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布罗代尔夫人作）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译成中文已有若干年了。然而命运却安排作者最早作品《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下文略为《地中海史》）的中译本，远在其他作品之后，于今天才出版——虽然该书是作者最负国际声誉的作品，代表了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观点。人们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各自文明的特性以及局限，社会的演变和经济的偶然性，这一切在作者的历史观中远比政治因素重要得多。人们当初称之为“新历史”的东西，曾在历史学界引起广泛争论，现在我的中国朋友要我在这里介绍它的含义，作为本书的序言。

然而要谈论这种新的有关历史的看法，也许该首先谈谈作者本人。F.布罗代尔生于1902年，是一位巴黎小学教员的儿子，但实际上属于法国东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洛林的一个小村子他的祖母身边，布罗代尔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七个年头。他像一个真正的农民的儿子那样生活，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乡村手工活的一切（这种与土地的亲近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1909年七岁时，他来到巴黎父母身边接受教育，直到通过巴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段学习生活最终使他走上了地理学和历史学的道路。

很快完成学业后，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教师这一职业，从而迅速融入大千世界之中：1923年这位年轻的教师来到北非，首先在阿尔及尔待了十来年，之后到西班牙、意大利。他的旅行和档案研究为后来撰写《地中海史》做了准备；随后在巴西的三年中，他兴奋地体验了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那里尚带有殖民历史的色彩，但已被变革的强烈需要所震撼，而变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经济。

在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这段对世界进行思考和发现的时期，他找到一条与过去在巴黎的所有老师完全不同的路。他热衷于阅读一本当时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这本杂志是由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正如杂志名称表明的那样，他们为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将历史研究引向对社会、经济过去的和现在的重大问题的研究而战斗着。这就不仅需要人们摆脱直到当时为止占统治地位的纯政治史、纯制度史，或者称为“战役史”的历史，还需要人们对其他社会科学给予更多的关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这样便可以尝试一种“全面的历史学”，通过研究某个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观察者寻求抓住它们深藏的脉络，将之重新安排在周围总的环境里：当时的经济气候、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相互状况、文化的分量（远的，传统文明的影响；现时的，文学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影响）。

这一创建打破不同人文学科界限的全面历史学的抱负，一直是30年代年轻的《年鉴》杂志论战的中心，它一直伴随着布罗代尔十余年关于《地中海史》的论文计划。这一他后来称之为“更伟大的历史学”的东西，将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然而命运使他意外地与《年鉴》杂志接近。当他于1937年11月返回巴黎时，正巧与吕西安·费弗尔同乘一条船（当时还没有横越大西洋的飞机），在长达三周的横渡途中，他与费弗尔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很快成为该杂志的撰稿人。

同一时期，他已在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档案馆里收集了撰写论文所有必要的材料。当他正准备动笔时，1939—1940年的战争爆发了。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但法国的战败致使他于1940年至1945年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在那里他几乎全凭记忆撰写了这部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巨著。与此同时，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深受被俘期间被动的长期思考影响的历史观，通过这种思考他认为那些最悲惨的事件（他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之一粟：要努力看得更远，了解正在迫近的命运的意义，可能的话，还要保持希望。

难道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一历史观吗？它是建立在同一社会内部几个叠加的历史层面之上，每个历史层面以时刻变化的节奏展开；非常缓慢的、几乎世代不变的历史，以几乎不变的地理景观和某些文明的传承强加于所有人类集团——这就是布罗代尔经常称做“长时段史”的东西；变化较为迅速、尽管还是节奏缓慢的历史，以几个十年的长周期，40年、50年，改变着有时是动荡着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循环的历史；最后，是飞快变化的历史，每天充满多变的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历史，在西米昂之后，布罗代尔将这传统的历史称为“事件”史。这三种历史同时存在，就像潮汐深处运动之上的波浪。

在这种历史观里，文明具有特殊的地位。当然，文明也在变动，比地理空间强加的僵硬界限要活跃得多。然而透过文明的历史表面的演变甚至是变革，它们的某些持久性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它们记录下来。我们每人身上都有这样深深埋藏的痕迹。它使我们各自采取不同的常常是无意识的态度，是我们通过语言、饮食习惯（有“小麦文化”、“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所有存在的一切与诸多渠道继承下来的。这些几乎消除不掉的特点有时使文明之间彼此强烈对立。

就这一观点而言，地中海是个特殊的观察点。因为很久以来，东、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在阿拉伯人入侵后的13个世纪以来，演变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一直处于对峙状态。通过所有的历史变迁和现代经济的变革，它们之间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根本冲突，似乎是难以消除的，随时准备重新出现并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

F.布罗代尔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个深奥的基础上建筑自己总体世界观。中国厚重的文明一直在引起他的特殊兴趣，这个千年文明经过了它历史的所有动荡——包括人民中国的动荡，保持了自己特殊的连续性。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于1963年所写关于60年代的“当今世界”的著作，专为18—20岁的法国学生而写）的一个长篇章节以及1979年所写、于1993年译成中文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里多次要解释这一现象。

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双重问题：明代的中国为什么在发动一系列海外远征并取得成功之后（这早于欧洲人绕过好望角），错过了或者说拒绝了对外扩张的机会？为什么她选择了闭关自守？另外，中国出于什么原因，在很多主要技术（例如冶铁、印刷、造纸或纸币方面）上领先于欧洲几个世纪的情况下自满于保持这些优势而不是发展它们呢？除了有自己明确地位的政治问题的次要作用外，这些问题对他而言恰恰是文明带来的问题。

布罗代尔一直保持对中国关注的证明之一就是他在50年代，在他长期领导的高等实践研究院里创建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在这个中心里他吸收了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问题最好的法国专家。这个中心在巴黎至今还在。

我坚信，倘若F.布罗代尔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

我更确信，他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译成如此美丽的文字，而我们西方人很不幸，看不懂这些美丽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