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研究（IMF，2018），2016年年中开始的全球经济回升更为广泛和强劲，自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大幅回升以来，如此广泛和强劲的增长还是第一次出现。然而全球经济的周期性上行接近两年后，一些经济体的扩张速度似乎已经达到峰值，各国增长速度呈现同步性下降。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美国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增长差异在扩大。另一方面，在石油价格上涨、美国收益率上升、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市场情绪变化、国内政治和政策不确定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变得更不均衡。尽管金融状况总体依然有利，但上述因素已导致资本流入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以及汇率压力的出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张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具体来看，四十年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极大提高；扶贫开发进展显著，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们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消费结构显著升级；社会就业成绩显著，城镇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以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支柱的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目前还存在较多短板：目前中国人民人均收入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中国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中国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与发达国家也有着较大差距；能源利用率较低，环境保护意识仍有待加强；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等。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基于此，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怎样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宏观经济的哪些方面值得予以特别重视？新形势下如何实施宏观调控？本书将对以上问题提供答案。

第一章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增长，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特征，理解新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探讨如何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尽管历经考验，但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分两阶段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由于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和更复杂的要求，因此在新目标中，没有再按照往年的传统提出GDP的长期增长目标，各个不同时期的GDP就要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以及发展条件有所变化，分别有不同时期的预期和目标以及约束条件。一方面，中国在制度、创新和发展三个方面存在的特色为中国持续增长和实现全面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改善人民美好生活和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打下了坚实保障。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核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的高质量发展。最后，面对当前国内外的风险，唯有加强改革，扩大开放，以更加合乎市场经济规范的姿态融入全球化中；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加强金融改革与开放，深化“放管服”改革，扩大开放；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从根本上破除制约资源配置优化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二章通过对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评价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指引。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居于领先位置，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超过13亿的人口，从以人均国民总收入所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和先进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仍然需要发展，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特别是需要坚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章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剖析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从企业层面对“十三五”时期的转型升级进行了分析，主要体现在六大方面，包括经营状况稳中求进、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企业经营成本继续降低、国有企业改革将落地铺开、兼并收购回弹增长和“一带一路”倡仪推动企业加速“走出去”。其次从增加值结构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中美两国各自增加值的结构对比反映了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从第三产业本身的结构上看，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不断升级的阶段。最后从就业结构分析产业升级。中国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处于变化过程中，但近几年逐渐形成两个结构之间较大差别，表明中国才完成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第一步目标，还可以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第四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对GDP的认识的变化，分析发展观的演变，为新发展理念提供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前，由于在理论上以苏联式理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加上长期忽视经济建设、长期对外封闭，以及采取了计划经济制度，导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长期采用以工农业生产总值等物质资料产品为核心的统计核算体系，否定GDP的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深化和相应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发展、摆脱贫困成为共识，由此，GDP的统计核算和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增长问题，便成为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然而，GDP体系本身确有局限或有限性：就GDP本身而言，强调的是最终数量，难以直接体现国民生产总值背后运行中的经济结构差异；GDP反映的是流量概念，无法反映财富的有效持续积累和国力的提升；如果片面追求GDP增长，大量非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容易被排斥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外；如果片面突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全面发展，必然扭曲现代化进程。当前，“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以往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根本纠正，也是对如何破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变化新矛盾的系统回应。

