力促进形成了一种外部环境，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中国经济控制权（M. C. Wright 1984:117-138）。在政府最高层，这些情绪使得清政府在1910年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他设计出一个折中方案。他用外国贷款和技术援助修建全部干线，并使之运作，1911年主干线被收归国有，但剩下的支线铁路权为各省所有。由此设定了整个国货运动都可以看到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凸显出一种重要的改变，即对地方精英分子的抵制活动来说：像广东省早些年那样，直接攻击外国人和外国经济利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78]现在，地方上的精英人士使用更为复杂的策略，比如，用国际法取代儒家学说，在地方上对付外国人以策略制胜，而非诉诸武力。反对外国控制的做法和观念在同乡会和新的商会的支持下遍及全中国。（Yu Heping 1995:329-340）对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达方式，使人们更加不信任清王朝，反清情绪高涨，促进了革命外部环境的形成。

许多新商品在20世纪初期被引入，它们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揭示了由国货运动所形成的整个循环。首先，正如接下来的一章论证的，诸如丝绸、缎子行会等传统中国工业组织在国货运动的领导下反对在服装上的改变。然而，国货运动后来开始承认国内制造的西式物品——比如纽扣和帽子——是国货，例如，纽扣工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上海。1917年，两家新的中国公司开始用国内材料生产纽扣，特别是使用牡蛎壳和动物骨头。虽然这些中国产品被国货运动的参与者误解而遭到周期性的攻击，但是生意始终兴隆。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内制造商才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开始使纽扣的进口量下降。（NII 1935:477-480）所有这些新的中国公司，生产着看似“西洋”的产品，实则成为促进他们自己的产品和其他国货消费的积极参与者。

对于1900年左右处在国货运动开始时的中国来说，这种修正了的以商品为中心的“中国寻求现代化”的故事，究竟揭示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出现的外国事物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但是这种情形常常被忽略了。实际上，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有重要意义的，其原因不同于那些通常被引用的说法。通过引进和认可消费文化，不管外国政府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什么，外国人使人们对传统经济的信心有了变动，并且激发了人们对于洋货的新的需求和渴望。然而，中国人积极地寻找途径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种新文化，每天存在的洋人和洋货成为提醒中国人中国缺乏主权的醒目标志。在国货运动前夕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中，两个外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这清楚地表明中国缺乏主权。从政治领袖到地方精英人士到中国学生都把经济主权定义为中国人控制中国经济，经济主权成为帮助人们解读中国走向自立和富强之路的主要途径。到1900年时，改革者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他们也希望大众通过消费或拒绝消费越来越多种类的日常消费品参与到“商战”中来。^[79]国货运动成功的真正标准是国货产量逐渐增长，这不仅仅象征和推动消灭帝国主义、形成民族认同和自豪感，也象征和推动恢复中国昔日的荣耀，即：中国是一个拥有人们渴求的商品的国度，而不是外国商品销售的目的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近代民族认同的统一原则下，国货运动对这场“战争”的参与者逐渐增加了强制性。

注释

[1]比如，“洋火”是火柴，“洋油”是煤油，“洋针”是进口针。其他例子包括“洋皂”“洋纱”“洋线”和“洋灯”。更多的例子见Mathews et al. 1966:1084。正如我下面讨论的，不仅仅舶来品的种类增加了，而且数量也增多了。我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进口的“洋针”数量从大约每年2亿枚增长到每年超过24亿枚。此外，此类商品进入了中国市场，和奢侈品不同的是，它们也进入了乡村市场（上海百货公司等1988:4—6）。同时期其他受欢迎的进口商品有花边、毛巾、手绢、短袜、化妆品、香水和糖果等等。这些批量生产的进口生活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在中国海关的档案中有详细记录。这个时期的海关由外国人掌控，主要是由英国人管理。这些繁多的统计报告在许多著作中有概述，例如可参见Hsiao Liang-lin 1974.

