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导论

不管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道路有多曲折，只要我们开始研究神经症，就一定会发现：人格的混乱与冲突，是一切神经症的根源。我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人，任何心理学研究最终都会指向这一点，所以，这算是一次再发现，每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很清楚，内心宁静、知行合一的人，是不会得精神疾病的，只有内心冲突不断的人，才会饱受精神疾病之苦。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无论症状是怎么表现的，神经症的本质都是人格的混乱，牵扯着人际关系的扭曲。正因如此，无论我们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做临床治疗，都要好好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弗洛伊德的伟大创举，也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尽管，他在自己的本能理论中并没有进行清晰的描述，但是他的传承人，也是他的研究者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哈罗德·舒尔茨·汉克等人，却对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做出了明确的定义。然而，他们对性格结构的本质，及其引发原因的解释，我却无法认同。

在研究了弗氏的女性心理学假说后，我发现弗洛伊德小看了文化对人的影响，事实上，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一般人脑海中之所以会有“男人应该威武，女人就该温柔”的观念，就在于文化因素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而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必然会导致结论的偏差。在过去的15年中，我对该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与埃里希·弗罗姆共事时，他对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的丰富知识，让我更加意识到社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女性心理学方面。1932年，我来到美国，越发坚信这一观点。在这里，我看到美国人的神经症与欧洲人的很不一样，可见文化因素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体地说，神经症，是由文化中人际关系的扭曲和紊乱带来的。

在写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那几年，我还进行了一项研究：神经症的驱动力是什么。这项研究最初遵循一些假说，比如，最先解答这个问题的弗洛伊德认为，是具有强迫性的驱动力，驱动出了神经症，这种驱动力属于人类本能，人们用它来获得满足感，回避挫败感。既然是人类本能，这种驱动力就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而且会存在于所有人当中，因此，人人都会患上神经症。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观点，神经症是因为人际关系的扭曲和失调引起的，那么，弗洛伊德“神经症的驱动力是人类本能”的假说，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结论是：只有神经症患者有强迫性驱动力，它是由孤独感、无助感、恐惧感和敌对感而引发，是患者应对世界的方式；它的首要目的，不在于获得满足感，而是为了得到安全感；它的强迫性，来自于内心的焦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我详细阐述了两种最明显的神经症驱动力——对他人的依附和对他人的操纵。

我其实一直很赞同将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但是，当我想要深入研究其精髓时，却发现自己必须走上一条与之相反的路。如果那么多弗洛伊德认为的“生物本能”，其实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那么多弗洛伊德认为的“力比多”（原欲），其实只是神经症患者对情感的病态需求，它们是被焦虑引发的，目的在于与他人相处时感到安全，那么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理论，显然就站不住脚了。

童年的经历固然重要，但我们应该从全新的角度来解读，因此，我有必要将我与弗洛伊德的不同思想，明确阐释出来，这份阐释写在了《精神分析新方向》中。

我对神经症驱动力的研究，在此期间仍在继续，我将其称作“神经症倾向”。在一本书中我详细描述了它的十种类型，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性格结构，是神经症的核心。在我看来，性格结构就像是一个宏观的世界，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组合而成，而每一个微观世界的核心，都有一种驱动力，即神经症倾向。这种观点有一个实际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面临困境时，精神分析将不再一味地把困境与过去的经历相联系，而是努力弄明白当下自己的性格中，正在相互作用的每一种驱动力。这样一来，只需要借助心理医生的一点点推力，甚至无须他们的帮助，就可以认清自己，改变自己。今天人们对于心理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能从中切实得到帮助的却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下，自我分析成了最好的补救。由于这本书中大篇幅讲了如何自我分析，有什么局限性，以及自我分析的几种方式，所以，我取名为《自我分析》。

当然，我的理论也并不是完美的。比如，对于个体倾向的解释我就不是太满意，我将这些倾向各自进行了详细论述，但是由于列举方式过于简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认为它们是孤立存在的，淡化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我看到了神经症患者异常地需要情感，需要强制性地表现出谦虚，需要畸形地与“伴侣”相处，但我没看到的是，这些需求叠加后，会形成一种对待他人和自己的态度，即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而他们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讨好他人”的性格类型。同时，我还看到，对权力和威望的强迫性渴望，与神经症患者病态的“雄心壮志”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大致构成了“对抗他人”的性格类型。此外，迫切需要“获得赞美”和“追求完美”，虽然符合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并且会影响到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是，它们首先且主要影响到的，还是患者与自己的关系。还有，神经症患者需要“利用他人”，但这种需求似乎不像需要情感和权力那样，属于基本需求。

我的种种思考、质疑和灵光一闪，后来都被证实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上。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我曾说过，神经症是通过不同倾向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产生的。在《自我分析》中，我也说过，神经症中这些相互矛盾的倾向，不仅增强了彼此的存在，也造成了冲突的出现。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冲突仍然被视为是一个次要问题。弗洛伊德虽然意识到了内在冲突的重要性，但他却把这些冲突看作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较量。而我所理解的冲突，则是另一种概念，它们在一些相互对立的倾向之间短兵相接，最初的冲突，体现在人们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越来越广泛，逐渐延伸到了人们对待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人格，以及矛盾的价值观。

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观察，我越来越认识到冲突的重要性，起初，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患者对自身的明显矛盾视而不见。当我指出这些时，他们变得闪烁其词，看起来似乎不愿意让我继续分析下去。后来，接触的患者多了，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对内心的冲突含糊其辞，是因为他们极度反感捕捉到自己身上的矛盾。当我点破这点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内心的冲突，立刻就会变得恐慌，我与他们打交道，就像是在接触“炸弹”一样，而这些“炸弹”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炸得粉碎。正是由于害怕这一点，患者才会支支吾吾，极力逃避。