第五章分析新发展理念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应对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服贫困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题，但如何摆脱贫困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专利，并据此形成了当代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制度及政策体系，但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发展药方对发展中国家并不灵验。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及对贫困的克服创造了当代世界克服贫困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使发展、改革和开放命题统一于新发展理念，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六章评价中国营商环境，为实现新发展理念提供软性条件。一方面，近几年中国营商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放管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升；着力推进降税减费，优化企业税收环境；推动信用和法治化建设，营造有效透明的社会环境；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着力打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营商“硬”环境。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营商环境仍存在若干主要问题及挑战：中国传统竞争优势减弱，各国引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削弱企业竞争力；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不相匹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待提升；政策执行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仍有待推进；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度有待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完善。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法治化市场环境的建设，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借鉴国际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对标国际先进经验，定位重点改革方向；精准定位企业需求，主动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措施；立足实体经济改善金融服务，加强现代金融环境建设；多措并举、长短结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综合成本；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全面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第七章理解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从“一维”的需求管理向“三维”的市场化改革、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转变，并以2018年为例，探讨如何实现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本书第七章首先引入了一个包含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的三维宏观调控体系，并指出这跟中国独特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一致的。目前的西方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必将发展到以总供求模型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面临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独有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按照2017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关于201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2018年的宏观调控将以市场化改革为主，供给管理次之，需求管理为辅，这也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是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应该是加快市场化改革、供给扩张、需求扩张这样的政策组合。

第八章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和原因，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践行新发展理念提供应对策略。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首先，从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历程。其次，详细分析了人口流动、区域发展战略、税收制度和贸易自由化四个因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机制。最后，指出中国应在短期内主要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保增长，同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实现收入再分配；在长期内应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和供给侧改革，调整规模性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此外，可以通过征收财产税和推行教育均等化的方式避免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第九章分析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理解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增长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技术在替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一方面是通过产品价格的下降、收入的增加以及新产品的出现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进步扩散到上下游产业、促进了新产业的壮大来实现的。此外，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扩散本身就需要大量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技术进步的过程也伴随着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逐渐增加。当然，在新技术发展之初可能伴随着阶段性的失业率上升，但随着人力资本的逐渐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也会提高。根据目前技术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出，技术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技术的确取代了一些程式化的工作，但技术与非程式化的认知工作之间是互为补充的，还有一些工作例如护工等也是很难被技术所取代的。人类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应变能力等也是机器在短期内无法具备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会逐渐从程式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与创造力、认知能力相关的工作，例如设计师、作家、科研人员等。综合来看，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就业，在长期内可能增加就业。虽然技术进步在一定阶段会带来结构性失业，但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门类的日益增多，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未来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第十章评价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分析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方法，为量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方法支撑。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逐渐从“论数量”转向“论质量”。不可否认，经济增长是一切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也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作为基础。但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更需要注重充分满足就业需求以及优化就业结构的问题。因为充分就业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重要原因，只有满足充分就业，才能期待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旺盛持久的动力。经济增长先通过拉动劳动力需求，再影响就业和工资变动。在这个机制下，目前经济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发展速度已经能够很好地解决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工资上涨也能将剩余的劳动力需求消化掉，因此中国就业问题的压力并不大。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第三产业已经开始承担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角色，今后也将会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具有更大的吸收作用。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就业水平和质量，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稳定持久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十一章从产品的性质出发分析了共享经济出现的原因、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政府和市场运行的影响，分析共享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首先，“共享经济”中“共享”的关键是消除产品使用的竞争性，而“经济”的核心是由民营部门来提供，这就需要民营部门能从中获益，其关键是要提高产品使用的“可排他性”。“可排他性”使得企业可以收费，削弱“竞争性”使得产品可以共享，二者结合就构成了共享经济。其次，共享经济历史悠久，但之所以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提高产品的“可排他性”、削弱产品使用的“竞争性”成为可能，这就降低了排他和共享的成本，便利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再次，共享经济对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二者的作用边界将给予重新界定。最后，鉴于共享经济能够节约资源，有助于保护环境，同时能够便利人们的生活，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十二章利用制度金融学的分析范式，对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在大历史和长周期视角下的考察，分析金融改革在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意义。中国二重性质的社会结构和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最初形成垄断均衡金融制度的根源。其中，社会结构的二重属性来自长期以来的历史传统，而经济发展战略则是中国的主动选择，可以视作影响金融制度结构的短期因素。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动力依赖性、制度变迁的公共品性质、内生金融制度变迁的间断性、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有限开放的金融系统造成僵化的金融制度等原因，使得这种垄断均衡金融制度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打破。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与抢夺金融资源、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内生性金融的成长等因素，则正在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由垄断均衡走向垄断竞争。展望未来，市场化改革仍然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主基调，金融机构准入的市场化以及金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两条主线，而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和激发金融机构竞争活力、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宏观经济金融调控体系，则是未来金融改革所应聚焦的五大领域。