[2]乾隆皇帝1793年“给英国国王的谕旨”，英文翻译见Teng and Fairbank 1954:19, Hevia 1995中多次引用。Hevia重新解释了这段名言的上下文和含义，他下结论说，乾隆皇帝并非拒绝和英国进行贸易，而更多地是宣称这是由英国君主送来“贡品”（同上：188,238-239）。

[3]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晚明和清初观察到，中国有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丰富的物质文明。莱齐（Lach）和万·科雷（van Kley）注意到：“传教士对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物产的一般反应通常是感到惊奇。”（1993:1593）

[4]实际上，“丝绸”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中对于被认为是中国（Seres）的地区的命名，他们相信丝绸发源于中国。在中国的出口商品市场中，茶（这是来源于中国方言的英语词汇）是另一种含义与“中国”等同的商品，其市场也在20世纪初崩溃了，这同样成为焦虑的主要原因（Gardella 1994:8,142-160）。近代日本还通过负面的形象描述，重新构建了“中国”这个词，例如可参见Fogel 1996:75-78。

[5]关于广州民间对于“西方”的矛盾感情的研究，参见Ho 1991。这种对进口货的迷恋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关于唐代（618—907）对域外舶来品的兴趣和进口货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参见Schafer 1963。

[6]这些数字是粗略的估计，并没有精确地统计1917年十月革命后白俄罗斯人进入中国的数量，在鸭绿江中国边境一侧的朝鲜人的数量，以及随着日俄战争（1904—1905）而进入伪满洲国的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数量（Feuerwerker 1976:16-17）。

[7]留学生产生的影响不能过分强调。归国留学生是以1855年留学回国的容闳（1828—1912）为开端的。容闳后来加入著名改革者曾国藩（1811—1872）的幕府。这些学生在介绍新的思想和制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诸如许多本章所讨论的这样的改革。1895年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大大加速了政府改革，此类改革包括支持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早期阶段的研究，参见La Fargue 1942。关于留学生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参见Y. C. Wang 1966。例如，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从1898年前的十来人增加到1900年的成千上万（Saneto 1939:544）。

[8]关于迅速增加的美国公司和个人在中国的投资的综合研究，参见Luo Zhiping 1996。

[9]关于这样的贸易的自由争论比我们一般设想的要多一些，参见Hao 1986:14-33有关修正主义的论述。

[10] “英国贸易的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巧妙地保持平衡，此种平衡依靠的是它可以通过鸦片以税收或利润的形式从其他商品贸易中榨取资金。”（Brook and Wakabayashi 2000a:7）关于鸦片在英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参见J. Y. Wong 1998和Blue 2000。

[11]鸦片是社会各阶层大量消费进口货的绝佳例子，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从太监到皇家贵族，从卖苦力的到耕田的，好像都在消费鸦片。

[12]有关吸食鸦片成瘾的人数和他们所处区域的讨论，参见Lodwick 1996:17-26。

[13]关于这种解决鸦片问题的方法背后的政治问题，参见Polachek 1992。

[14]当中国人对于条约体系的憎恨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越来越强时，一些外国人逐渐明白条约允许他们进入中国的权利也给他们的产品（包括商业和宗教）造成了不好影响。经常毫无防卫地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恐怕是其中最公开反对治外法权和条约体系的。例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吉尔伯特·里德（Gilbert Reid,857-1927）的案件，参见Tsou 1996:87-88。

[15]后来的总数中包括了条约中开放给外国人的，以及中国人在有限制范围的基础上自愿开放给外国人的港口。中国海关在上述港口中的近五十个设有机构。

[16]实际上，甚至在这些通商口岸城市中，我称之为“活动的橱窗”（living showcases）的外国形象也是集中在一小部分地方。举例来说，在广州，外国人聚集在沙面。当地人认为沙面不仅是帝国主义的象征，也羡慕它的美丽和秩序井然，认为它是“西方创造力和改造力量的产物”（Ho 1991:89-90）。

[17]例如，上海的人口从1910年的近130万增加到1937年的超过380万。（Zou 1980:1-14,90-91）

[18]实际上，整个20世纪的上海，大多数人口来自其他地区（同上114-117）。关于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来源地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基础研究，参见Goodman 1995。

[19]叶文心和我一样注意到，上海“既代表了中国的耻辱，又代表了中国的世界现代性”（W. -H. Yeh 1997:421），同样，我认为进口货同时代表着耻辱感和现代性。

[20]广告的广泛使用对于数千份1911辛亥革命前后创立的报纸和期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出版物给予广告的空间比文章更多。到20世纪早期，甚至政府公报都印有广告。（Zhen 1997:40-44）

