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章小结_隐忍的崛起：基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QQ阅读女生古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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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章小结

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一定会受到基于权力均衡的联合遏制吗?答案是否定的。“腓力陷阱”理论认为，海陆复合型大国在崛起进程中遭遇严重逆转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与海权霸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在于其周边陆权邻国蛰伏的能量被唤醒。研究“腓力陷阱”的目的在于警示我们，在面对海权霸主无差别制衡的情势下，崛起大国并非获得更多的陆权就能避免，而是在于它不可能再获得更多的陆权。“腓力陷阱”反映出崛起大国过度迷恋单一军事手段，试图凭借成本高昂的军事手段包揽本属于成本低廉的外交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从而自我封闭了其他政策选项。处于其中的崛起大国终将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被内向坍塌的权力架构所埋葬与反噬。

对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来讲，它所面临的制衡不仅与客观的权力结构有关，同时更与主观的战略选择有关。第一，当它发展成为陆上“两极结构”中的一极时，海权霸主倾向于对其进行选择性制衡。在这种情况下，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最佳的战略选择是让两极中的另一方成为海权霸主“知觉警觉”的责任承担者。倾向于发展海权的一方会由于更有可能激活“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而遭到海权霸主的积极制衡，同时，专注于陆权均势的一方则可能成为海权霸主积极拉拢与绥靖的同盟者。第二，当它逐步发展成为陆权支配性大国时，海权霸主会依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其展开无差别地积极制衡。但值得注意的是，海权霸主对支配性陆权强国的制衡不仅需要“知觉警觉”所产生的意愿，更需要联合其周边陆权邻国充当战略抓手。因此，如果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放弃追求绝对的陆上霸权，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的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的作用下促使周边国家争相推卸责任，从而使海权霸主在陆上无法寻找到足够参与制衡的战略抓手。由此可见，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摆脱“腓力陷阱”的最佳方式是积极运用外交手段维持自身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的相对优势地位，或利用周边大国融合威胁的“知觉防御”与其构建多元安全共同体。相反，对于海权霸主来讲，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武装中立的大陆联盟，它便丧失了构造海陆两线制衡模式的根本可能性。

自美国成为全球海权霸主以来，其大战略的核心就是阻止任何单一强国控制拥有无限战争潜能的欧亚大陆的任何一端，否则它将无法抵挡这一强权的进攻。美国为何对欧亚大陆出现支配性大国如此敏感?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二战”时期是什么支撑了日本帝国同美国长期的战略僵持?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强劲增长的重工业。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了其重工业的高速发展?答案是日本通过控制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中国的东北地区，成功地将其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大部转向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内在需求。倘若仅仅控制亚欧大陆一隅的日本都能产生如此大的地缘战略效能，那么听凭任何一个洲级大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而无动于衷，对于美国这个“离岸岛”来讲简直就是噩梦降临。正如“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强调的：“苏联的目标是控制欧亚大陆，十年内若爆发战争，它便可以凭借这个极其庞大的陆权基地进攻不列颠和北美大陆。”[37]因此，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知觉警觉”表现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倡导的对苏联全面的遏制与推回——没有能力应对美国规模庞大的经济、绝对领先的工业技术、垄断的核武器、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尤其是可以让美国B-29和B -36远程战略轰炸机从英国基地、英国控制下的开罗-苏伊士基地和日本冲绳基地[38]对苏联西、南、东三面同时进行核打击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可往返北大西洋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航母打击群的苏联在“冷战”初期则明显带有“知觉防御”的特征，“冷战”结束后则表现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防范逐渐加深。早在1997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中国认定为21世纪美国全球竞争对手之一。[39]2006年发布的《评估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中，中国的军事能力对美国构成潜在竞争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美国不加以预防和反制，中国很可能发展破坏性军事技术，从而颠覆美国在传统武器领域的优势。[40]美国对陆权支配性大国的战略防范意识深刻地反映出“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对其安全认知与战略选择的内在影响。

“腓力陷阱”的理论模型也能够很好地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大国行为。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地区，虽然苏联先后实行“新思维”和“一边倒”的政策，但是由于其仍是欧陆支配性大国，因此，海权霸主美国仍基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而继续对其进行战略遏制。但随着北约东扩到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这已触及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红线——自然会激起俄罗斯的强势回应。面对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强势，北约内部以法德为代表的欧陆近邻更倾向于“知觉防御”的融合威胁或避免冲突升级的推责战略。虽然英美两国对俄仍倾向于积极遏制，但由于它们在北约内部难以找到像德法这样的西欧陆权大国作为战略抓手，因此也难以在打压俄罗斯问题上取得除经济制裁以外的更大成绩。

在东亚地区，“冷战”结束后，中国逐渐积聚起陆权优势。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角度观察，中国崛起自然会遭到美日等海权国家基于权力结构性的积极遏制。同时，由于中印之间存在着被历史记忆捆绑的现实领土争端，因此，与中国交战失败后的印度——就像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一样——并没有表现出基于“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的推责，而是积极同美日合作构造“印度（陆）—中国—美日（海）”的制衡结构。因此，如何运用外交手段缓解同周边陆权大国印度之间的战略分歧——这种战略冲突是最可能将中国拖入海陆两线压力的“腓力陷阱”——将成为未来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努力解决的重点。