第十三章利用制度金融学的分析范式，分析内生性金融成长与中国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理解内生性金融成长对中国金融结构变动进而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划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更加实质的意义。两种类型的金融制度结构反映了国家权力、市场力量的对比，更能准确地刻画中国金融制度结构的动态演进，并更加贴切地反映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由外生性金融和内生性金融共同组成的金融体系，如果该体系能够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且其结构也在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动态变化，最终促使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逼近潜在增长速度、经济实际发展质量逼近潜在发展质量，则这种金融制度结构就是最优的。因此，在制度金融学的视野中，不存在僵化的、先验最优的金融制度结构。所谓接近最优的金融制度结构，都是在动态博弈和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是经济社会各层级制度约束下人类活动在金融领域中的制度结晶和制度浓缩。

第十四章评价中国金融环境，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在高质量发展中金融和创新的意义。中国区域创新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金融环境对此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创新投入中的科研活动人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随着科研活动人员的增加，地区经济水平在不断地降低。一味地增大对科研活动人员的投入，不仅无法活跃创新氛围，甚至会抑制经济增长；研究与开发（R&D）经费内部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加，地区经济水平将显著增长。R&D经费支出的增加，意味着能运用新知识创造新应用的可能性较大，新运用的出现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规模对科研活动经费支出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负向关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R&D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经济之间的正向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金融环境能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前、中、后期的资金支持，促进区域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得出，在东部地区的产品销售收入对地区经济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R&D经费内部支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良好的金融环境削弱了产品销售收入与地区经济间的负向关系，加强R&D基金内部支出与区域经济的正向关系；在中部地区，科研人员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财政规模调整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创新和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广泛的抑制作用，但良好的金融环境对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第十五章基于新凯恩斯模型，评价在最优需求管理政策中不同冲击下的最优财政政策工具，为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工具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最优税收、政府支出规则，并比较了它们的福利差异。技术冲击、成本冲击下的最优财政政策工具仍分别是政府支出和税收。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包括产出缺口、通货膨胀、产出缺口与政府支出缺口之差。政策制定者如果只关注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此时最优财政政策规则以及实际社会福利损失会改变，但是技术冲击、成本冲击下的最优财政政策工具仍分别是政府支出和税收。最后，本章假设居民不能接触金融市场，此时技术冲击、成本冲击下的最优财政政策工具仍然分别是政府支出和税收，而且能实现有效配置。

第十六章基于新凯恩斯模型，评价在最优需求管理政策中最优区域间转移支付规则，为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工具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我们建立了一个价格和工资均为黏性的两区域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一国不同区域间的最优转移支付规则。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约束条件，不能通过征收状态依存的总量税及发行债券来满足财政约束，但是区域间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协调各区域政府支出，影响产出，进而影响整个一国的经济。最优的转移支付规则应使区域产出缺口差为0。这个规则和冲击类型无关。福利分析表明，转移支付能够增加一国福利。同时，比较了以钉住两区域产出缺口差、消费缺口差、价格通胀差及工资通胀差等四种简单规则的转移支付福利，发现以钉住产出缺口差的转移支付福利最大。此外还比较了债务援助和转移支付的效果。当受援区域只归还一部分债务及利息，债务援助效果和转移支付一致。当债务的利率高于无风险债务利率，债务援助效果不如转移支付。就主要参数的变化对转移支付福利的影响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随着本土偏好的增加，转移支付的福利增加。当不存在转移支付时，增加一国各区域开放度，促进经济融合，有利于稳定不对称冲击。随着消费产出比的增加，无论有无转移支付，福利损失均出现下降，但是转移支付下的福利损失下降幅度大于无转移支付时。对价格加成冲击和工资加成冲击的数值模拟也表明，转移支付能够改善一国的福利，最优的转移支付规则应该以消除两区域产出缺口差为目的。当冲击越持久、冲击波动越大及价格和工资黏性越大时，转移支付的福利越大。