[21]关于清末印刷媒体的迅速发展，参见L. Lee and Nathan 1985。

[22]这种文化成为学者们越来越感兴趣的题目，相关概述参见L. Lee 1999:3-42。关于中国新闻业在上海的迅速膨胀，参见Ma Guangren 1996。关于留声机的引入和流行音乐市场的产生，参见Jones 1999。最初，大多数电影都是进口的。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有三百多家电影公司，至1937年，这些公司制作了一千多部电影（Rimmington 1998:24）。

[23]最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是Latourette 1929，也可参见P. Cohen 1963。关于基督教青年会，参见S. Garrett 1970。

[24]基督教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无数回忆录中都叙述了把这些新商品和以商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介绍到中国。比如，长老会传教士玛格丽特·莫宁格（Margaret Moninger）长期在海南岛居住，她通过严格的工作日程，甚至更多是通过非正式但有意义的方式，比如生日晚会，来向当地居民介绍有关时间的新观念。传教士的生活方式成为当地茶余饭后的话题，就这样，她和其他传教士向好奇的中国妇女打开大门。（Lodwick 1995:85,8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没有接受中国物质文化的诸方面，参见第二章和Stapleton 2000:43-45。

[25]关于中国试图恢复关税自主权，或者至少是和外国重新谈判以获取更高的税率，参见S. F. Wright 1938。中国仔细观察了日本的经济政策，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成功地在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时候开始提高关税，并且在1911年正式恢复关税自主权。到1908年，日本的平均进口税由3.6%增加到16%，到1911年，增加到了20%（Hirschmeier and Yui 1975:146-147）。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以有差别的税率对货物征税，因此，进口的奢侈品和原料是征收同样的税率。中国的领导人尽管知道日本对进口烟草征收355%的税以保护国内的烟草市场，但中国没有这样的能力。这种差别使得像英美烟草公司的烟草这样的消费品毫无阻碍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公司的产品在日本没能获取市场份额。（Cochran 1980:41-42）

[26]从清末开始，中国人要求关税自主权，同样地，这些中国人也敦促废除厘金，这直到1931年都没有完成（Mann 1987:145-151）。

[27]正如较早一位注意到关税自主权和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学者总结的，中国缺乏关税自主权这种不利形势被“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被领导人孙中山用来“唤起爱国情感”（Loh 1995:71-72）。同样地，20世纪30年代，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了保护性关税对于加强国内经济的民族主义的作用——一位同时代的观察家称之为一个国家的“主要武器”。条约体系不仅否认中国对于关税的控制权，而且也禁止中国拥有其他“武器”，包括对于定额、禁运、国际汇率的控制等等。有关美国研究这个问题的当代著述的概要，参见Hodgson 1933（此处引自第8页）。

[28] 1928年，新建立的国民政府取得了经济主权，并且恢复关税优先权。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1882—1961）宣布新政府在1928年终止所有单方面不平等条约，最终强制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回应，美国议定了一项新协议，此后不久几乎所有的其他缔约国都这样做了。新条约于1929年开始生效，承诺结束关税问题不平等条约的时代。然而，甚至在这点上都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因为美国规定“最惠国”条款继续有效。新条约直到中国和其他列强就关税自主权都重新谈判后才生效。但日本已经享有了许多低税率带来的既得特权。尽管按照承诺，中国政府早在1929年就公布了新的税率，但直到1930年5月日本同意之前，这样的税率并不能完全实施。在收回关税自主权后，南京政府提高了关税。参见Kubo 1980。

[29] Feuerwerker（1969:50）指出，直到1887年，因为把从香港进入中国的进口货都包括在内，所以会夸大中国进口量并低估它的出口量。

[30]严复在1900年翻译完成了《国富论》。他重新阐释了斯密的“公众利益”和“社会”的概念并把它们的意思转化为“国家利益”，参见Schwartz 1964:113-129。士大夫们关于贸易和商业的作品涌现出来，包括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1855—1900）的《富国策》和汪康年（1860—1911）《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见W. Chan 1977:251n41）。

[31]有很多文章把国货运动和贸易联系起来，参见Lu Shouqian《提倡国货之原因》。我很感谢上海的历史学者徐鼎新允许我复印他个人收集的有关运动的材料，包括这篇文章，同样见W. Chan 1977:26-33,250-251n32。