随后，我发现，患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想方设法“解决”内心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否认冲突的方式“解决”冲突，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和谐，完全不承认冲突的真实存在。[1]

这些患者主要使用四种方法，来“解决”内心的冲突。

第一种是掩盖一部分冲突，把对自我的控制权，拱手交给对立面，并将对立面提升至主导地位。

第二种是“疏远他人”，保持孤独。现在，我们对神经症的疏远功能有了新的见解。疏远是由基本冲突引起的，但同时，也意味着患者尝试通过疏远，让自己与他人在情感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来“解决”冲突。所以，神经症患者的疏远，是病态的孤独。

第三种是“远离自己”，让真实的自己变得不再真实。这些患者会在心中假想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将冲突的每一个部分都粉饰一番，让人们误以为他们内心的冲突是自身人格丰富的表现。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许多神经症问题，这些问题曾经令我们感到棘手，难以理解，更不用说治疗了。譬如，过去有两种神经症倾向难以进行整合、分类，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追求完美的患者，其实是想努力达到理想化形象，而那些渴望获得认可的患者，其实是需要外界肯定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但这种理想化形象距离真自我越遥远，这种需求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方法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种理想化形象，会对整个人格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问题是，理想化形象与现实中的真自我存在着一条鸿沟，鸿沟越深，内心的冲突就越激烈，因此需要进一步修补。

第四种是通过“外化作用”，修补心理裂缝。很多时候，神经症患者会通过外化作用，把内心的冲突，当成是外面发生的冲突，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理想化形象，意味着远离了真自我，而外化作用则能修补这一心理裂缝，但也不可避免会引发出新的冲突，或者说，放大了原来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夸张地放大了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换言之，患者内部的冲突越激烈，他与外部的矛盾就越尖锐。

我将上面这四种尝试，称为神经症患者试图“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方法。它们在形形色色程度不同的神经症中，都有规律地发挥着作用，给人格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四种方法并不是全部，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却不具有普遍性。譬如，用“武断”的策略，来消除所有内心的疑虑；用严格的自我控制，来支撑一个已经被撕裂的人；用愤世嫉俗的态度，在贬低所有价值观的同时，消除关于理想的冲突。

原来，我对这些尚未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了解，现在却知道，各种各样的恐惧，空耗精力，道德沦丧，以及对感情纠葛深深的绝望等，都是尚未解决的内心冲突所带来的后果。

理解了神经症的绝望的重要性之后，我也明白了虐待倾向的内涵。神经症的绝望，是对真自我的绝望，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为真自我，所以才试图通过替代性的方法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而这种替代性的方法是对不能成为真自我的一种报复。心理健康的人不会虐待别人，只有被虐待过的人才会虐待别人，因为他对“做自己”已经感到彻底绝望了。在他看来，“做自己”就是被虐待。所以，这些人会强迫性地产生出一种永不满足的报复心理。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称之为“虐待狂”。

至此，一套关于神经症的理论获得了发展，该理论认为，基本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驱动力，分为三种：讨好他人、对抗他人、疏远他人。为了“解决”人际关系的冲突，患者从一开始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试图调和内心的冲突，保持自我的完整，不愿意遭受人格被分裂的痛苦。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虽然可以制造出一种假象的平衡，但新的冲突却会不断产生，需要他不断补救。所以，神经症患者是在绝望地“解决”问题，越“解决”，越绝望。他们每一次想要统一自我的尝试都是作茧自缚，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怀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远离自己和他人，最终的结果是，内心的冲突更尖锐，病情更严重，真正的解决办法越来越少。当患者感到绝望之后，为了得到补偿，他们只能采取虐待狂的行为，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新的冲突，让他们变得更绝望。

神经症的发展和它所导致的性格结构，构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还会认为我的理论是有建设性的呢？首先，它消除了那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认为我们可以用荒谬的简单方法来“治愈”神经症，同时，也推翻了神经症非常难治的悲观态度。称它为建设性的，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第一次一针见血地抓住并化解神经症的绝望，不仅能缓和，还能实际化解内心的冲突，有效地整合人格。不弄清楚这些理论，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努力“解决”内心冲突的尝试，最终都会遭遇失败，不但徒劳，而且有害。但是如果能够将性格中造成冲突的倾向，在真诚的平台上进行改变，努力成为真实的自己，就能真正解决内心的冲突，做到知行合一。一个人绝望、恐惧和敌视的病态心理，完全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在接纳的基础上获得改变，同时还可以降低患者与自己，与他人的疏离程度。

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的治疗是悲观的，这源于他并不看好人类的善良天性，更不看好人类的发展前景。在他的观念中，人类是被本能驱使的，这种本能是无法控制的，充其量只能“升华”，注定要遭受痛苦或毁灭，所以，他对神经症及其治疗不抱太多希望。但我的看法是，人有能力和意愿发展自身的潜能，变得更加优秀，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如果他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持续受到干扰和破坏，情况就会变得糟糕起来。随着认识的深入，我越来越坚信这样一个观点：只要人活着，就能不停地改变。

注释

[1]原注：全书中，我都将使用“解决”一词，表达神经症患者为摆脱冲突而做出的尝试性努力。严格来说，由于患者潜意识中拒绝承认冲突的存在，所以，他的努力并不是要去“化解”冲突，而是为了“掩盖”冲突，逃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