第十七章基于新凯恩斯模型，评价在最优需求管理政策中不同风险分担下的最优转移支付规则，为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工具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当区域产品替代弹性不为1时，如果金融市场不完善，有效消费风险分担条件不再成立。这意味着转移支付更加重要。本章建立了一个两区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不同风险分担条件下的转移支付。本章给出了价格弹性时的最优转移支付规则。价格弹性下，非对称技术冲击时，完善金融市场不需转移支付；非对称成本冲击，完善金融市场与不完善金融市场均需转移支付。价格黏性时，完善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担条件不是最优的。不管金融市场是否完善的，均需转移支付。本区遭受技术冲击时，外区向本区进行转移支付，以减轻本区通货紧缩。随区域产品替代弹性的增加，技术冲击变动导致贸易条件改变的程度越小，转移支付相应减少，而且不完善金融市场下的转移支付幅度小于完善金融市场。本区遭受成本冲击时，本区向外区进行转移支付，以减轻本区通货膨胀。随产品替代弹性的增加，贸易条件对通货膨胀、产出的影响越大，转移支付相应增加来稳定冲击，而且不完善金融市场下的转移支付幅度大于完善金融市场。本土偏好越大，区域消费差异越大，越需要转移支付。

第十八章基于新凯恩斯模型，评价在最优需求管理政策中最优资本管制规则，为分析政府政策工具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管制受到重视。但是资本管制存在权衡效应，在稳定国内经济的同时，破坏了消费风险分担条件，这意味着资本管制存在着最优规则。因此，建立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浮动汇率下的最优资本管制规则。当国家间产品替代弹性为1时，实际汇率不再影响社会福利，弹性汇率制度可以抵御外部冲击，不需要资本管制。当国家间产品替代弹性不为1时，实际汇率影响社会福利，弹性汇率制度不能完全消除外部冲击，此时需要资本管制。资本管制应钉住产出缺口预期变动、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实际汇率预期变动。当预期产出缺口增加时，应减少资本管制，而利率应该上升，从而减少本期消费，导致产出缺口下降；当存在通货膨胀预期时，也应减少资本管制，提高利率，从而减少本期消费，降低产品边际成本，降低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贬值时，应加强资本管制，此时利率上升幅度小于不存在资本管制时，这也意味着资本管制下货币政策自主性增强。福利分析表明，当存在一个正的技术冲击或者负的外部需求冲击时，一国开放程度越大、国家间产品替代弹性越高，实际汇率对福利影响越大，资本管制应越强，资本管制福利所得也越高。

本报告是系列年度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的第15部。以往的报告分别为：

1.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

2.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5——宏观调控下的经济增长》；

3.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增长》；

4.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7——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5.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8——经济结构与可持续发展》；

6.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全球衰退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7.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8.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9.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宏观调控与体制创新》；

10.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11.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深化经济改革与适度经济增长》；

12.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结构升级》；

13.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6——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14.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7——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及其转换》。

本期报告的主编为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编为苏剑（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撰稿人有刘伟（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苏剑（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蔡志洲（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课题组成员主要包括邹士年（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新动能研究室副主任，第一章）、胡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章）、周景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第六章）、梁婧（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员，第六章）、赵晓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第八章）、陈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九章）、刘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第十章）、周治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项凯标（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第十四章）、蒋小仙（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第十四章）、杨晔（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第十四章）、邢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本报告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10JBG002）资助，部分专题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09AZD01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