[32]从1902年的7.879亿美元增长到1914年的16.1亿美元。到1931年，外国投资总额粗略算来已经再次翻倍，达到33亿美元（Remer 1933a:58）。然而，如果以批发物价指数来作调整，则第二个时期（即国货运动期间）增长率明显低于刚才提到的数目：“从1914到1931的这十七年期间里，大约只有20%。”（Hou 1965:211）可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学者吴承明（1958:45）使用了更为宽泛的“外国投资”的定义，发现了甚至更为巨大的外国投资数额。

[33]这些从海关数据汇编而成的统计数字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从小商店到有很多分部的大公司都包括在“公司”这个名义下（Feuerwerker 1976:17-18）。

[34]高家龙（Sherman Cochran 1980:10）曾有保留地尝试把中国市场描绘成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投入很大而回报率低的神话，因为他在关于中外竞争的研究中注意到英美烟草公司在卷烟工业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的杰出研究参见Varg 1968:esp. chap.3和M. B. Young 1968。

[35]外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情况等相关问题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正如经济史家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所说：“就农业产出的规模和组成结构、货币供应量、资本形成的水平、现代化部门的发展模式和速度、利率、政府预算规模等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看，外国行为的直接和明确的影响一般是很小的。”（1989:4）根据罗兹·墨菲的研究（Rhoads Murphey 1970），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很少做生意。

[36]近来关于这场论争的概述，参见Xiao 1999:3-16。

[37]至于对此的概述，参见Cochran 1980:1-9，也可参见Feuerwerker 1968撰写的关于共产党历史编纂的论述。Feuerwerker与Cheng 1970介绍了1949年之后的头十年内中国历史学家撰写的论述外国剥削的著作。

[38]或者，用经济史家阿尔伯特·费惟凯（Albert Feuerwerker）的话说是“甚至到了20世纪，外国贸易和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仍然相对较小”（1977:92）。

[39]一个典型的例子见Yu Zuoting 1935。国货运动的有关材料经常把进口统计数字分类，以此将对那些购买舶来品的特殊消费群体的攻击合法化。举例来说，正如第七章显示的，化妆品和香水的统计数字被当作妇女叛国的证据。尤其是在1931年后，统计数字也被引用来证明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例如可参见Shiyebu 1933，他提供了46张曲线图、示意图和表格，以证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不断扩张的角色。在本书中我还提供了其他例子。

[40] 1895年，法国人在云南省西南部获得了第一项开采权。不久以后，俄国人和清政府达成在东北采矿的有关协定。在此之后，日本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安排采矿事宜。受到影响的省份包括新疆、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和四川。参见Hou 1965:68-79对于外国早期在中国采矿的综述。

[41]此外，外国为许多“中国所有”的铁路线提供贷款资金，见Morse 1910, vol. 3：449。俄国的目的在于控制东北和华北，德国想要保障其在山东的利益，英国则专心于长江三角洲和建设一条通向缅甸的铁路，日本对福建虎视眈眈，法国有在云南扩张的计划，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担心铁路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手段。关于外国投资在中国修建铁路的综合图表，见Yang Yonggang 1997:169-177。

[42]这些公司的目录，见孙毓棠1957, vol. 1:234-241。1895年以前，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各种类型外国公司的运作方式，见Allen and Donnithorne 1954:31-51。

[43]詹姆斯·瑞尔顿-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总结1895年所产生的冲击说：“工业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1895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后，中央权威下降，新力量登台。这意味着新的产品、方法、管理形式和专业技术在各地涌现，从长远看来将会彻底动摇中国。”（1991:169-170）关于此次经济扩张的精确规模，参见Wang Jingyu 1957:2-13，以及Feuerwerker 1969:38-39的表格。

[44]例如，在二战之前的几十年中，日本和英国创办了一百多家机械厂，遍及整个中国，生产从自行车到电器到发动机到其他机器的所有机械产品（Hou 1965:83,85）。

[45]不幸的是，在这里所讨论的新的中国商品极少有其文化史及影响的全面研究，这种缺乏与美国史学界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甚至连塑料容器（比如塔珀家用塑料制品）的流行方式都有相关的学术论文（Clarke 1999）。