由于中国政府积极同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周边邻国解决了边界划分问题，同时更由于中国长期奉行“睦邻、安邻、富邻”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使周边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大国更倾向于同崛起的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因此，虽然美日基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试图对中国采取积极的“亚太再平衡”，但因中国灵活的周边外交而无法拼凑出足够强大的海陆两栖制衡体系。可以说，防止美日在周边寻找到愿意参与联合制衡的陆权大国，是中国未来保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基础。只要中国在亚太地区继续扮演“温和的巨人”——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争取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同时深化同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同时避免因战略冒进而使周边小国感到安全威胁，美日便仍然难以在中国周边寻找到足以用来制衡中国崛起的陆权同盟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年龄结构更趋青年化的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数量第一的大国，这意味着印度对于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战略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中印短期内难以达成历史性和解的前提下，中国仍需要密切关注美日印三国之间的战略接近，以及这种海陆联姻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的潜在压力。洞朗事件后，美日便顺势加紧了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步伐。2017年9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了任内对印度的第四次访问，意在通过加强防务领域的合作提升日印关系。对此，《印度快报》援引专家的分析称，印度和日本的伙伴关系将是“组成一个大的抗衡中国联盟的基石”[41]。9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也随即访问印度，并同印度总理莫迪（Modi）、印度新任国防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举行一系列意在促成军售大单、机制性合作及构建“重大防务伙伴关系”的会谈。

鉴于美日对华战略是基于权力结构性的无差别制衡，那么中国能否构建一个让周边国家自愿参与的大陆同盟呢?国际关系史上仅出现过两次短暂的大陆国家对抗海权国的权宜同盟，一次是对抗威尼斯海上霸权的“康布雷同盟”，一次是对抗英国海上霸权的“武装中立同盟”。两次同盟的共同点在于：第一，海权霸主的战略冒进侵犯到每一个陆权国的核心利益；第二，这种大陆同盟的建立是自发性的，而非基于陆权霸主的强制力。而这两个重要条件对于今天的中美两国都不适用。事实上，“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不仅意味着陆权邻国倾向于相互推责，还意味着它们在海权霸主同陆权支配强国鹬蚌相争时更倾向于作壁上观。除非美国对中国的陆权邻国均构成明显的军事威胁，否则它们更倾向于将崛起的中国视作规避美国霸权遏制行为的推责对象。因此，中国也很难在周边大国间构建一个以自身为主导的、持续存在的大陆同盟。

“腓力陷阱”属于大国崛起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微观理论，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阐释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更在于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中国规避“腓力陷阱”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陆权的过度伸展迫使周边陆权大国因感到恐惧、羞辱而加入美国基于权力结构性所构建的对华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能增加中国崛起的成功机会。

[1]Alexander Rosen,“Change in Perceptual Threshold as a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Organism”,in M.D.Vernon,ed.,Experiments in Visual Perception,Baltimore:Penguin,1966,pp.395 -407; Jerome Bruner,“On Perceptual Readiness”,Psychological Review,Vol.64,No.2,1957,pp.123-152;Rechard Lazarus,Emotions and Adaption: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98.

[2]Irving Janis,Seymour Freshbach,“Effects of Fear-Arousing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48,No.1,1953,p.92; Irving Janis,“Effects of Fear Arousal on Attitude Change: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in Leonard Berkowitz,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67; Howard Leventhal,“Findings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Fear Communications”,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5,No.5,1970; Kenneth Higbee,“Fifteen Years of Fear Arousal:Research on Threat Appeals:1953-1968”,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72,No.6,1969,pp.426 - 444; Chester Insko,Theories of Attitude Change,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7,pp.34-43; 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17,pp.373-378.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40页。

[4]James Forrestal,The Forrestal Diaries,ed.Walter Millis.New York:Viking Press,1951,pp.370 -400; U.S.Delegation Minutes,29 Aug 50,FRUS,1950,3:pp.1135 -1137; Acheson to Embassy in France,17 Oct 50,FRUS,No.3,1950,p.384.

[5]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

[6]腓力二世（Philip Ⅱ）（1527年5月21日—1598年9月13日），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1556年—1598年在位）兼葡萄牙国王（称菲利普一世Philip Ⅰ,1580年—1598年）。

[7]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p.52.

[8]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1页。

[9]Garrett Mattingly,Leonard H.Mattingly,Richard G.McCollum,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Boston:Houghton-Mifflin,1984.

[10][英]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1]对于支配性地位的界定，本书参考了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及清华大学孙学峰教授的研究成果，将一国的实力与周边次强陆权国实力比大于或等于1.25的崛起大国定义为陆权支配性大国。A.K.F.Organski,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49.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12][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5页。