[46]在中国，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清末社会结构日益增长的流动性无疑导致新服制法的需要和兴起。从清王朝中有科举功名的人参加议会选举的百分比就可以看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戏剧性转变：在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省议会中百分之七十的成员有清王朝的科举功名，然而到1921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有科举功名（Bergère 1986:125）。

[47] “工厂”包括了相对先进的棉纺织厂和较为简单的手工车间，因为只要有几个人工作在一个普通场所，就被认定是工厂（NII 1935:xxii-xxiv, “制造业”的目录）。有关大多数这些中国工业的介绍，见Dingle and Pratt 1921。

[48]关于改良后的休闲新形式的普及化，尤其是吸食鸦片，参见Des Forges 2000。到19世纪末，单在上海就有数千箱鸦片供应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需要。

[49]关于伦敦女仆和佣人在时尚趋势的发展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参见McKendrick et al. 1982:9-33。

[50]这些统计数字没有在国内制造商中区分出受中国人控制还是外国人控制，见NII 1935:429,443。

[51]这家公司是三友实业社，他们后来成为国货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这家企业以三角牌产品而闻名（NII 1935:451-459）。

[52]据一个外国观察者说，像草帽这样的东西“即便苦力”也能负担得起（van Dorn 1932:259-262）。

[53]只有两个简单的步骤，包括筛选和缝合用以编织草帽的麦秆（McDowell 1992:52,60,83）。

[54]一些工厂也生产更为昂贵的毡帽，是由澳大利亚或者中国的羊毛制成的，见Yang Dajun 1933:572ff和NII 1935:471-474。

[55]根据毛泽东（1893—1976）在华南寻乌县乡村做的调查，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西洋式雨伞控制了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但是到1930年，已经上升到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市场（Mao 1990:96-97）。他的这个报告还包括了一张131项在乡村出售的西洋式物品的列表（同上：69—70）。

[56]有关肥皂和香水，见NII 1935:498-508。

[57]两个最重要的以上海为基础的制造商（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和陈蝶仙的家族企业）与国货运动有很深的关联，他们在整个中国和东南亚出售自己的产品。

[58]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公司仍继续使用像靠手来推磨石压碎谷粒这样简单而古老的技术，见NII 1935:527-528。

[59]尽管香烟是消费文化兴起的一个新因素，但烟草不是。连同其他美洲的农作物一起，中国早就开始种植烟草，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用旱烟管吸食烟草。实际上，生活中的这种习惯帮助形成了19世纪鸦片的市场，因为“中国吸食鸦片的习惯是由吸食烟草而衍生和发展出来的”（Spence 1992:231）。香烟在中国的历史是所有这里讨论到的商品中研究得最好的，见Cochran 1980。

[60] NII 1935：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622份报告指出，随后的反帝抵制运动强化了“大众情感认为吸食外国香烟就是没有爱国心”的看法。作为响应，许多中国烟草公司涌现出来为那些爱国烟民服务。在上海地区香烟公司总数量上升，从惨案之前的只有14家上升为三年后的182家。

[61]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际水平仍有争论，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与本书基本没有关系。（以往追溯到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强调北洋军阀时期（1912—1927）的经济停滞（见Yang Quan 1923和Eckstein 1977）。根据这种阐释脉络，认为政治的混乱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例如可参见Ch'i 1976和Sheridan 1975。中国国内外的学者都证明那个的时期经济比起以往公认的解释有高得多的增长。比如，Hou Chi-ming发现“1937年之前，无疑存在一种朝向‘经济现代化’重要趋势”（Hou 1965:125）。John K. Chang（1969:71）在他修订的整个民国时期（1911—1949）十五个工业部门的工业产品指数表中，发现存在着高速的增长率。Xiao Yanming（1999:10-11）比Chang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1912年到1927年之间的增长率平均达到15%,1912年到1915年的增长率甚至还要高。同样，对这个时期进行研究后，经济史家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得出结论说：“人均出口量的持续扩大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人经济生活的平常特征。”（1989:344）对于这个时期外国投资作用的正面评价，见Dernberger 1975:46和Perkins 1969:133。

[62]这些公司大多数位于上海，根据D. K. Lie颇具影响的估算（Liu Dajun 1937），有1,186家。1929年工厂法中把“工厂”定义为使用机械动力且雇佣工人不少于30人的公司，这个数据由此计算而得。关于这一年之前大型企业创建数量的详细表格，见Du 1991:107。到1933年，3,000多家中国工厂雇用超过50万工人。工业细目分类见“1933年华商工厂统计”, Chen Zhen 1957-1961, vol. 1:57。

[63]最为全面的说明，见Zhou Xiuluan 1958和Bergère 1986:63-98。

[64]关于中国19世纪末“商战”中普遍的经济意识形态，见P. Cohen 1987:185208。柯文发现王韬（1828—1897）“几乎全身心地投入所有非农业项目：运输、采矿、制造，尤其是商业”（同上：185）。

[65] 1886年到190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从大约1000万海关银两增长到2.2亿。也见Guo Xianglin et al. 1995:65-83。

[66]关于曾国藩和中国精英人士中这种观念的传播，参见王尔敏1995:233-381, C. -C. Wu 1974:96-152和夏东元1985。近来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买办研究的综述见Xie Wenhua 1994。

[67]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郑观应的书“刺激了我继续研究的欲望”（Snow 1968:133-134；也见Spence 1999:5-6）。当时毛泽东住在湖南农村，都可以阅读到这本书，足见该书和它的思想传播范围之广。

[68]这些变化包括创办政府支持下的重工业集团，包括几十家近代地方兵工厂，比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建立）和福州船政局（1866年建立）。1861年到1894年间，创办了25家以上各种规模的兵工厂，遍及整个中国。相关概述见Liao Heyong 1987:58-78。

[69]有趣的是，在国货运动开始之前的三十年就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操作标准，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要求在股份证明文件上公开股东的名字和籍贯，以此尽力确保外国人不拥有任何公司股份。

[70]关于李鸿章创办这些企业的重要性，见Lai 1994。

[71]政府支持的专卖权的存在压制了国内竞争，阻碍了国家发展工业的目标。由于缺乏竞争，私人投资者很少有动力把获得的利润再向新兴企业投资。企业完全任凭政府官员摆布，这些官员常常把项目当作私人的摇钱树。管理位置常常是因为官员的裙带关系和亲信关系而被任命。到19世纪80年代末时，越来越少的中国商人愿意投资这些项目，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最终转向依靠外国专业技术和资本才得以幸存。

[72]最完整的论述参见Feuerwerker 1958。

[73]创办商部的历史，参见W. Chan 1977:161-169。著名外交官和政治家伍廷芳（1843—1922），是国货运动中一位杰出的参与者，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商务局（Pomerantz-Zhang 1992）。

[74]有关这些改革的综述，见张玉法1992:13—21。有关公司法及其影响，见Kirby 1995。

[75]在第一个十年期间，新商会创办的年度分布表，见马敏1995:256。民国早期，伴随着商会的形成，出现了新职业和很多专业组织（参见Xu Xiaoqun 2001）。

[76]到1901年中期，运动开始消散。然而，1903年4月，当俄国拖延从东北撤退军队的时间时，反俄浪潮再一次爆发。许多城市的学生组织了“爱国会”，中国涌起了指责俄国的声浪。在1903年的反俄运动中，有一个有名的事件，《苏报》公开刊登了反对清政府的文章，尽管清政府当权者想要逮捕写煽动文章的作者，但是没能得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指控叛国的人住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中，那里是清朝法律无法触及的地方。另一具有讽刺性的是，清朝没有能力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避难所引渡这些被告，这进一步破坏了清朝的威信，使得这些批评者更为大胆。（Lust 1964）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呼吁表达类似情感的更多其他实例，参见Rankin 1971。

[77]因为这次抵制运动，中国的相关书籍常常把1905年定为国货运动开始的年份。正如本章中阐明的，国货运动开始的年份很容易就能追溯至19世纪。

[78]例如，对三元里抗英事件（1841）的描述见Wakeman 1966。

[79]当然，允许商人正式参与过去只为政府掌握的领域，这只是增加精英人士参与到国家管理中的种种努力的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地方自治运动”，见Kuhn 1975, Thompson 1995, Zhu Ying 1991a及1991b:225—239。正如兰京（Mary Rankin）所指出的：“一种城市精英参与者的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他们的议程和政府官员设想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199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